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红军东征遇阻后，毛泽东才开始考虑正式与蒋接触的问题。阎锡山不给红军让路，硬冲又冲不过，接下来恐怕要遭到敌人东西夹击，生存问题将更加突出。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在此时机发讨蒋令。策略上把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弄模糊了。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
从抗日反蒋并堤到在抗日的旗帜下讨蒋，预示着共产党根本政策的改变。4月9日晚。周恩来入当时还叫肤施的延安，与张学良密谈八小时。次日四时出城。谈判的内容是与东北军停战。张学良大部同意中共的主张，愿与红军互派代表常驻，愿为红军代办子弹等军需物品。主张红军前去经营绥远。但又表示在末公开表明抗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键点上。淮要是无条件地相信了敌方甚至旁观者的某种承诺，谁就是政治上的白痴。这种时候只有自救这一条出路。5月2日，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延长、延川、水坪地区休整，东征结束。扩大新兵八干人。5月18日．又发起了攻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西征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扩大红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曾养甫争得蒋介石认可后，向中共提出如下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它游击队则交国民革命军改编。第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第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第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国民党这一方案，比前一案艺术得多。也难对付得多。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红军东征受挫，但实力未损。仍有返内地之实力。从各方面收集的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对内蒙古和外蒙古不利，让红军主力开至内外蒙交界地区，一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的军事地区，继而在日军侵占外蒙时先与红军冲突，最后必导致苏联的干涉，使日本无暇也无力向南进攻。此案仅此一端足见系心血所做。有着这样一石四鸟的结果，文字上松动一些，在非原则的问题上作些让步，又有何妨？让你们去另辟捐土。免了“输诚”之名声。够仁慈了吧？答应改组政府，请你们这些抗日分子加入。够大度了吧？以你们区区几万人的实力想谋求一个平等的联合政府，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大鱼吃小鱼是千古未变的铁律。让你们的领袖在京城占据一席之地．已经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买卖了。你们起兵造反。为的不就是个荣华富贵？对日宣战了，军队没有一个统一的号令，这仗还怎么打？我们不难从这些温和的条文里，听出以上的口声。
我们不能不在这里感叹一声：中国的文字太玄妙了。把这四项条件和中共的五项条件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四项条件是针对五项条件提出的，在比较浅的意义层。国民党方面基本上在主要的方面作了让步，但词序一变，内容稍作增删。内涵却完全成了另外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最终仍要以南京为中心来统一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共产党自然不能接受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信仰的是共产主义，并且认定这是彻底拯救中国的良方，他们决不会为了个人的什么前途放弃这种终极追寻。夏明翰的《就义诗》这样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
至少，共产党的领油中，有毛泽东这样的人。他从来都没有放弃建立一个崭新政权的宏图大志。历史的进程将证明。蒋介石在1936年，以及以后的九年，对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所知甚少。他把毛泽东当成一个略具政治头脑的军阀看待，是个历史性的误读。
我们来看看毛泽东是如何评价国民党提出的四项条件的。
他在1936年的6月28日，通过电报对彭德怀等人说：“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我们出察绥蒙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实际上，这个时期日本国的野心正在膨胀，但他们军国主义的准备和发展尚处在“小康”阶段，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等于吃上了四菜一汤，上上下下都沉浸在得到中国东北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肥得流油的黑土地的狂喜之中，虽然已开始垂涎中国的华北，但对攻不攻东南亚和苏联仍属奢望。这时。他们对苏联的战备只是为了能专心致志经营中国的满洲。
尽管毛泽东看出了蒋介石“用心险恶”，但又无法不把目光集中在打通同苏联的通路上面。6月29日，毛泽东再电彭德怀指出：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的任务，可以选择的道路一是宁夏及绥远西，一是甘凉肃三州。西征的决心仍无改变，八个月来。红军的根本处境也没根本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双方的政治谈判就必须向前发展了。6月下旬，周小舟再到南京，提出如下内容的对案：第─，立即发动战争，保卫华北收复东北失地；第二，在第一条实现的前提下，红军放弃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同时停止对苏区的进攻；第三，确认抗战须有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前面两条实现后，只要有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指导地位；第四，现在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的提议。但在将来战时，共产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这样，双方的条件就十分接近了。经过几天的磋商和双方的让步，谈判代表形成了共同起草的《谈话记录草案》。草案的内容很接近共产党的对案。国民党方谈判代表谌小岑当即起草了一个协定条款，希望经两党领导人通过后立即达成协议。这一行动传递出了些许谈判代表当时的兴奋。且慢，不要忘记中国那个叫“好事多磨”的成语。尽管湛小岑的条款已较双方拟定的草案偏重了己方的利益多多。国民党上层领导仍嫌太大度，陈立夫挑灯夜战亲自修改、7月4日，正式交到周小舟、张子华手里的文件内容。已经散发着吞并的味道了。便是这样，国民党还强调指出这份文件仅供中共中央参考！双方进行十几轮唇枪舌战．到头来只弄出一份“参考消息”！可以想见双方谈判代表当时是何等的沮丧！张子华伤心透了，根本没有打算亲自去陕北送这份文件．他到了上海，把文件交给冯雪峰，垂头丧气地说：“方便的时候，你交人带去吧。
这一份文件几乎算是泥牛入海了。周小舟带着同样的文件回到北方局，刘少奇看后自然不会获得如获至宝的感觉。这份文件在北方局静静躺了一个多月。周小舟启程去陕北时。才又把它裹进自己的行李中。“参考消息”，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品味了一番“参考”的滋味。
在电报已经广泛使用的1936年的中国。一份文件的传递需要六十来天，除了说明它轻于鸿毛外，再寻不出别的意义了。
是的，谈判对国共双方的1936年夏初的确像个弃儿。“两广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几个月里很可能在梦里梦过几次红军。4月28日，陈济棠、李宗仁联合两广将领发表通电，表示誓死反对日本增兵华北。要求对日宣战。并调军北上。5月9日。两广北上军队前锋已抵衡州。6月22日，陈济棠当上了两广方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抗日救国联军总司令。李宗仁副之。蒋介石哪里还有工夫去管只有几万兵马的红军！两次“下野”的旧事还历历在目。第一次“下野”，李宗仁算是主谋。陈济棠那时还算是他的同志。1923年至1931年这八年间，蒋介石待陈济棠不薄，于1929年让他控制了两广。就成了“南天王”的美名。陈济棠也可以称作蒋介石的左膀有臂。1927年向他提出“清党”、“反共”的建议。1930年助蒋介石战胜了冯玉样和阎锡山。因1931年蒋介石软禁胡汉民，陈济棠跨入了和蒋敌对的阵营。成了逼他第二次“下野”的关键人物。随后。蒋、陈的合作就没那么“愉快”了，同志关系彻底消逝。1934年，陈济棠为保存实力。曾为红军让出一条生路。这两个人都是羽毛丰满举足轻重的实力人物。这个时候在后院放火，醉翁之意不仅仅在日本人，而且要借抗日之名逼他第三次下野啊！他一嗅就嗅出了别样的意味。一石三鸟！十三年后。蒋介石被桂系所逼。第三次“下野”前，曾说过这么一番肺腑之言：“共产党只要我的命。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不但要我的命，还要我的钱呀！”由此可以推断出蒋介石和地方各派系关系的实质：纯粹的相互利用。蒋介石从来没有在实力和人格魅力上完全征服他的这些合作者。综观蒋介石1949年以前的事业。他似乎从来没有寻找到怎样才能彻底折服部属的良方，除了他对黄埔系的控制卓有成效外。尽管他成立了“军统”、“中统”等恐怖组织威慑地方实力派领袖人物，但几无建树。他在这方面的失算，是造成他在大陆失败大悲剧的原因之一。作为一代帝王，他对中国沉淀了两千多年的博大精深的治人之术未增添任何新鲜的、可以作为后来者加以效尤的内容。他在处理内部关系上，倒更像一个维持会长。
请看：蒋介石又故伎重演了。他一手拿枪，一手拎着盛满黄金的盒子，背靠着日本人去处理“两广事变”了。7月4日。广东空军连人带机飞离广州投蒋。7月6日。两广地区大部分中央委员自广州出发至南京开五届二中全会。7月7日．陈济棠部第二军副军长李汉魂通电拥蒋。7月8日。政治上已臻化境的陈济棠的主要部将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一看机会来临，直飞南京。从此脐身国民党要员之列，接着，粤方邓龙光、邝文光等高级将领倾巢拥蒋。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7月13日，陈济棠被解除一切职务。五日后，他飞至香港，要求出国考察，行前表示一旦抗日炮声响，即回国共赴国难。蒋介石终于展开了皱了一个多月的眉头。他胜利了，都又失败了。胜利在于他时隔多年后又一次亲自控制了广东。失败在于他亲手扼杀了一次抗日运动。再次失去─部分人心。
他能如此迅速平息“两广事变”，只能证明对手太弱。事实证明。广东在他眼里，要比解决国共冲突重要得多。他在7月下旬，立即加派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令曾即日赴任。这个曾养甫，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国民党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十天前还曾答应去苏区与周恩来谈判。曾养甫南下，害得周恩来空等了十几日。
能查到的史料可以证明，毛泽东本人在1936年8月前、对政治解决国共冲突这件事并无多少热情。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干─些什么呢？
蒋介石签发解除陈济棠一切职务的这一天晚上，即7月13日晚间，毛泽东步行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外文部那儿间破旧的窑洞，看望本日刚刚到达保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斯诺后来在《复始之旅》一书中为我们留下了他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直到吃晚饭时。毛泽东才来。他用劲和我握了握手，以平静的语调寒喧了几句，要我在同别人谈话过后。熟悉一下周围环境。认识方位。然后去见他。他缓步挤满农民和士兵的街道。在暮蔼中散步去了。”
第二天。毛泽东出席了欢迎斯诺和马海德的欢迎会，并即席讲话。历史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表明是谁提出以这样的规格迎接一个普普通通的美国记者。但可以这么认为，这种做法很合毛泽东的心意。他们是第一批走进陕北红色苏区的外国人，让外交部出面接待来自西方大国的新闻记者，无疑会造成一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某种官方接触的事实。记者会用笔说话。且有很多听众。主办过《湘江评论》的毛泽东从来不乏这方面的**。毛泽东知道，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小。宣传的重要性。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在和国民党进行的多次宣传战中。他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彻底的实现。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且看他在1936年是如何身体力行地行动的吧！
据刚刚出版的《毛泽东年谱》记载：7月15日，毛泽东发表对哥老会的宣言，“欢迎各地各山堂的哥老会山主大爷，四路好汉弟兄都派代表来或亲来与我们共同商讨救国大计”，随后即会见斯诺，回答斯诺关于苏维埃政府对外政策的提问；7月16日晚九时至次日凌晨二时，同斯诺谈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问题；7月18日、19日，再同斯诺谈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7月23日，同斯诺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问题。在几次彻夜长谈里，一个卓有远识、热爱自己国家和人民、有家毛泽东的形象呼之欲出。更重要的是，斯诺感觉到了毛泽东身上散发出的无法抗拒的个人魅力。请记住“个人魅力”这四个字。这是每一个成大业的政治领袖天赋和后天努力所结出的果实。很多情况下。它只会创造奇迹。若干年后的今天，毛泽东的形象成百上千次地出现在外国作家和记者笔下，斯诺着名的《西行漫记》最先画出的一幅仍是最好的之一。“他歪斜在枣树下那片斑驳的阳光里。像一袋倒下的土豆。”这句描写和《毛泽东传》里这样一句话：“毛泽东是一个经常把社会主义这棵大树拔起来看看下面生没生虫子的一个人。”同样是描述毛泽东的经典。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做广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让我们回到国共和谈这个**的话题上吧。首先，我们要修正一下前面说的“毛泽东对政治解决国共冲突这件事并无多少热情”。他只是对这件事的是与非缺乏考究的兴趣，思索的是得与失这个实质。
正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直接干预国共关系这个问题了。
四
1936年8月10日，潘汉年接王明指示信在南京见过陈立夫，直接了解了国民党的基本条件后，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上午，潘汉年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来信的内容。
同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国共关在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又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保持党的独立性。尽管毛泽东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王明的来信迅速作出了反应。但还是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8月1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电示中共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共中央在此之前的“抗日反蒋”方针。主张提出“民主共和”的口号。面对这份电示，毛泽东是否有点哭笑不得呢？
很可能。
四个月前，他已在电文中提出过不再用“抗日反蒋”的口号。前一天，他一口气给韩复渠、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写了六封信，希冀各方面合力形成统一战线。晚上，又致信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要刘一有机会即做傅作义、阎锡山、商震、韩复□等人的工作。要这些地方派高级将领“干万注意”各自的军队在统──战线中的地位。再前─天，他还给杜斌亟、杨虎城写了倍，策划成立联合战线。为了能尽快实现抗日，为了能使共产党和红军能有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毛泽东倾尽了智慧。这世界上还有第二个人比毛泽东更会应付这种复杂的局面吗？你们在遥远的莫斯科向中国眺望，到底站着说话不嫌腰疼。毛泽东真的想骂娘了。
不能骂！且稍安勿躁，自由飞翔的一天尚需很多时日．还是忍一忍为好。红军势单力薄，无力对付眼下的险恶局面，还必须向靠近苏联的方向运动。“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统治的”这类语言。只能讲给那个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听．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人，还应该讲一些交往艺术和说话分寸。毛泽东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共产国际作一次自我批评。自我批评的语言出现在9月1日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里。指示称：“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同看待是错误的。……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三年后写出《矛盾论》的毛泽东，即便是一次“认错”。其强烈的个性十里之外仍可以嗅到。联蒋抗日时机尚未成熟，反蒋抗日已不适应当前的形势。那就用个“逼”字吧。“逼”字很好。能体现主次，能使自己占据主动，同时又能利用各种矛盾不致使自己失去那些根本不愿和蒋联合的可能的朋友。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l927年9月28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上，曾对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评价：我党有独立意见的要算毛泽东。8月25日，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责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此前已决定以潘汉年为先锋。周恩来为主将前去和国民党方面谈判。9月下旬，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让周恩来带去谈判用。
谁知国民党泼过来的却是一瓢凉水：两党并非什么合作关系，军队必须改编，和谈只能在7月4日陈立夫修改过的四项条件下进行没有丝毫的通融。
此时，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酝酿已久的西征宁夏即将进行，尽管毛泽东等人觉得国民党太霸道，还是答应同意谈判。因为这正是行暗渡陈仓之计的良机。10月14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子华：要蒋介石找个理由停止军队进攻，在进攻末停止时，先派在上海的潘汉年与对方谈判。
10月21日，国民党方面同意先和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这一天，红二方面军在平丰镇同红一军团胜利会师了。因彭德怀即将率部发起宁夏战役，毛泽东希望能在战役发起前谈判能对战役有所帮助，想让潘直接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以便早日惊动蒋介石，他于l0月22日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找陈立夫。
10月23日上午九时。彭德怀拟就的宁夏战役部署已变成电文飞至毛泽东的窑洞。这次战役的目的西渡黄河占领宁夏。
美好的愿望常常在转瞬间被严酷的现实击个粉碎。
且看看发生在南京城里，与共产党的心愿相吻合的一件大事吧：
彭德怀在起草作战计划上报毛泽东的同一天。宋庆龄、何香凝早拟了一份旨在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致抗日的建议书，拿出去征求附议签名。两天里，十几个领袖级人物在建议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其中有冯玉祥和孙科。这样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蒋介石。这份建议书如果传到各路诸侯那里，后果将不堪设想。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给这些人一个说法。如果将他们都召集在一起，不是太嫌自己的胆怯了？最好能找一个人来独对。对！这么办最好。和他们交个底，让他们去共产党那里当说客，一举两得。
可是，找谁来独对呢？有这种资格的，只有宋、何、冯、孙四个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遗婿，何香凝是廖仲恺的遗婿。辈高位尊，不是好相与的角色，弄不好就会妓她们当作逆种来训斥。找孙科独对？别逗了！虽说已经共和了，虽说蒋介石屁股下面坐的也不是偷来的江山，虽说他也可以毫不留情地整治过孙科，但他一想到和孙科单独坐在小客厅里促膝谈心，这心里就有点发毛。在儒家典籍里浸泡几十年，对曾文正公心仪几十年的蒋介石，脑袋里装的不仅仅是文稻武略，还有三纲五常的规矩。如果中国还在搞世袭，孙科就是名正言顺的皇上！合适的人选只能是这个冯玉祥。把兄弟加败军之将，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
让我们用最简略的白描录下这场对话吧。
冯：联共问题怎么办？
蒋(手抚茶杯)：同中共妥协问题，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去年年底已开始找他们了。
冯(面露诧异)：哦？这么说，你真的要实行三大政策了？
蒋(眉梢微挑)：先总理的遗训，我怎敢不从。都吵我不抗日，谁能来体谅我的难处？和共党妥协，有问题不好解决呀！
冯：人的问题？
蒋：这不是问题，从前大家一桌吃饭，一个屋子开会，后来才成冤家，现在再合一起，有什么不可以？
冯：是这个理。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党的问题？
蒋：这更好办。实行宪政，各党各派都可参政，共党当然不能例外。
冯：哪还有什么问题？
蒋(猛地一蹲茶杯)：军队。(乜了马玉详一眼)谁能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他们连改编都不答应，抗什么日！
冯(叹了一口气，似乎在想三年前抗日不顺的日子)：是难。你准备怎么办？
蒋(眼露亮光)：你能不能想法让他们服从呢？
冯：试一试吧。
蒋：我看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吧！
签名运动就这样不了了之了。蒋介石送走了冯玉样。目光立即化作两把利剑迅猛地刺向西北地区。10月27日，红军三大主力开始按计划集结。31日，国民党军陆续攻向靖远、中卫等地，红军夺取宁夏的作战计划被迫中止，主力被迫向东转移。黄河天险毫不留情地把红军割成了两块，红军的历史上出现了几乎可以作为悲剧注释的“西路军”三个字。
蒋介石忽然对和谈有了浓厚的兴趣．指示陈立夫立即找那个潘汉年。在他看来，红军除了签城下之盟．已别无出路。蒋委员长的感觉并没放大，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通夜不眠，焦急地寻找着出路。趋向中苏边境已无可能，眼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与蒋实现全面妥协。要么分兵重新打入内地。
这两条路都不是通向黄金牧场的坦途。
潘汉年不知道西北发生的突变，一心一意在上海寻找陈立夫。因为寻找的艰难，他已把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协议草案背个滚瓜烂熟。11月10日，陈立夫敲开了上海沧州饭店潘汉年的房门。
陈立夫和潘汉年这次会面．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富戏剧性的篇什之一。作为正式谈判代表，潘汉年肯定知道毛泽东的如意算盘，一见来人正是陈立夫本人，心里油然生出“柳暗花明又一材”的愉悦感，甚至没有去想一下陈立夫为什么这般猴急地亲自找上门来，立即把协定草案背了一遍。
陈立夫嘴角上挂着怪怪的笑，静静地倾听，像一只假寐的老猫。他已经判断出潘汉年对西北的新局面一无所知了，要让潘汉年表演个够，然后再猛扑过去，给对手致命的一击。
潘汉年结束了演说一般的陈述后，发现陈立夫像是睡着了，心存疑惑。不由得迫问：“陈先生以为如何？”
陈立夫大笑。笑得很开怀。用大笑消受够了胜利者的喜悦后，他说话了，用的是颐指气使的口吻：“我请你向贵党转达蒋先生的最新建议：第一，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二，目前可保留三千之军队，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才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军队问题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的各点都好办。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是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军事问题双方谈了要负责的。你我都无法决定此事，是不是请周恩来来宁和蒋先生一谈？”
这番话潘汉年听来真像晴天霹雷。
五
温习一下鲁迅先生的一句至理名言很有必要。鲁迅先生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后来的学者认为：鲁迅的思想有时所进至的深刻程度，几百年来无人出其右音。领悟了鲁迅先生的深意，我们就能避免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可能的迷失。大则革命运动。小则个人生活。无不在鲁氏三段论的制约之下。
11月11日，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汉年的电报。这一夜，毛泽东的窑洞里肯定丢了一地劣质烟的烟屁股。“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眼下这一关怎么过？无条件交出军队？十年前，毛泽东已经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了。眼下这几万人马可是共产党的**呀，万万交不得！这支军队能存活至今天，是用心血、谋略和几万十几万生命换来的呀！它是中国革命仅存的一颗火种，不能让它熄灭了！没有了它，共产党人的终极政治目的、社会理想、争取民族的彻底解放的理想，都将无所附丽。
蒋介石不是笨蛋，一掌打在毛泽东的腰眼上。笑话，蒋介石能不知道军队的重要：在战争叠起的时代里，能把几十上百个乱世英雄控制在自己的麾下，没有铁的意志和手腕。能办得到吗？解职出洋，真是一个创造性的手法！半年后召回量才使用？不过是个托辞。交出军队，就意味着流亡生涯的开始。毛泽东看了看身边铺着红毡的桌子，想起了美国人斯诺。一个月前，他和这个美国记者围着这张桌子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这几夜，他详细谈了自己的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历。想起了长征，毛泽东坐了下来，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藐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豪气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有小米饭可吃，有窑洞可住，有自己的地盘，比长征途中的情况要好得多。智慧尚有它的用武之地，还可以显出从容。他朝门外喊道：“要开个会！”
这一晚发生在毛泽东窑洞里的事情，以后的史料里没有记载。当事人(包括工作人员)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似乎把这一晚遗忘了。我们只有从第二天发生的事情中，感觉到这一夜的惊心动魄。第二天，也就是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南京对红军究竟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恩来出去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据张子华称，曾养甫曾有这样一案：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我方可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有什么容器可以度量这次让步所饱受的苦痛？抗日的事眼下不能考虑了，共产主义理想暂时还只能放在被翻得油腻的书本里。这些“发展”阶段的事业已经摆不到桌面上来谈了。必须面对生存这个难题。虽说共产党历来信奉以发展求生存的哲学，但在这一关键的时刻，需要来一点变通。
这次让步，无疑可看作困兽之斗。以对手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已丧失了全部的主动。“─致对外”，已经变成一个美丽的面具。
即便如此，能不能谈，也还未知。
11月15日，陈立夫接到中共中央致潘汉年的电报后，当即电邀潘汉年到南京再谈。16日晚，潘汉年匆匆忙忙赶到南京，陈立夫却失约了。不难想见潘汉年在1936年11月16日晚那种沮丧和绝望的心情。作为谈判一方的正式代表，面对这种令人难堪的冷遇，潘汉年嘴角上还能浮出年头在莫斯科见到邓文仪时的不可捉摸的笑意吗？陈立夫官邱前的马路上肯定留下了潘汉年叠了一层又一层的脚印。门旁的饱经沧桑的古槐树肯定还记得潘汉年每次叩响门环时，那支握惯了派克式钢笔大手的犹豫和颤抖。
陈立夫去了洛阳，归期不定。陈府的下人并没骗潘汉年，陈立夫去洛阳是蒋介石召去的，作为大臣，无法决定召见的长短。
如果潘汉年知道蒋介石半推半就，决定在洛阳过自己五十大寿这一事实，他还能熬过这难捱的等待吗？
蒋介石正在洛阳尽情享用事业达至顶峰时的风光。他这次出巡，京城几十位要员随驾。这时候，没有几个人能猜出蒋介石带这么多大员的目的。他的日记公诸与众后，我们才知道他这次已下定决心，准备彻底解决共党和红军问题。
中共中央想以曾养甫案为基础进行谈判的意愿。
陈立夫故作惊诧道：“是么？有过这样一案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潘汉年艰难地答曰：“曾养甫案由张子华转告中共中央。”
陈立夫摇头晃脑，“纯属子虚，纯属子虚。曾养甫作为我的代表和你们密谈，他有这样一案，我不会不知道。”
潘汉年自然不会去从陈立夫脸上寻找什么说谎的证据。把谎言当成真理讲出来时能回避掉七情六欲，是政治家最基本的功夫。陈立夫是什么角色，能在这些地方露出破绽吗？曾出产过“指鹿为马”典故的这片土地上，陈立夫的说谎是一种重复的就像第一万零一次把女人比做鲜花一样平常，等同于京剧里一个程式，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它的功能只是用来证明强食弱肉这个严酷的现实。
“要谈，只能在十天前谈的原则下进行。”陈立夫见潘汉年默不作语，补充道：“蒋先生这次又一次强调了。你们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名单由我们来提。”
历史从来没在这种情况下复制出“舌战群儒”的绝响。便是苏秦、张仪、申公豹在世，也无法改变这种格局了。潘汉年只能用高贵的沉默维护自己人格的完整，他在心里已经承认：这次会晤彻底失败了。
陈立夫完成自己政治家和钦差大臣形象塑造后．把自己的个性特征作了适当的表现，使得历史的记忆里多了这样一段变奏作为这一轮会谈的尾声：同一日。陈立夫让张冲告诉潘汉年说，坚持十日谈的原则，实在是蒋介石的本意。他个人也无可奈何，并为潘汉年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共过事，关系不错，如周去见蒋，条件或许可以斟酌。陈立夫后半生因政治失意，全身心投入中国文化的研究，对孔孟的迷醉，体他的政治家做得不很纯粹，但却得以长寿。现在以九十五岁高龄尚能操练笔墨。
详察历史后来的进程。可以说蒋介石错过了他梦寐以求的吞并共产党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因为从此以后。共产党再没提出过比这一次更低的价格。
历史不能占卜，历史不能重新选择。这个时候蒋介石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条件，是因为他已经有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从肉体上消灭共产党的时机业已成熟。进入11月下旬，他亲自到西北督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意图已路人皆知了。
中共中央被逼无奈，只好另觅出路。11月26、27日，两电潘汉年，拒绝由周恩来出面谈判，认为国民党无丝毫的谈判诚意。决定中止谈判。12月上旬，陈立夫和潘汉年再次会晤。陈文大表示出一些让步，同意保留三万红军，但其它条件不变。在蒋介石即将开始大规模军事进剿的前提下，这次让步只能看作是一种为战争服务的计谋。中共中央自然表示拒绝，决意以战争求和平。
12月4日，蒋介石抵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两部调至福建和安徽。
12月5日。毛泽东致函冯玉洋和孙科。鼓动冯、孙二人扯旗抗日。
毛泽东为什么要给这两个人写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能打响吗？且作疑案存下。
政治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在1936年12月。它刚满周岁的时候，完全变成了一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