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南怀瑾语录：佛并不具权威性，也不具主宰性。佛这个主宰和权威，都是在人人自我心中，所以说一个人学佛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正信是要自发自醒，自己觉悟，自己成佛，这才是学佛的真精神。
南老师告诫大家：如果你去拜拜祈祷一下，那是迷信的做法；想靠佛菩萨保佑自己，老实说，佛不大管你这个闲事，佛会告诉你保护自己的方法。这一点与中国化的精神是一样的，自求多福，自助而后天助，自助而后人助。
为什么“天行健”，就要“自强不息”呢？为什么“地势坤”，就该“厚德载物”呢？因为道家的观点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天地，这就把握了成功规律。
天地万物、世态人情都处于变化之中，这就像那句现代流行语所说：惟一的不变是变。在一个变化的世界里，人应该认清变化，因变应变，与时俱进，这才不致于落伍。
依道而行、追求变化的人，生命力是强健的、圆通的，他们以追求人生价值为目标，永不满足于现有成就，也永远不会安于现状。
云门禅师对上堂的众人说法：“我对你们只说一句话，乃是教你们直下承当。即使拈一毫而顿悟山河大地，也不过是剜肉作疮。别去抓捞那些空洞的东西，要在自己脚下寻找，不作丝毫的理会，也不带丝毫的迟疑。大丈夫做事应当独自承当，不可受人欺慢。”
他又说：“你们不要只知道吃别人的口水，记住一大堆废话，担着无数老掉牙的古董到处行脚，而且不管驴唇马嘴，四处夸耀自己什么都懂。就是你能从早说到晚又怎么样?死后阎王面前他可不会听你说。你们都是舍离父母、师长而出家，踏破草鞋，千里迢迢，在外面经冬历夏的人。你们要小心，不要因为图人一粒米而失掉半年粮。”
云门的话意思其实就是一个人只有自己来承当自己，才能真正走上解脱之路。没有别的路了，你剩下的只有向你自己求救，打开自己的心门，点燃那盏心灯，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避难所。
有一个信者在屋檐下躲雨，看见一位禅师正撑伞走过，于是就喊道：“禅师!普度一下众生吧!带我一程如何?”
禅师道：“我在雨里，你在檐下，而檐下无雨，你不需要我度。”
信者立刻走出檐下，站在雨中，说道：“现在我也在雨中，该度我了吧!”
禅师：“我也在雨中，你也在雨中，我不被雨淋，因为有伞；你被雨淋，因为无伞。所以不是我度你，而是伞度我。你要被度，不必找我，请自找伞!”
说完，他便扔下这个人独自走了。
自己有伞，就可以不被雨淋，自己有真如佛性，应该不被魔迷。雨天不带伞想别人助我，平时不找到真如自性，想别人度我。自家宝藏不用，专想别人的，岂能称心满意?自伞自度，自性自度，凡事求诸己，禅师不肯借伞，这就是禅师的大慈悲了。
道谦禅师与好友宗圆结伴参访行脚，途中宗圆因不堪跋山涉水的疲困，因此几次三番闹着要回去。
道谦就安慰他说：“我们已发心出来参学，而且也走了这么远的路，现在半途放弃回去，实在可惜。这样吧，从现在起，一路上如果可以替你做的事，我一定为你代劳，但只有五件事我帮不上忙。”
宗圆问道：“哪五件事呢?”
道谦非常自然地说道：“穿衣、吃饭、屙屎、撒尿、走路。”
道谦的话，让宗圆终于言下大悟，从此再也不敢说辛苦了。
谚语说：“黄金随着潮水流来，你也应该早起把它捞起来!”世间没有不劳而获的成就，万丈高楼从地起，万里路程一步始，生死烦恼，别人不能代替分毫，一切都要靠自己啊!即使是天皇老子，也不是要你什么都不干，眼巴巴等待援助之手啊。
天帝对一人讲：“在你危难时，我可以救你三次。”事后这个人果然遇到了危难，他被困在洪水之中。
突然，一条渡船经过，船上的人说：“上来吧!”他说：“天帝会管我的。”过了一段时间，漂来一段圆木，上面有人喊：“上来吧!”他说：“天帝会管我的。”又过了好长时间，一只大木盆远远漂来，他想去抓，转念想：“天帝会管我的。”
最后，他终于支撑不住落水淹死了。他的灵魂去找天帝，问：“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天帝讲：“我讲话是算数的，已救你三次，可惜你缺乏悟性，因此在劫难逃。”
南怀瑾说，没有一个方法可使一切众生皆入涅檠中，因为自性自度，佛也不能度你。神仙与佛，不过是自度的过来人；一切名师只是把整个经过的经验告诉你。人毕竟要自度，一切众生皆要自度。
中国古语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即是自己拯救自己，有了自救的愿望，才会奋起努力，克服一切困难，征服所有阻碍，老天自然就会暗中帮助你了。
归根结底，还是要你先发起自助的这个心愿，自我承当，直面现实，那才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伟丈夫的作为。
一日一心得
释迦牟尼佛在涅檠前曾说：“以自己为岛屿、为舟航、为明灯。”这是多么肯定“自皈依”和自己拯救自己的力量啊。如果我们不能回到自身中来，反求诸己，认识、接纳自己，转而肯定、提升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道及安心的法则，哪里又有真正的皈依处呢?
知其不可而为之
南怀瑾语录：孔子跟孟子难道是那么不知天高地厚、那么笨吗？连这一点都还看不通，好像那各种狗在街上跑失了，找不到家，变成野狗，灰头土脸地，连大便都吃不到，到处人家喊打，“戚戚惶惶如丧家之犬”；没有人养、没有人要，冬天到了还要给宰来炖狗肉吃。孔孟就是专干这种事，他们走这个路子，所为何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你看看我们的老祖宗、前辈圣人的行处，那比一般宗教主义还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菩萨的伟大行愿！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用在南老师的头上，是合适的。因为，南老师的理想也是实现不了的。南老师的一生，特别是后半生，他从教化入手，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化，要改变社会风气。南老师认为，在全世界的范围里，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经济，不是军事，而是化；下个世纪的最大的战争是“化战争”。他的这个观点，国际上有个别学者也在说，但那是站在西方的立场来对付东方的。而南老师从历史经验出发，认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应该以化为本。所以，他把弘扬传统化当作自己毕生的责任。我们拿他在台湾的情况来看，他做化事业做得很认真、很执著、很辛苦，也很有成绩，培养了成百成千的学生，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成功的。但传统化有没有在深入人心?社会风气是否因此而改观?当然没有。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孔子说：现在天下大乱，已是无可挽救；但如果天下太平。一切很好，就不用我们来改革现实了。我们追求的事业无法实现，我早就知道，但我就是要像那位做门卫的隐士说的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明朝有位叫张岱的，在注《论语》“石门章”的时候，曾经把人分为三种：愚人、贤人、圣人。他说：懵懵懂懂，没有认识到一定的事难以做到就去做，是愚人；精明洞察，知道一定的事难以做到即罢手不做，是贤人；大智若愚，知道一定的事难以做到而毅然去做，是圣人。
愚人一项我们这里置之不论。张岱说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是贤人，这话实在说得笼统了，忽视了很多质的区别。平常碰到具体的生活小事，做不到就不做，这自然是最基本的自知之明，比方说，世无常胜将军，所以体坛上二连冠、三连冠的高手，连得几次冠军之后，见好就收，不自己把自己摔进失败的低谷，就是一种必要的人生智慧。
但是，也有一些时候，事情不是这样简单。殷商之末，纣王无道，微子、箕子、比干三个人，比干出来提意见，被商纣挖了心；箕子披头散发装疯子，做奴隶保全了性命；微子干脆离开商国，一走了之。三个人行为不同，箕子、微子都是知道纣王不可改变，殷商大势已去，因而撒手不管的。微子是“虽降志而不枉己”，即虽丢下了对姬姓江山(他是纣王的亲哥哥)的责任，但并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箕子是“虽辱身而不求合”，即自己屈身受辱，但并不想投机，要往上爬。只有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实即不趋利害义)才可以说是贤人作风。但是，还有一种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看出某种情况严重，见风使舵，知难而退，并为自己的精明练达沾沾自喜，这种人是聪明人，但决不是贤人，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智慧，都用在经营一己的利害上。
贪生怕死、趋利避害，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尽得人之常情的人，也只能做个毫无英特之处的常人。常，就是平常；既是平常，就没有什么了不得，人人都可以做到。张岱所谓圣人，则与此不同。他们超出于平常人们的小聪明、谋身自处的小机智(在这一点上，他们确实大大不如平常人)，而为了某种追求、某种理想、某种道义，义无反顾，殚精竭力，成败在所不计。
孔子是这样的人。诸葛亮也是这样的人。《后出师表》说：不兴师伐魏，汉朝必亡；兴师伐魏，敌强我弱，也难救其不亡。但是，与其坐等汉朝灭亡，不如尽力伐魏。可见，曹魏难灭，汉室难兴，诸葛亮早已清楚地知道，但自从离开隆中，夺荆州，定西蜀，对外联结东吴，对内治军理财，最后六出祁山，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业虽未成就，但人类不顾切，精进向上的崇高精神，却因此而无限光大，成为一种取之不竭的财富!
知其不可而不为，这种谋身自处的精明机智满街尽是。
知其不可而为之，这种义无反顾的大智大慧实在是成事的必要的心理。因为，虽不能成事，却可成人。
“明知不可而为之”，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勾画。一个人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情是可望成功的，于是坚持干下去，最后果然取得成功。他固然是一个成功的人，但说来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不起。而一个人明知自己所从事的事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还可能取得成功，但他不是一丝不苟地坚持做下去，“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自己的信念和理想而献身。这就非常不易而难能可贵了。
就像愚公移山，又像西绪福斯把石头推上山坡，圣人何尝不知道“克己复礼”任重而道远，但却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而精神不改，晚年退居讲学，仍然以礼乐化为核心内容，为推行“仁道”而贡献力量。正如曾子所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正是这一方面的精神，突现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特征，与知其不可而不为的道家大相径庭。
在中国的古语里，没有比“知其不可而为之”更动人更悲壮的了。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某些情况下，会出现整体的不公正不清醒不健康的形势。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实力不足，一件事的能否成功太无把握。怎么办？是知难而退还是知难而进？
前边我们讲了一些做人的道理和原则，但是千万不要误以为学上一点高尚和高明，就可以得心应手，所向无敌，百战不殆，如入无人之境。不，不可能的，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标杆不是一跃就达到了的，你不可能什么都学会了学精了学妙了才做事情，你只有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在碰壁中，在失算与挫折、失态与丢丑中学习。
你做了十件事，其中最后一件做到了行云流水，游刃有余，无为而无不为，发必中，行必果，这也是值得赞美和满意的。那么前九件呢，你追求的是化境，做到的仍有生疏；你追求的是瓜熟蒂落，做到的仍然有些勉强；你追求的是不言之言，却仍然费了许多唇舌；你追求的是不战而胜，却仍然是颇费力气。这不但是不足为奇的，而且几乎是必然与必须的。
这说明什么呢？除了化境，除了因势利导，除了心平气和与理性的微笑以外你必须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必须在追求成功，追求高妙，追求高境界的同时具有不怕碰壁，不怕失败，不怕风险，不怕付出，更不怕投入的决心和勇气。
这里还有一点，沉重的一点，我必须告诉读者：虽然我坚信美德是必要的，智慧、光明、心胸和境界都是必要的和有着奇妙的效用的，但是这些好东西并不注定它一出现就所向披靡，它们的被承认，它们的发挥、运用和成功仍然需要一个过程。
一日一心得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孔子乃至这一类人的最好写照。这样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明知自己的理想很难实现，但仍痴情不改，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就付出一万份的努力。也正如屈原所说：“路漫漫而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道不同，不相为谋
南怀瑾语录：不向既成势力低头已是既成势力，投靠不上。不向反对的意见妥协既然反对，和他妥协也没有用。不向不赞成的人士拉拢不赞成的人拉拢了也不可靠。”
南老师执著追求自己的理想，他有一个独特的做法，是自己干，这是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他不同权力相结合，也不同豪门财阀相结合。南先生初到台湾时，全靠“煮字疗饥”，一直没有正式工作，过了十余年贫寒生活。但是，1966年他却拒绝了一个极好的工作机会。他应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有一次，他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时，蒋介石也在现场，受到他演讲中某些观点的触动，回台北后，即下令成立“复兴中华化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邀请南老师主持实际工作。这是一个多好的工作机会啊！名利权势的收获，胜于一纸私立大学的聘书远矣！但南先生非但没有欣喜拜受，反倒婉言拒绝了。因为这不合乎他的处世原则。他有意要跟政治势力保持一定距离。后来，他同别人谈起这件事时说，他是“以保持超然身份之故，婉辞美意”。
1976年，台湾“中国广播公司”邀请南怀瑾给员工讲授《易经》课程，每周一次。他讲了十几堂课，听众的反应很好，自我感觉也很好。那天，他正讲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广播发布的消息：蒋经国的长子蒋孝武接任“中国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演讲结束时，南先生对听众说：因有事要出门，暂时请假，待回来后继续讲课。就这样，他果断地中止了在“中广”公司的《易经》课程。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从此变成御用人，学术自由没有了，还不如躲着他们比较好。”
所谓“人各有志，不能强勉。”又所谓“燕鹊安知鸿鹕之志！”其实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
当然，“道”在这里的外延较广，既指人生志向，也指思想观念、学术主张等。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司马迁感叹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是各人追随各人的志向啊！”（《史记伯夷长齐列传》）
这是政治态度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司马迁又说：“世上学老子的人不屑于儒学，学儒学的人也不屑于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说的这种情况呢？”（《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这是思想观念、学术主张不同不相为谋的典型。
贾谊的《鹏鸟赋》写得好：
“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
“夸者死权兮，众庶凭生。”
孔子自己也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
“从吾所好”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卡尔马克思引用过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叫做“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吧！”
不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吗？
“道不同，不相与谋。”从“道”的本义即“道路”来说，“道不同”，即意味着人与人之间所取的“方向”或“目的”不同，以及达到“目的”的方式与方法不同，所以，“道不同”者，是不可能在一起共事与谋的。换言之，朋友就是“志同道合”者之谓，也就是朱子所谓“以义合者也”。因为人与人之间所崇之“义”不同，所以，又存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情况，那么，像“狐朋狗友”之类是否也属于“朋友”范畴呢？
从孔子强调“君子群而不党”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来看，那种以谋取私利为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比较固定的关系圈子，表面上看似乎是朋友，但是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因为孔子及儒家所讲的朋友是以“道义”为基础的一种人际关系类型。
孔子并不否认交朋友要有自己的目的性。但目的是为了“辅仁”，即彼此促进德行的提高，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上的利益。所以，不以道义为基础的人际之“合”都不能算是“朋友”的范畴。
一日一心得
“道不同不相与谋”是择友的一个重要原则。朋友是要志同道合的，志不同道不合那也只会南辕北辙越走越远。孟子说过：“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鲁迅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培根说过：“财富非永久之朋友，朋友才是永久的财富。”
做人是天下一等学问
南怀瑾语录：学问不是学，章好是这个人的学好；知识渊博，是这个人的知识渊博；至于学问，哪怕不认识一个字，也可能有学问作人好，做事对，绝对的好，绝对的对，这就是学问。这不是我个人别出心裁的解释，我们把整部《论语》研究完了，就知道孔子讲究作人做事，如何完成作一个人。
南先生给学生们立了一个规矩：凡到他那里听课的，都要给大家洗茶杯、扫地。不管学生是什么教授、博士，都要做这件“功课”。如果学生不会洗，不会扫，南先生就会示范给他看，比如洗茶杯时，要认真擦洗，不是冲一下就算。尤其是杯子内外面这一圈，嘴巴要接触的地方，很容易因细菌传染疾病，要特别仔细地刷洗。南先生以如此高龄，能够做这件事，其他人就不必摆什么教授、博士的架子了。
南先生说：“现在大专青年这类的事都是这样，从小就没有注意。扫地不知怎么扫，穿衣不知怎么穿，你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发现，我们常常将许多事情归诸于社会问题、教育问题、青年问题。其实社会没有问题。社会是个什么东西要搞清楚。社会是大家的，是由每一个人结构而成。不能将一些错误的事情，都推给社会，那是推托的话，自己不负责任。谁都不必负责嘛因为那是社会问题。但是，社会是谁管呢？谁都是社会，谁也都不是社会。所以，我就告诉那些从事新闻事业的同学，你们把这些什么社会不社会的问题，少讲好不好，不要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有的人毕业于名牌大学，不一定有学问；有的人从未进过学校的门，不一定没有学问。这并不是说读书没有用，而是说只会读书还远远不够。因为很多做人的经验、办事的技巧不是课本上能够学到的。只会读书，充其量获得了人生需要的30(百分号)左右的学问，而不读书的人，如果他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留心学习，也能学到人生需要的70(百分号)左右的学问。很多博士在事业上的成就远不及一些读书不多的农民，原因即在于此。
现在的教育体制主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在如何做人方面关注不够，即使毕业于名牌大学，将来走上社会，仍然会面临很大的问题。因为知识技能仅仅是应用工具，做人的学问却能告诉人们如何合理运用这些工具。好比一辆车，尽管它很豪华，很漂亮，如果驾驶技术生疏，不懂交通规则，难免不出车祸。那还不如骑一辆破自行车稳当呢！所以说，做人是天下第一等大学问。
如何做人呢？归纳曾子和子夏的意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敬重贤人。在生活中，很多人瞧不起那些才能高、品行好的人，这恰恰暴露了自己不辨贤愚、狂妄自大的毛病。懂得敬重贤人，至少能证明你心有天平，懂得好坏，这已经足够让人肃然起敬了。
二是孝敬父母。父母是自己最大的恩人，不孝敬父母，岂不是忘恩负义吗？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怎么能得到他人信任和帮助呢？而且，父母血脉连，是最关心自己、疼爱自己的人，也值得自己全心关爱啊！
很多人开始忙于事业，忽略了父母亲情，等到父母不在了再来伤心痛悔，不是太迟了吗？
孔子曾遇到一个名叫丘吾子的高士，此人年少时遍览群书，周游天下，回来后，双亲已经亡故了。所以他痛悔地对孔子说：树欲尽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他还说：走了就不再来的，是年龄；失去了不能再见的，是双亲啊！孔子当即对弟子们说：“你们记住，这足以作为教训！”于是，弟子回去奉养父母的有十三人。
三是忠于职守。在绝大多数领导者眼里，一点忠诚胜过更多智慧。一位大师说：“假如把智慧和勤奋看作金子那样珍贵，那么，比金子还珍贵的就是忠诚。”
四是诚信待人。颜回曾向孔子请教“怎样才能立身”，孔子的回答是：谦恭、尊重、忠诚、守信，可以立身。保持谦恭就能免于受众人所忌；尊重别人就会受到别人爱戴；待人忠诚就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坚守信用别人就会依赖你。有人爱戴你，有人帮助你，有人依靠你，你一定能免除祸患。这样的人可以治理国家，何况安身立命呢？
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诚信是立身之本。如果一个人不讲诚信，在社会上连脚都站不住，哪还谈得上发展呢？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谈，暂且略过。
五是勇于实践。做学问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让那么多知识、经验占用自己的大脑内存，也不是为了好玩，更不是为了向知识贫乏者炫耀自己多么有才华。归根结底，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应用到社会实践中，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不能用学问创造价值，跟没有学问也差不多，又何必费神去做学问呢？
任何学问都是有欠缺的，都会过时，只能在实践中完善它，改进它，离开了实践，任何学问都是漏洞百出，以之自矜，只会得到“书呆子”评价；以之示人，还会谬种流传，成为侵害他人思想的病毒。
所以说，勇于实践，对于人生成长，到关重要。
一日一心得
做人做事有原则，品格异于常人者，人生道路可能并不平坦，但最后往往是他们能成大器。善待他们，不仅交了一个善友，也为社会做了一件善事。但拥有某方面的才能却性格偏激者不在品格杰出者之列。
人人是大人物
南怀瑾语录：大凡杰出的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关于“大人物”的解释南怀瑾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成都时，与宿儒梁子彦结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探讨学问。有一次，他们谈到有关《大学》的话题。《大学》历来被称为“大人之学”，是教人学做“大人物”的。南怀瑾发表见解说：“《大学》是从《乾卦言》引申而来的发挥；《中庸》是从《乾卦言》引申而来的阐扬。《乾卦言》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梁先生说：“你这一说法，真有发前人所未说的见地。只是这样一来，这个‘大人’就很难有了。”
南怀瑾语录：“不然！宋儒们不是主张人人可做尧舜吗？那么，人人也即是‘大人’啊！”
梁先生颇不以为然，又无辞辩驳，便说：“你达到了‘大人’的学养吗？”
南怀瑾语录：“岂止我而已，你梁先生也是如此。”
梁先生莫名其妙，便请他解释清楚。南怀瑾又说：“《大学》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我从来没有把天当作地，也没有把地当成天。上面是天，足踏是地，谁说不合其德呢！‘与日月合其明’，我从来没有昼夜颠倒，把夜里当白天啊！‘与四时合其序’，我不会夏天穿皮袍，冬天穿单丝的衣服，春暖夏热，秋凉冬寒，我清楚得很，谁又不合其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谁也相信鬼神的渺茫难知，当然避之大吉，就如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趋吉避凶，即使是小孩子，也都自然知道。假使有个东西，生在天地之先，但即有了天地，它也不可以超过天地运行变化的规律之中，除非它另有一个天地。所以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有鬼神，鬼神也跳不出天地自然的规律，所以说：‘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听了这番高论，梁先生便离开座位，抓住南怀瑾的肩膀说：“我已年过六十，平生第一次听到你这样明白的人伦之道的高论，照你所说，正好说明圣人本来就是一个常人。我太高兴了，要向你顶礼。”
后来，梁先生逢人就夸南怀瑾善于学习、见识高明。
南大师的解释确实新颖别致，让人深受启发。所谓“与天地合其德”，如《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很好理解，厚德载物前一节已经讲过了，不必再提。
不过，天地之道还有一个“先天”、“后天”的差别。先天之道大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客观规律，因为天地也是按客观规律形成的。后天之道是天地产生之后的规律，如四季变化规律、办事规律、处世之道等等。归根结底，“与天地合其德”就是要按规律办事。
所谓“与日月合其明”，就是说智慧要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照。“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智慧到达的地方太少，肯定是不行的。强调“专业”也是不行的，关注的东西太少。用现代说法，要有全球眼光、未来眼光，这样差不多就“与日月合其明”了。但日月也不是一天到晚挂在天上，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面。所以做人不必每时每刻都明察秋毫。该糊涂时就糊涂，更见智慧。
所谓“与四时合其序”，就是说办事要依天时变化。古代主要靠天吃饭，跟着四季走，事情很简明。现代靠科技吃饭，四季对某些行业有影响，对某些行业没有影响。时代不同了，办事规律也发生了变化。这里强调按规律办事，不是非得跟着四季走不可。
例如，台湾塑胶集团创始人王永庆提出过一条经营理论：“卖冰淇淋要在冬天开业。”冰淇淋是夏令商品，冬天开业销量小。但王永庆认为，正因为如此，经营者为了维持公司生存，不得不殚精竭虑地改善管理，提高服务水平。等各方面都搞好了，旺季也到了，生意一下子上去了。这也是一条规律，但不是惟一。卖冰淇淋也可在夏天开业。路不止一条，但要想成功，必须找到一条可行之路。
所谓“与鬼神合其吉凶”，意思是事情的成败与鬼神的喜恶相合。古人认为鬼神喜欢和帮助善人，痛恨和打击恶人。只要一心向善，自然能得到鬼神呵护。而且古人很迷信，办大事前先向鬼神问卜，如果不同意就算了，免得惹鬼神不喜欢。还会按时祭祀，免得鬼神肚子饿了，身上冷了，心里一烦，跑来搞破坏。凡此种种。现代人根本不相信鬼神的存在，迷信这一套当然不用搞了，但一心向善总是不错的。
一日一心得
南怀瑾先生对“大人”一词的解释，颇有新意，但未必准确。所谓“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意思大致是：按规律办事，智慧像日月一样无所不照，办事依从天时变化，从善弃恶以合乎鬼神的喜恶。要做到这些，才称得上“大人”，但并不容易。“人人即是大人”的说法是对的，如同儒家所谓“人人可做尧舜”和佛家所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但这只是说，人人都有成为“大人”、“尧舜”或“佛”的潜质，要想达成目标，还需自修。想省略过程直达结果是不可能的。
爱财、好色都不算坏事
南怀瑾语录：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声色货利，没有不爱好的。只是对这四件事的**，程度上有大小的不同而已。孟子这里没有从心理这一方面发挥，其实人人都是同样爱好这些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只要扩充这大家都爱好的事，并导之正途，那么不但对社会无害，而且能收到移风易俗的效果，反而是国家、社会、人民的福利了。
南怀瑾先生说过，爱财、好色都不是坏事，关键看爱好的程度和方式。爱财到贪婪，好色到疯狂，就过了。为了财色，采用不近人情、不合法理的手段，也过了。
孔孟之后的知识分子，脸皮比较薄，往往羞于言利，却爱谈好色，并把前者视为一件俗事，后者视为一件事。其实者不，俗者不俗，都是很平常的事。所谓俗，不过是人们的想象罢了。当代知识分子脸皮厚多了，两件事都喜欢谈。但谈得太多，也过了。要是按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财色仅属于五大需求之一。用80(百分号)的心思考虑这20(百分号)的问题，成本投入好像过于高昂。
所谓“过犹不及”，太过了跟不足一样，都不是好事。
孔子、孟子的学问，往往从人之常情出发，所以他们都不会回避财色问题。但他们非常注意度的问题。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意思是：假设富裕可以强求，即使拿着马鞭替人家赶大车，我也愿意。如果富裕不能强求，我还是按自己的喜好做事。
孔子最大的爱好是推行仁道，穷也好，富也好，都不改其志。别人送封地给他，不合乎自己所定下的原则，他也不要。
孟子经常把富贵二字挂在嘴边，但他对财利问题上也有自己的原则。有一次，一个叫陈臻的人问他，为什么齐王送他一百镒金却不接受，宋君送他七十镒金却接受了，薛君送他五十镒金也受了。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孟子说：“在宋国时，我要远行，需要路费，他说：‘送你一点路费。’这是合乎礼的，我为什么不接受？有薛地时，我对安全有担心，他说：‘听说你需要防身用品，送你一点钱买兵器。’这也是符合礼的，我为什么不接受？至于在齐国，就没有送钱给我的理由。没有理由而赠送，这是收买我啊！哪有君子可以用钱收买的呢？”
像孔子、孟子这种人，不愧是圣人。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严格遵守的原则，即使法律、道德允许，不合原则的利益他们也不会要的。因为他们心里有一部比世俗法严格得多的“法律”。这部“法律”仅用于要求自己，不要求别人。
普通人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但起码应该在法律的框架中求财利。俗话说：“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以非法方式求财，可能不是吃“补药”，而是给自己上“毒药”。
有一个古代故事：宋国的穷人向氏去向齐国的富豪国氏请教致富之术。国氏说：“我擅长偷盗。第一年我家就衣食不愁了；第二年便丰衣足食了；第三年就富甲一方了。我用偷来的钱救济本乡的穷人，他们衣食富足了，也很感谢我。”
向氏得到了致富秘诀，非常高兴，就去打洞爬墙，偷人家的财物，不料没过多久就被抓住了，不但赃物全部收缴，连原本属于自己家里的东西也被没收了。
向氏认为国氏欺骗了自己，就去国氏家抱怨。国氏问他是怎样偷盗的，他把详情说了一遍。国氏听了，哈哈大笑道：“怎么能这样呢？你太不会偷盗了！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偷盗的吧：天有四时，地有蕴藏，我偷盗天的寒暑冷热、地的肥沃、**的润泽，用来使五谷生长。我收割庄稼，并用来建筑我的围墙，盖起我的房屋。我猎取陆地上的飞禽走兽，钓取水泊中的游鱼龟鳖，这些东西没有不是偷盗的。但我偷盗的东西都是自然产物，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祸害。你偷的那些金银珠宝、珍品古玩、谷物钱财都是别人的私有产物，你偷得越多，罪过越大啊！”
真正爱财的人，凭正当手段致富并赢得人们的尊敬。如果用损人利己的手段获得赃钱，那是玷污钱财，而不是真正的爱财。
好色也是同样的道理。真正的好色，应该是喜欢她，尊重她，追求她，爱护她，愉悦她，而不仅仅是占有她，更不是伤害她。后者只是心理变态，怎么算得上好色呢？
一日一心得
爱财好色是人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可以促进人们对事物的积极面对，如果一个人连爱财好色的情趣都没有了，人生该多无聊。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这句话，能从侧面反映出爱财好色的合理运用。所以爱财好色是人的正当需求，不应回避，只要记住“君子爱财爱色，取之有道”。
德不高则行不远
南怀瑾语录：“德不高则行不远”，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利世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
南大师说：“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站得起来。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道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
有的人天天抱怨没有人了解自己的本事，没有人重用自己的才能，抱怨“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却从来不想想：自己到底是不是千里马呢？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蹓蹓，假如真的是千里马，就要拿出脚力来。老是躺在那里等草料，人家怎么看得出你是千里马呢？
如何证明自己是千里马呢？首先要在立德、立功、立言上下功夫，让别人清楚地看到自己的价值。
如何立德？就是拿出好心来，多做于人有益的事。雷锋只是一个普通战士，因为爱做好事，就全国扬名，成了大家学习的楷模。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把“立德”做到全国扬名的地步，但至少要在本单位树立一个好人形象，让老板、同事和下属都称道你的德行。
什么是“德”呢？每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团队都有不同的标准，我们当然只能与时俱进、入乡随俗。就工作单位来说，团队精神、忠诚敬业、勇于创新、勤劳节俭，这都是公认的美德。认认真真体现这几个方面的德行，自然会受到欣赏和重视，你在工作单位的地位就确立了。
孔子说：“即使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那样美好的资质，只要骄傲吝啬，那他其余的一切也都不值一提了。”
才能资质属于才的方面，骄傲吝啬属于德的方面。
才高八斗而德行不好，圣人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只有德才兼备才是完美的人才。
如果二者不可得兼，德是熊掌，才是鱼，孟子舍鱼而取熊掌，圣人合才而取德。
今天我们的用人之道，我们选拔和培养跨世纪的人才，似乎依然坚持的是这个原则。当然，其德和才的内涵都已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周公本人，不但不骄不吝，而且是谦逊大度的典范，这也是人所共知而勿庸赘言的了。
孔夫子教导我们，德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所以抓教育首先要抓德育；孔夫子还告诉我们，德育本身也有基础，要抓德育就要狠抓这个基础。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务本”就是要“抓根本”，也就是抓基础。这里的“本”即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高尚道德、高尚人格的人。
孔子心目中有高尚道德的人是有仁爱之心的人，也就是能“泛爱众”、“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对大众博爱、能为人民大众办事实谋福利的人。
为了使这个高尚的道德目标具体化，以便通过社会教化和自我修养来逐步达到，孟子在继承和发扬孔子的“教人做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格教育”问题。其基本内容是：教人做人就是要教人做一个人格完善的人，道德教育就是人格教育，按孟子的话说就是实施“人道”：使人明白做人的道理，明白“人兽之别”，从而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他明确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公上》意思是说，如果只讲究吃饱、穿暖、居住安逸而不受教育，人就会失去人格，和禽兽也差不多。为此他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论证了人格教育的基本内涵应为：“仁、义、礼、智、孝、悌、忠、信”八德，这也就是孟子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
这样，孟子就明确地回答了要让学生作一个什么样人的问题。但是，由于孟子的“性善论”含有唯心主义先验论色彩，其八德并未被后人完全认同。在后世儒家中还有不少学者推崇管仲的“四维”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牧民》)
这些学者认为可用“礼、义、廉、耻”作为完善人格的标准，即作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如汉代的贾谊和清代的顾炎武等大学问家均对四维说十分赞赏。
在本世纪30年代倡导的“新生活运动”也曾主张以“中华民族固有之德性棗礼、义、廉、耻为基准”，认为这是“古今立国之常经”。但是管仲的四维只讲“礼、义、廉、耻”不提“孝、悌、忠、信”并不能涵盖完美人格的全部内涵，所以有较大的片面性。
新加坡在全面总结儒家学说的基础上指出，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并以此八种德行作为新加坡政府的“治国之纲”和新加坡每一位公民都必须具有的道德品质。李光耀的这一英明之举已在新加坡取得极大成功。
孔子还说：“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就是指“对于千里马，不称赞它的力气，要称赞它的品质。”
尚德不尚为，重视品质超过重视才能。
这是儒家的人才思想，也是我们今天选拔干部和人才的一个原则。
我们的确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人如果品质不好，能力差也用算了，危害还不会好大。恰恰是一个能力非常强，智商非常高的人，如果品质败坏，野心很大，那他所造成的危害就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会达到致命的程度，断送一个单位、一家公司，甚而至于一个国家、一朝江山。
反过来说，一个人品质很好，能力虽然差一点，但他只要虚心好学，提高自己，也就会逐渐有所进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所以，人才的品质更比能力重要。这是我们在考察干部、选拔人才时不能不遵循的原则。当然，也不能因此而走向另一个极端，忽略人的能力，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
比较全面地说，应该是德才兼备最好，二者不能得兼时，德重于才。如果完全没有才，则已不在我们所讨论的范围内了。
一日一心得
“德不高则行不远”是利世的做人观，做事首先做人，我们相信：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只有德才兼备之人，才能与利世一起患难与共，荣辱共担；只有有品行端正的员工，才可能有长盛不衰的企业。
礼仪之道绝非小事
南怀瑾语录：出门在外，人与人之间免不了接触，应该对任何一个人都要恭敬有礼，不能看不起任何人一个。看到任何一个人，都要像看到贵宾一样诚恳、尊重。“使民如承大祭”是讲做事的责任感，指为大家做事的时候要负起责任，担负责任的态度要“如承大祭”一般。这也表现为一种对人对事的态度。
待人接物要有讲礼仪。南怀瑾大师说：“现在的学生几乎不会应对，如问他：‘贵姓？’他就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就是如此，应对的礼仪没有了，这是大问题。”其实，不光学生不会应对，很多成年人也不会，见了人连个招呼也不会打，请客、做客的礼仪也不懂，在公共场所或交际场所，还有一些不良习惯，如掏耳朵、挖鼻孔、咬指甲、晃悠双腿等等，这就难免让人反感，并影响到很多事情。
一位女记者约请一位知名教授采访，教授爽快地答应了。原定采访时间两小时，没想到，刚谈了三分钟，教授便借故要走，而且态度很冷漠，使女记者十分尴尬，又大惑不解。后来，她通过教授的学生才弄清原因：原来，那天采访时，她像往常一样，习惯性地脱掉鞋，架起二郎腿。也许是早上起床忘了换袜子的缘故，那味儿很不好。教授十分反感，就中止了采访。
许多不好的习惯早就形成了，而且习以为常。我们自己也许感觉不到，却不知不觉地冒犯了别人。我们经常埋怨别人对自己不礼貌、不友善，其实，也许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或习惯不好，才影响到了他人的态度和情绪。
会见尊长要保持谦恭的态度。尊重领导和长者，是起码的礼节。有的人正好相反，看见领导，心里就想：“大家都是人，谁也不比谁高，我将来的成就没准比你更大呢！”看见长者，心里就想：“你除了年纪比我大，其他方面也平常。”心里有了不恭的想法，自然会在神色和言行上表现出来。其实，别人是否高明，那是别人的事，你在尊者面前不懂礼节，却暴露了自己没有修养。
一位导师带24个学生到国家某部委的实验室参观。这时，部长走进来，很有礼貌地和大家打招呼：“抱歉，让大家久等了！”同学们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回应。一个叫小丽的女孩，犹犹豫豫地鼓了几下掌，同学们这才稀稀拉拉地跟着拍手。
部长皱皱眉头，说：“欢迎同学们来参观。我将向大家讲一些有关情况。我看同学们好像都没有带笔记本，这样吧，王秘书，请您去拿一些我们部里印的纪念册，送给同学们作纪念。”
秘书抱来一摞纪念册，部长依次分给大家。同学们都坐在那里，很随意地用一只手接过部长双手递过来的手册。部长脸色越来越难看了。轮到小丽时，她礼貌地站起来，身体微倾，双手握住手册，恭敬地说了一句：“谢谢您！”部长舒心地一笑。早已汗颜的导师看到此景，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两个月后，当同学们为找工作发愁时，小丽被点名招进了那个部委的实验室。
你瞧，礼仪看似小事，它却经常成为影响人生命运的大事，我们怎么能掉以轻心呢？假如你能随时露出甜甜的微笑，做人功夫已经及格了。很多人终生都没有学会这件小事。
礼节是一个人最佳的“推荐信”。判断一个人修养的高低，不是看他的学识和才华，而是看他是否能够以礼待人，在做事的时候是否能够做到“如承大祭”。
40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号宇宙飞船进入太空遨游了108分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加加林能在20多名宇航员中脱颖而出，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偶然事件。在确定人选前一个星期，主设计师罗廖夫发现：在进入飞船前，只有加加林一人脱下鞋子、只穿袜子进入座舱。就是因为这个细节，加加林一下子赢得了主设计师的好感。罗廖夫感到这个27岁的青年如此懂得规矩，又如此珍爱自己为之倾注心血的飞船，于是他决定支持加加林执行这次飞行。
德国有一句谚语叫“脱帽在手，世界任你走”。有礼节不一定总能为您带来好运，但没有礼节却往往使你与幸运擦肩而过。
对于知礼守礼的人来说，成功的大门会向他们敞开。他们即使身无分，也随时随地会受到人们热情的接待。假设有这么两个人，他们在其他方面都一样，只是在待人处世方面不同：一个谦和友善，助人为乐，举手投足无不具有绅士风范；而另一个举止粗鲁轻佻，对人总是吹毛求疵，没有一点合作精神。很显然，前者的事业会蒸蒸日上，后者只会江河日下。
礼节是叩响成功之门的第一块金砖，它能使有礼节的人喜悦，也使那些受人以礼貌相待的人喜悦。英国教育家洛克说，没有教养的人有了胆量，胆量就会带有野蛮的色彩，而别人也必以野蛮相看待学问就变成了迂气，才智就变成了滑稽，率直就变成了粗俗，温和就变成了谄媚。没有礼仪，无论什么美德都会变样。他说，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使它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节。
一日一心得
所谓教养，是以美德为根基，而以礼节为藻饰的。如同钻石，经过琢磨和镶嵌之后，它就放出光彩来了。美国成功学家马尔登也说过：“明的举止，还有这背后所蕴藏的对人的体谅、关心，是我们人生的一笔巨大财富。”不同的举止，可以使我们或者恼怒，或者平静；或者兴高采烈，或者羞愧难当；或者与禽兽为伍，或者与圣贤同列。这种东西好像是我们日常呼吸的空气一般，平时我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润物细无声，天长日久却一点一滴地对我们产生作用。
少用兵法计谋
南怀瑾语录：什么叫增上慢？增上慢是人本来只有慢心，因某种原因又把慢心的作用发挥得更淋漓尽致。譬如学问好、多闻的人，最容易产生增上慢。岂止学问，一切人在任何方面有些成就，更高更上的慢心必然随之增加。像聪明人本来就自以为了不起，聪明人若再加上学识、经验，如果走上坏路子，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足以济其奸’，不学还好，有了学问更助长其作恶。
南老师读了那么多有关谋略的书，他自己又是写书又是编书，但我还是不愿意说南老师善用谋略，或者说他就是一个谋略家。南老师对谋略学是很慎重的，几千年的历史，能被南老师推崇为谋略家的，也没有几个人。他平时谈话中，更多的是讲道德，而比较少谈谋略。他说，要谈谋略，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为基础，以道家的清心寡欲的修身为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光谈谋略就会用歪了。南老师一辈子做人处世，都以诚信为本，不用机谋权变。
说到运用计谋，全世界大概没有比中国人更擅长的。因为中国人习惯于用战争思维来考虑问题，“商场如战场”，“官场如战场”，“考场如战场”，“情场如战场”，“人生如战场”，做什么事都搞得跟打仗一样紧张。在战争中，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运用计谋很正常。比如贴在耳边说人坏话，在兵法上叫做“离间计”，用的人问心无愧，根本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可耻。
中国人为什么习惯于战争思维呢？可能是战争太多造成的。纵观五千历史，大部分时间在战争年代度过，从未有过百年和平。战争多了，研究战争的学问就丰富了，什么《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还有其他各种兵法、计谋，把战争的规律、方法和技巧都摸透了。中国人懂四书五经的并不多，可是说到兵法，无论工人、农民，无论博士还是盲，多少都懂一些。过去农民闹革命，很多人一字不识，却能带兵打仗，还常打胜仗。因为他们懂兵法。
这是什么原因呢？从根源上来说，中国人除了兵法，没有多少学问可学。在封建时代，中国人有机会读书的只是少数。而且可读的书太少，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被秦始皇“烧”，被汉武帝“罢”，被历代皇帝“禁”，剩下的就没什么了。加上一千多年的思想禁锢，限制学术创新，中国人可用的，除了儒学、佛学、道学，大概只有兵法了。儒学是专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跟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佛道之学，神乎其神，玄之又玄，一般人哪搞得明白？只有兵法，易学易用，现学现用，方便得很。
为什么说中国人学兵法很方便呢？不管哪个野心家争夺天下，都要老百姓帮忙打仗，在军队这个大课堂里，大概没有不好学的学生，否则小命都会保不住。等到打完仗了，回家种田，差不多“军校”也毕业了。他们流向各地，很自然地成了兵法教员。比如夏夜纳凉之际，吹嘘自己的光荣事迹，这不跟哈佛商学院开案例课一样吗？
所以，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不是儒学，更不是佛学和道学，而是兵法。对老百姓来说，兵法是一件便宜又实用的工具，它就好比农民的锄头，心平气和时，拿着它搞生产；火气上来了，扛着它去造皇帝的反，价值和使用价值都能得到充分体现！
但是，一个国家精通兵法的人居然比精通哲学的人多，这是很可悲的。所以呀，都说中国是明古国，其实明古国的人最没学问了。
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战争规则根本不适于现代商业社会。因为兵法的主要作用是破坏而不是建设，运用它们，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制造麻烦。可悲的是，现在书店里《孙子兵法》、《三十六计》这一类书仍卖得很火，可见相当多的人仍在用战争思维做人做事，相对以商业惯例做人做事的老外而言，太落伍了，就好比骑一辆破自行车跟人家的豪华奔驰赛跑一样，怎么比得过人家呢？
总之，像兵法之类只有破坏力量而少创造功能的学问，并不是越多越好。为人处世，只要把一个“爱”字理解透了，已经掌握了天下最高的学问。如果再把真、善、美三个字理解透，你已经知道怎样把人生经营得快乐而充盈，又何必借助那些害人害己的垃圾学问去苦心算计呢？
一日一心得
当你需要运用计谋侥幸获胜时，往往是前面的工作缺失太多，综合实力明显不足。从提升实力着手，是最简明的成功方法。李嘉诚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你以互利为目标，得到的将是合作；你以自利为目标，得到的将是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