董瑞雪所在的打楼板小组的男工们，对打楼板有自己的说法，把预制楼板说成是脱大坯。
这是从两方面说的，一是打楼板劳动强度大，跟和泥脱坯的活儿比较相似，常言说，脱胚搭墙活见阎王，就是指劳动强度而言。
二是楼板是盖房用，坯也是盖房用。
只不过楼板大一些，是扩大了的坯。
上班，他们说，走，脱大坯去。
打好一个楼板，他们说又脱成一块大坯。
小组的男工们对董瑞雪都很友好，也很照顾，他们认为脱大坯的活儿不是女人干的。
组长跟董瑞雪开玩笑，说脱大坯这活董瑞雪干不长，顶多干到结婚。
董瑞雪现在不适合听别人跟她开玩笑，听了不但不笑，还把脸沉下来了。
她问为什么，组长没说为什么。
其他工友也没说为什么。
但他们在交换眼神儿，在笑，似乎他们都知道为什么，只有她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董瑞雪有些生气似的，要他们肚子里不要冒坏水，小心震动器把他们的肚皮震破，把耳朵震聋。
董瑞雪说到肚子和耳朵，似乎跟他们未说透的笑话有些连带，他们的样子更得意了。
董瑞雪赌气走了，到厕所去了。
等董瑞雪回来，组长才对别的工友说，震动器的嗓音是害人的东西，胎儿的小嫩耳朵最怕听震动器的嗓音了。
董瑞雪这才明白，组长为什么说她顶多干到结婚，才明白他们肚子里憋的笑话是什么，她觉得应该恼，没恼出来，她的脸却红了。
组长的估计不完全对，董瑞雪脱大坯只脱了五六个月，结婚的事还没有影儿，她的工作岗位就变了。
厂里恢复成立了工会，工会缺一个干事，调她到工会当女干事去了。
工会主席找她谈话时，她一开始不敢相信，到工会就是以工代干，就是坐机关，这样的好事怎么会轮到她头上呢！工会主席姓龙，是一位很和气的老干部。
龙主席问她，知道找她是什么事吗？董瑞雪心里打鼓，神情紧张，摇头说不知道。
龙主席说，工会的工作大有可为，需要补充新生力量。
龙主席的话她竟没有听进去，说她除了上班，就呆在宿舍里，哪儿都没去过，逢厂门都很少出，领导若不信可以调查。
龙主席见她误会了，才笑着说：“小董你这孩子，真是个孩子，你想到哪里去了！”龙主席把厂里决定调她进工会工作的事对她说了。
她看着龙主席，好像一时没反应过来。
龙主席问她有什么想法。
她眼里渐渐地含了泪，说没什么想法，觉得怪突然的，她一点也没想到。
龙主席说她应该想到，她是一名年轻的**员，工作很踏实，作风很朴实，经过多方面锻炼，思想也成熟了，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董瑞雪听着龙主席夸她的话，觉得除了**员还是她的一个虚名外，别的话都跟她的实际联系不上似的，一点自信也没有。
她问龙主席，她能干什么呢？龙主席表示相信，董瑞雪什么都能干，而且能干好，眼下工会正组织各车间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董瑞雪的任务是了解劳动竞赛开展的情况，把好人好事搜集上来，一个月出一期简报。
董瑞雪一听出简报，觉得这事情有些大，说她可不会写简报。
龙主席说那有什么难的，只要会表扬人，就会写简报。
龙主席说她不是在市委广播站当过播音员吗，念过那么多广播稿，那些话早就记熟了，简报比广播稿简单多了。
董瑞雪原以为她当播音员的事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得恍若隔世，连她自己几乎都淡忘了，不料那段事情还在人家嘴七，龙主席轻轻一提就提起来了，她如同被人揭穿了底细，神情顿时有些黯然。
龙主席大概意识到了董瑞雪不喜欢别人提起她当播音员的事，遂笑着给董瑞雪出了主意，让董瑞雪督促各车间把黑板报办起来，而且每半个月必须出一期，到时候，董瑞雪把黑板报上表扬的好人好事一摘抄，换成了工会的口气，简报不就出来了吗！董瑞雪看出面目和善的龙主席确实在为她着想，心里不由地存了一些感激。
工会办公室在楼上。
这座楼是一面楼，走廊上面有廊檐，前面栅有绿漆铁栏。
三楼工会办公室门口钉的写有红字的木牌，站在楼下就看见了。
楼梯是暴露式的，在楼的一头，踩着铁楼梯上楼，在廊下一走，楼下过路的工人看见他们裤腿飘飘的，人像是长高不少。
干部们来到楼上，也习惯凭栏往楼下看一看。
楼下是一个打成水泥地坪的篮球场，球场四周种有几棵法国梧桐，整体看像一个大院子。
董瑞雪小心地上楼梯，轻轻地在走廊上走，进了办公室就很少出来。
以前她天大从楼前过，从未往楼上打量过，她觉得办公楼跟她无关，楼上的干部也跟她无关，现在她居然也成了坐办公楼的。
她难免想起市委的办公大楼。
厂里的楼虽然和市委办公大楼不可比拟，但毕竟也是上楼，也是登高。
有时候她产生了一点错觉，把厂里的办公楼当成了市委的办公楼，觉得自己不知在哪里转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
她还是不能明白，自己凭什么就可以坐办公楼。
有人还在石坑里打石头，有人还在沙地上打楼板，这座办公楼就是用石头和楼板建成的，那些为建楼付出汗水的人，大多数没到楼上来过，而她却脱离了石坑和沙地，一下子就成了楼上的人。
她有些愧疚，觉得对不起那些一起劳动过的工友似的。
她买了半书包糖，去看望那些脱大坯的工友。
那些工友都变得拘谨起来，看见她只是笑，像是不知说什么好。
她给每个工友掏了两大把糖。
每个工友都把手抱在腹前，说的是同样的话，都说好了，够了，太多了。
组长接糖时，有两块糖从手指缝里漏到了沙地上。
组长弯腰捡糖，落地的糖还没捡起来，他一松手，捧在腹前的糖哗啦撒在地上一半。
董瑞雪蹲下身子帮他捡，让他把糖装进口袋里。
组长显得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
董瑞雪想起了李春光，想起了张国良，还想起了采石班的班长等许多人，鼻子突然有些酸。
她说，谢谢大家过去对她的照顾，欢迎大家到工会办公室去坐，话一出口，她的眼睛就湿了。
董瑞雪工作很勤勉，每天上楼很早，下楼很晚。
除了抄抄写写，打水扫地擦桌子，精心办好每一件龙主席交办的事，没事也呆在办公室里。
预制厂的工人星期天不休息，干部们也不休息。
干部们说是不休息，其实跟休息差不多。
他们到办公室呆一会儿，装装上班的样子，然后就上街买菜去了，回家去了，或几个人凑在一起，插上办公室的门在里边打扑克。
他们玩的一种打法叫打五百分，四人两个对家，对家很讲究心神领会和配合，哪方先打满五百分就是赢了。
他们不赢钱，不赢烟卷儿和糖块，赢的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满足。
他们打得很紧张，也很上瘾，白天打不够，有时晚上还接着打，打一个通宵的情况也是有的。
上班时若有人敲门，他们就不耐烦，说是学习呢，不开门。
晚上他们一般是转移到家里去打，天亮了再去上班。
董瑞雪不买菜，不回家，也从不到别的办公室串门。
有人到她的办公室串门，她跟人家说话也很少，几乎都是人家说，她听。
她也想对同事表现得热情一些，让座倒水都做到了，但就是无话可说。
工会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龙主席，一个就是她。
办公室是两间通房，中间放了一排木柜，算是隔开了。
龙主席在里面办公，她的办公室在外面一间。
外间还放了两张连椅，如有工人来访，外面的屋子也是接待室。
董瑞雪跟龙主席也很少说话。
工会订的有两份报纸，董瑞雪无事时就看报纸，从头看到尾。
报纸看完了，如同什么也没看，因为她什么也没记住，于是她再从头看起。
这天外面下雨，没有风。
雨下得不紧不慢，打在窗外梧桐树的叶子上沙沙响，一上来就有些连绵的意思。
天气阴暗，梧桐的叶子又湿又沉，看去有些发黑。
凉气从窗口阵阵袭进屋里，屋里便充满秋意。
董瑞雪冒着雨在厂区转了一圈，回来对龙主席说，各车间出的黑板报都被雨淋坏了，粉笔字变成了一塌糊涂。
龙主席说淋坏没关系，等天晴后再让他们出新的。
董瑞雪对淋坏的黑板报有些惋惜似的，坐在桌前，扭脸看着窗外的梧桐叶子，听着持续不断的雨声，渐渐地走了神。
她的神一会儿走到下乡插队的地方，一会儿走到石坑。
在李营和石坑，她都有过秋天的经历，都在落雨的日子里有过凄凉和欲哭的心情。
是秋雨的气息和声音使她的回忆有了凭借，把她拉回到过去的日子。
记得有一次下秋雨，她和李春光在采石场南边的一个麦秸垛头约会，麦秸垛掏得凹进一些，上面有一个革檐，正好可以避雨。
他们望着秋雨茫茫的远山和田野，在草檐下不声不响地站了许久。
后来，当两人对望时，两个人眼里都泪汪汪的。
龙主席吸着一支烟，从柜子后面转出来了，靠柜子站着，跟董瑞雪说话。
说这雨恐怕一两天不会停，说他的胃病，说他的女儿比董瑞雪还大一岁，也下过乡，现在铁路局印刷厂当工人。
闲话的方向不是固定的，后来龙主席问董瑞雪，认识梁书记吗。
董瑞雪一时不知梁书记指的是谁，问哪个梁书记。
龙主席说是铁路局的党委副书记。
董瑞雪说不太认识。
龙主席说，梁书记原来在团市委当副书记，今年夏天调到铁路局当党委副书记，名字叫梁建梅。
董瑞雪心里慌张了一下，仍说不认识。
龙主席说，怎么会不认识呢，梁建梅和她原来都在市委机关，应该认识的。
董瑞雪隐瞒了实情，说认识是认识，见面也打过招呼，只是不太熟悉，因为市委机关比较大，人与人之间交往也不多。
龙主席说，据说梁书记对董瑞雪还比较熟悉，这次董瑞雪调到工会工作，主要也是梁书记的意见。
梁书记听说董瑞雪还在车间当工人，就跟厂里的书记说，应该发挥董瑞雪的作用。
董瑞雪这才明白了，她之所以能调到机关工作，原来上面有人替她说话，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梁建梅。
真是山不转水转，她原以为自己已经走得很远了，原来并没走远，转来转去又转回来了，跟梁建梅转到了一起，成了梁建梅的部下。
她还有一点不明白，梁建梅身居高位，完全可以装作不认识她，梁建梅为什么要关照她呢？难道梁建梅同情她了？她有腿可以走路，有手可以干活，能走路能干活，就有碗饭听，不需要任何人同情她。
接受别人的同情，就等于承认别人是强者，自己是弱者，于自尊是不利的，同时还欠下一份无法还清的人情债。
董瑞雪的心情灰暗起来，比外面阴云低垂的天空还灰暗。
她有心提出不在工会干了，还到车间去当工人，又怕龙主席多心，怀疑她和梁建梅以前有什么恩怨。
实在说来，她和梁建梅是好说好散，了无牵挂，谁也不欠谁什么。
另外，她要是再去当工人，工人们也会刨根问底，无端地又会生出一些流言蜚语，不如暂且什么也不说，走一步算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