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5年深秋，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远离了中国的心脏地区，已不再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些非嫡系军阀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这一年里，蒋介石的“安内”工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把共产党逐出江西后，中心地区已再无异己势力，通过对红军的围追，他又乘机控制了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数省。
若干年后，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成是蒋介石事业的巅峰。当然，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是不作这种评判的，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4，12”政变时更加反动，更加狰狞，他的法西斯独裁者称号的后面，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却拿起刀枪屠杀自己的同宗兄弟。这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评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数人认同。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沾染了太多情绪的评判，存在着误读谜宫一样的历史的危险。起码，谙熟历史曲学者们应该承认，评价活生生的天才的政治领袖，得与失的尺度要比是与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一文中，曾对臭名昭着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进行辩护，称这是“应付及迟缓日军的侵略，借以争取时间”，“我政府日夜准备尚感不给．忍辱负重以争取时间，既不能以准备作战之事实告国人，又不能轻易作孤注一掷，以求─时平抑国人之忿怒，正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因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取胜。陈立夫把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当成苦肉计，就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
那么，到底该怎样评价1935年发生在中国这些事件呢？或许答案就存在蒋介石心里。
他的肚子里盛的或许也是苦水。必须指出，蒋介石能获得1935年底的成就，并不是历史对他情有独钟。他走的也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路的两旁也是累累白骨。国父孙中山仙逝时，留给他的不过是当时并不强大的一支军队。在党内，他的职务甚至比同时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还要低。十年时间里，他依靠智慧作基础的阳谋和阴谋，依靠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权力的塔顶。北伐刚刚结束，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帜，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用三年时间终于把心腹之患共产党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国家终于有个统一的模样了。这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御侮”问题了。
在1935年秋天的蒋介石眼里，共产党已无力量与他全面抗衡，按照已经解决地方异己势力的经验，他决定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寻找共产党和解之前，他决定再作一些准备工作。华北五省已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装抗日不能不加以考虑。如要抗日，必须寻求苏联人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
11月中旬的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次短暂的秘密会晤，蒋介石表明如下两个希望：第一，希望中日开战时，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不损害日苏关系的前提下，能否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第二，希望苏联能促进中国在他的领导下的统一。以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领袖的地位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迫使中共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率。
从政治智慧的角度加以考察，蒋介石此举可谓──石三鸟。综观蒋介石的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在利用外在力量上有着超乎寻常的**，直到十五年后他到台湾小岛偏安，他才认真考虑了这种操作的得与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才能太职业化了，太清晰了，太理智了，以至于他无法获得百发百中的成绩。1927年夏天，他被挂系所逼，通电下野．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弄明白了“关系”对于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这年9月．他重游青年时求学的去处日本国，开始尝试这种办法。他成功了，在日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求得宋老太大对他和宋家三小姐美龄的婚事的默许，一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助他统一中国的承诺。
然而，这一次苏联对他送去的秋波却视而不见。大约过了五天，鲍格莫洛夫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中苏两国缔结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只是个松散的组织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力。历史没有留下蒋介石得到这个结果时的任何直接反应。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怀疑这种国与国间等价交换关系的真理性。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很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脸色。这似乎不能算作蒋介石个人的局限。或许蒋介石认为苏联没有回报他的秋波．只是觉得他这一头砝码太轻罢了。只能这么推测。因为翻遍全世界的史书，找不出任何无私的、纯粹的援助。有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利用的泼墨画卷，特别在这种战争纷坛的非常时期。或许在和平成为主旋律的时期，国家与国家间会发生纯洁得叫人心疼的友谊，比如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奉送受到自然灾害时的慰问品。这一次接触，无论是苏联还是蒋介石，都谈不上有什么可以视作道德规范的高尚动机。
但是，如果把这个插曲视作蒋介石的一次挫折，足以使他中止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就大错而持错了。这样认为，太低估了蒋介石的度量和承受力了。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反对派了，无论用什么办法使它臣服。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
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文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对照四个月前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抗日宣言，蒋介石发现中共也要改变政策了。
《蒋总统秘录》一书里，没有记载蒋介石对“抗日反蒋”口号的感受，事实证明蒋介石没有过细地注意王明讲话的用词。圣诞节后，蒋介石在官邱召见了邓文仪。
因邓文仪官职卑微，蒋介石不可能与他谈天说地，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邓文仪领了旨意告辞，在客厅门口又被蒋介石叫住了。蒋介石把玩着手中的日本茶具，良久不语。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终于，蒋介石站了起来，却仍没说话，背着手踱了一会儿，背着邓文仪说道：“日本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八十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人先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八十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
蒋介石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蒋介石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
过了元旦，蒋介石见到年轻的国母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
至此，蒋介石开通了三个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
我们不应忘记蒋先生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
否则，……
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在1935年底面临的现实吧。
一年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惨淡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向比较偏远的、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转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第一方面军所剩不足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入刘志丹等人开辟的陕北根据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已对红军发动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共产党和红军仍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率部南下后，红军实际上已经分裂了。11月底，中共中央已确定了靠近外蒙求生存的方针。“北上抗日”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标，眼下只能通过弯弯曲径才能逼近它们了。
12月1日，毛泽东复电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一万人，在四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空前的努力达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利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与外蒙靠近。”12月5日，毛泽东分别致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总参议杜斌丞，策动十七路军反蒋抗日，并希望杨、杜二人谅解红军前一段歼沈克师一个团的事情。
同是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联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从这些电文和信函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步履维艰的困窘。靠近外蒙，是为了在危难的时候不至腹背受敌遭聚歼，万一在蒙古兵败，尚可学马占山进入苏联，以备东山再起。推迟时间，是深感兵力不足，恐难打通靠近外蒙的道路。选择走山西和绥远，是为了争得民心，因为谁都知道，宁夏那时并没有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走山西、绥远，可以高扬抗日的大旗，出师有名。和正在与自己交战的西北军、东北军联系，是为了利用敌阵营内部的矛盾，寻求生存下去的另外的可能性。张国焘的电文如雪后之霜，真真把毛泽东、张闻天他们逼向了绝路。张国焘已撕破了三个月前两河口会议上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面具，**棵地要取而代之了。张国焘口发狂言，依靠的是实力！这时，红四方面军尚存近四万人，难怪张国焘要求坐第一把交椅了。7月中旬，张国焘已经让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一次了。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为我们留下了张闻天同毛泽东讨论如何满足张国焘在组织上提出要求的写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样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然而，毛泽东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以及这颗野心的硬度和重量。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不是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作报告，如果叶剑英没有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不堪设想的后果会把历史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
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并没讨论张国焘的问题。12月21日，毛泽东并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要林彪放弃到陕南打游击的观点，并要林彪到中央呆一个时期。表面上，在毛泽东等人的眼里，改变一个高级将领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要比张国焘另立中央还要重要。又过了三十二天，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无异于自绝党。自绝中国革命。但却只是电今张立即取消他的“中央”。重申并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并没给张国焘什么处分。“俄界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重视：“中央同张国焘作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作。”
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张国焘犯了弥天大错而能暂时逃脱党纪的严惩呢？只能是尚在他手中控制着的红四方面军的几万人。实力再一次显示出了它在政治和经济的搏杀中毋庸置疑的权威。
为了增加实力，党纪对张国焘网开一面：为了增加实力，取得信誉，红一方面军决定进行成败可能参半的跨河东征；为了东征后尚有退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去与张学良谈判。只是在这个时候，在陕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1936年2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发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还出现有这样的字样：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
卖国贼者，蒋介石先生也。蒋介石这一段演说尚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人的耳边回响：“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还没到最紧要的关头吗？北中国已差不多全部沦丧了！这不是卖国的老调又是什么？他们没有人会想到政治解决的绣球会由蒋先生本人抛出来，因为长征途中的血腥气还没散尽呢！因为每天都有红军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长眠不醒。
因此，在1936年的前半年，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十分希望政治解决，在行动上却更积极地和国民党前线将领发生联系。
二
1936年元月上旬，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他未及洗去征尘，立即俯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见上一面。
两方反目为仇已近十年了．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要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少政治家。终生都在非此即彼的明晰的选择中度过。一旦选择完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计划。在常态的政治运转程序中，他们翻来覆去的偏执的政治主张只能为历史增加一种新鲜的和声。但一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历史交响的主旋，血流成河、一片瓦砾的悲剧就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也借助这悲剧在历史人物志的大书里取得一席醒目的地位。王明就是一位唱过主旋律的政治家。至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促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1935年底的王明，像一只知道江水巳暖的鸭子，最早叫出了春的声音。秋天里，他组织撰写了《八一宣言》之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脱胎变骨。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公开刊登在共产国际办的杂志上。王明以他的绝顶聪明和超常的**，再次取得了政治家的成功，第二次国共关系合作史的首页上留下了他不容随便省略的大名。
然而，他却拒绝了邓文仪。是叶公好龙？还是因为他多疑的天性造成了这种犹豫？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在他以后的步履中，只要没患重感冒，很容易嗅到机会主义的味道。邓文仪是领了圣旨前来找共产党的，自然不会浅尝辄止。大约在元月9日前后，他找到了胡秋原。请胡代为说项。胡秋原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胡秋原也就具备了当红娘的资格──了解双方的底细。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
但决定先以潘汉年出面谈。这是谈判的规格问题，不再表明王明的个性。王明是领袖级别的人物，邓文仪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官，第一回合王明就出来，岂不是显得共产党太急不可耐了吗？见面时间定在元月13日晚，地点在“红娘”胡秋原家里。按照约定的时间，后来成为国共和谈共产党一方最早的正式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原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趁着潘汉年脱外套取帽子解围巾的空档，邓文仪仔细打量了这个对手：很年轻，相貌英俊，有一双招风大耳，两眼双眉的略略不对称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味道。大嫩了一点。邓文仪这么想着。心里略略存了轻视之意。且慢：那薄薄的双唇抿在一起了。两个微微上翘的嘴角已有几缕嘲讽泄出、邓文仪不由得坐直了身子，他在想：谈判不就是靠的一张嘴吗？
潘汉年刚一落座，随即单刀直入：“我受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邓文仪也不兜圈子，如实答道：“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此前。我们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礼拜，毫无结果。后来又想去四川或陕北直接和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接洽。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我这次来。可以代替蒋先生和你们谈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
潘汉年问得更直接了：“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邓文仪答道：“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全国共同抗日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潘汉年步步紧逼：“合作条件如何？”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没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几天后，王明在见邓文仪时，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形式，坚持共产党仍坚持着的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
王明等人自然很清楚，蒋介石更不会接受这种平等。受孕的时机尚未到来。元月23日，邓文仪拿着一张王明和潘汉年为他出据的介绍信回国复命，他被告知：你可带此信直接入苏区与中共中央协商具体办法。史料表明，这次秘密接触在双方都是一种不知所终的结局。从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中，看不见中共中央对这件事表示任何兴趣。双方仍在兵戈相见，兵不厌诈呀！只能作这种解释。邓文仪以后在国共谈判的舞台上再没扮演过任何角色，像一颗流星一样，消逝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在茫茫天幕上留下淡得无法辨清的一抹印痕。
如果不是一场大雪，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6年元月对蒋介石发出的和解信号的反应，肯定要热烈得多。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她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中旬，宋庆龄委托董健吾带一大包以她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她自己电台纳呼号密码，化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谁知天意唯违。董健吾抵西安后，陕西境内普降大雪，道路中断，他被困西安达四十余天。
2月中旬，董健吾在西安和肩负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不期而遇。张子华受覃振和湛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说起谌小岑，这里必须补叙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另一条线索发生的事情。1935年12月底．蒋介石的亲信、CC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通过湛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询对方的真正意图。
1936年元月，周小舟和吕振羽和谌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
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拟定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案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四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
谌小岑再找张子华入陕，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动因：曾养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养甫等人平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拢共产党主事的人。
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为了不辱使命。商量后，前去找西北剿总代总司令张学良求助。张学良已背恶名多年。现仍被迫进行内战，电询南京蒋介石证实董张二人所负使命之后，立即派专机将董张两位特使送抵延安。2月27日晚，两人抵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他们都来晚了，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领袖级人物只剩下博古一人，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等实力人物此时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红军东征。毛泽东作为亘古至今一流诗人的代表作《沁园春?雪》已在东征途中写就。他们出的价钱也太低了，只是来了解共产党“输诚”的条件。刚刚在词中把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个皇帝评说一个遍，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结论的毛泽东，像是一个“输诚”的人物吗？“输诚”是比较书面而又保护面子的一个词，它的同义词叫投降！3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等人，提出五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第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第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第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第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第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和蒋介石的和谈底牌相比，这五项条件要显得智慧得多、灵活得多。提抗日则顺应民意；要求先抗日则显示节操；倡自由政治与政体改革现目光之久远；重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能保平等和独立。蒋介石的底牌翻译成大白话则是：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招呼，别的什么都好说。在政治的交锋中，实力固然起决定性作用，但绝对不应低估斗争的艺术。艺术水准的高下，常常会改变结局。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以弱胜强的实例。
公正地说，蒋介石这个头并没开好。
3月5日，董健吾已完成全部使命，在瓦窑堡已无事可做，踏上了经洛川、西安返南京的漫长道路。同月16日，张子华从红军东征前线赶至洛川，也假道西安回南京。陕北苏区没什么珍贵的土特产回赠，两位特使带了林伯渠的亲笔信给宋庆龄、覃振、于右任、孔祥熙。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中共中央为什么不让董健吾带回书面的五项条件。这是一个疏忽？还是一种斗争策略？3月中下旬，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目的达到了。结果却让他哭笑不得，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共中央呢？董健吾只带回了博古口头转述的条件，张子华只有林伯渠写的信函数封，周小舟再次入南京像变魔术一样出示了有毛泽东、彭德怀共同署名的信件。陈立夫等人研究几日，依照多年来称“朱毛红军”推断出周小舟可能是红军嫡系。但这个判断又无法解释这个疑点：周小舟来自天津．他怎么会带着由毛泽东、周恩来签名的信函？
最后，这件事只好请蒋介石御断。蒋介石看着周恩来的签名，默思良久道：“这是真迹，周恩来写来字。总是写得瘦长、周字总是上瘦下肥。你们和这个周小舟谈吧。”
这番话说得陈立夫等人自叹弗如，暗自惊叹蒋介石的精细。周恩来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过几个月、事情又过去了十来年，而蒋介石却能记起周恩来字迹的肥瘦，足见不同凡响了。于是，国民党开始高度重视与周小舟等人的商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