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班，董瑞雪见市委门口东侧的墙外站了一些人，在看什么东西。她脑子轰了一下，认定人们看的是布告。市委大院的院墙是青灰色，院墙不是很高，颜色却是铁板一块的颜色，看上去很严肃。院墙从东边走过来，快到大门口时，有一段墙往里斜了一点，形成一个斜面。那里会时常出现一些新贴上去的东西，如通知、布告、大字报，还有自称冤枉的上访诉状等。通告和布告一般会保留得时间长一些。而大字报和上访诉状之类，要是内容不合适，是不会过夜的，自有人撕去或者用水刷去。她想过去看一眼，证实一下自己的判断。但她不敢。她只能等没人去看的时候再看。
尽管董瑞雪往楼里走时不敢看任何人，她也能感觉到人们都在看她，目光异样，像是拿她和某个地方的名字对号似的。这使她更加认定，墙上贴的是布告。多少天来，她的心一直悬空着，不能落实。她像是等待一样东西，又像足等待某种结果。但她并没有深问过自己，所等待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她明白了，她等待的是对那个人的判决。
家里人已知道了她下乡时候的事，因为爸爸回来好几天了。妈妈对她怜惜有加，更加关心她的吃，她的住，她的冷，她的暖。妈妈小心得很，闭口不提过去的事，把下乡两个字都绕过去了。她不敢看妈妈的眼睛，妈妈的眼里是有泪光的，看了让人心痛。妈妈跟她说话的声音也是轻了又轻，颤颤的，像是不敢说，怕哪一句说错了，伤着了女儿的心。爸爸也没有说什么，对她没有任何批评和教诲，还是叫她的小名小雪，把从外面捎回的特产给她吃。董瑞雪看见，爸爸抽烟增多了，爸爸独坐的时候，脸上出现过严厉的表情。当爸爸和妈妈走进他们的卧室时，董瑞雪听见，爸爸对妈妈是粗暴的，有些怒不可遏。从卧室里传出的只言片语垦，董瑞雪听出来，爸爸已联合了其他一些受害女知青的家长，写了一封大家签名的信，强烈要求严惩那个坏蛋。爸爸还说，他见过那个人，一眼就认出那家伙不是好东西。妈妈一再要爸爸小声点儿，别让孩子听见。爸爸说着说着就使声高了。有一次，爸爸敲了她关着的卧室的门。她很害怕，以为爸爸要跟她进行一次长谈。她开了门，爸爸并没有进去，只站在门口对她说：“小雪，你记住爸爸一句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是我们的好孩子。”爸爸的话里显然是有话的，董瑞雪听出来了，她的眼泪忽地流了出来。
到了九点多，等大楼上的人都开始工作时，董瑞雪悄悄从楼里出来了，装作到外面的商店买一点日用的东西。出了大门口，她就往东边拐，一边走，一边漫不经心似地往墙上扫一眼，她看见了，那里果然贴着一张大字号的布告，下面落着那个县的名称，还有一个大大的红勾。她心里一凉，知道李河敏被枪毙了。她没有走到布告前面去看，因为那里还站着两个人。那两个人背着背包，一身尘土，看样子是来市委办事的外地人。她沿着墙边，一直往东走了。墙外是一片开阔地，离马路还有几十米。开阔地上种着三排树，两排松树，一排杨树。她走在两排松树之间。那个红勾已印在她脑子晕了。这好比她的眼睛是照相机的镜头，她的脑子是胶片，“镜头”一闪，红勾就摄进“胶片”里了。如果她的脑子不死，那红勾就一直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在她脑子里储存着。这种红勾在学生的作业本上是对号，表示所作的答案是正确的。而在枪毙人的布告上，这红勾表示的是勾销的意思，一笔勾销，这个人就不存在了。董瑞雪不知不觉在一棵松树下站住了，她心里跳得嗵嗵的，头有些晕，还有些恶心。那红勾在她眼前幻化成一个血团，血团一炸开，布告上就被四射的血迹沾满了。地上仿佛也流了不少血，一摊一摊的。她难免想到李河敏。有一次，在李河敏的家里，她对李河敏说，她要是怀了孕，就把李河敏揭发出来，告李河敏一个**罪，让人家枪毙李河敏。李河敏说，绝不会让她怀孕的，他知道怀孕的后果有多严重。李河敏又说，枪毙我对你有什么好，到阴间，我变成一个无头骑士，还会找你的。那时，他们是把枪毙人当闲话说的，有些无关痛痒。李河敏问她看过枪毙人没有。她说没有，枪毙人有什么好看的，她一辈子都不敢看。李河敏说他看见过。李河敏跟她讲了亲眼目睹过的枪毙人的场面。那是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反革命分子背绑着，在一个干河坡里跪成一排。持枪的人也是站着一排，离反革命分子很近，一杆枪对着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后脑勺。那时爱看枪毙人的人很多，一听说有枪毙人的消息，大家都跑着去看，像是去看大戏一样。去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一些闺女家。在行刑现场，树权子上趴着人，河堤上站满了人，河坡里的人更是挤来拥去，生怕看不清楚。好多背枪的民兵在刑场维持秩序，往圈子外面推人，喊着让人们往后站，小心溅一身血。当时，枪毙人使用的子弹，都是威力很大的炸子儿，炸子儿一射进入的脑袋，霎时就炸开了，连带着把人头炸得四分五裂。李河敏讲到，反革命分子中间有一个壮年人，是个疤拉头，枪毙他时，他还戴着一顶单帽子。据说戴着帽子赴死是他最后的要求，他要维护自己的面子。结果怎么样呢，随着疤拉头被炸开，那顶帽子竟飞到空中去厂，在看热闹的人群上头滴溜溜乱转。人们避之不及，那顶帽子落到一个闺女肩膀上去了。而那个闺女正是他们李营的，岁数跟李河敏差不多。人们对那顶帽子的说法很多，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认为那个壮年人的魂就藏在帽子里，不然的话，帽子不会飞那么高，更不会飞到人群里。依附着帽子的鬼魂之所以到人群里去，是死的同时要找一个垫背的，结果就找到那个闺女身上去了。那个闺女吓的得了黄病，一直黄皮瘪瘦下去，不到两个月，人就死了，李河敏说了那个闺女的名和姓，说村里有一个五保户老大娘，董瑞雪经常帮人家打水的，吓死的就是那老大娘的闺女。接着又枪毙了一批几十个反革命分子，所有的反革命分子临死前都要求戴帽了。而且各家给各家的反革命分子做的都是新帽子。镇反办公室的领导人坚决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不但不许他们戴帽子，还把他们每个人都剃成了光头。这样他们就没法找垫背的了。李河敏在讲枪毙人的故事时，有崞大人哄小孩玩的意思，故事里所包含的惊险成分，是为了吸引小孩的注意力，使小孩稍稍受些惊吓。看到董瑞雪有些害怕，他就微笑了。李河敏不会想到，他也会被枪毙。要是他想到自己日后也会被枪毙的话，他讲起枪毙人的事就不舍那么轻松了。董瑞雪是要求过枪毙李河敏，她相信爸爸和别人联合起来，也是要求枪毙李河敏。结果下来了，李河敏真的被枪毙。一般来说，枪毙的是哪个地方的人，只在当地贴布告就可以了。这张布告之所以贴到这个市里，并贴到市委大门口，显然是要对这个市里人有个交代，带有告慰的意思。这个市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那个县去接受再教育，那个县那个公社负责管知青的人却把一些好端端的女知青给糟蹋了，这个市的人当然不能答应。那个县的人为了平息市里人的民愤，就把李河敏枪毙了。这种跨地区的布告，董瑞雪不知道是什么人来张贴的，在这个城市，共张贴了多少张。董瑞雪不赞成把这个布告拿到这个市里到处张贴，枪毙了就枪毙了，换一种别的比较隐蔽的办法通知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就行了，何必把这种事情宣传得让世面上的人都知道。知道的人越多，她们的路就越窄，就越不好做人。作为受害对象，不知布告卜是怎样提到她们的？写到她们的名字没有？倘若写到她们的名字，那就更糟糕了，等于她们成了李河敏的垫背的，或者殉葬品。董瑞雪害怕看布告，又急于看布告。她在远处往布告那里看了看，那两个外地人走了，又从院里出来几个市委机关的人，一到布告前面就站下了。他们大概是专门出来看布告的。其中还有一个女的，从侧面看，像是梁建梅的母亲。布告一时是看不成了，董瑞雪在松树间往东走去。她拐过墙角，绕着市委大楼外面的马路转了一圈，转到人门西侧，才回去了。
直到下午下班之后，董瑞雪见网下里无人注意她，才到布告前匆匆看了一眼。她一看眼就黑了。布告上虽然没提到她的名字，却列了她的姓，并在董字后面打了两个叉，表示她的名字是二个字组成的。她数了数，上了布告的女知青的姓一共是七个，有的后面两个又，有的后面一个叉。这些姓中，董字只有一个。在七个姓氏中，她的董没列在第一，也没列在最末，是在中间。然而在她看来，她的瑞字是最显眼的。列了她的姓外带两个错号一样的叉，跟点她的名字差不多，她仿佛感到，自己连同耻辱，已经被钉在墙上了。她想把布告撕下来，扔掉或撕碎，瞥见在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正观察她，就没敢撕。赶快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