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只有勤，才能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国家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安康。勤奋做事，心力劳苦。他认为，一个有襟怀、有力量、有品格的人，应当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的人，全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自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地养得一段生机”。
养生处世
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使太过。余《八本》篇中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祗，皆妄想也。吾于药医祷祀等事，皆记星冈公之遗训，而稍加推阐，教尔后辈。尔可常常与家中内外言之。
引自《曾正公全集》
曾国藩和他的湘军对于所有事情都采取“尽其在我，听其在天”的态度，在养生之道上也是这样，体格强健的好比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为富裕；体格弱的人就好似是穷人，因为节俭而得以自我保全。节俭吝啬，不只是在食色之性上，就是在读书用脑等事情上，也应该加以约束，不要让它过了头。我在《八本》之中，说明了养生要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经教你心中不应该太苦，而应该养出一段活泼的生机，这就是去除恼怒的方法。戒除了恼怒，又懂得节俭吝啬，那么养生之道就全部掌握了。除此以外，至于寿命的长短，有无疾病，就一概听命于天，而不去多废心思，去加以计较。那些多服药，求祷神祗的做法，都是没有用的。我对于医药祈祷之类的事情，全是记取星冈公的遗训，稍加推广，用来教育你们这些晚辈。你可以经常跟家里人说。
养生之观
曾国藩认为只有勤，才能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其主子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安康。勤奋做事，心力劳苦，是他一生努力实戢的锻炼观的中心内容。
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曾国藩大病一场，据其年谱载，他“病热危剧，几不救。”病愈后，他在给友人的诗中有“艰苦新尝识保身”之句。之后，逐渐形成了他的体育养生观：
首先是身心交养，“动”、“静”兼用的保健观。他说：“养生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君逸即养心，也就是要清心寡欲，胸怀宽广，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追求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因受传统化的熏陶，特别崇尚道家的养生思想，注重“静”、“节欲”，通过精神修炼达到养生的目的，以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臣劳”，就是身体四肢要常常锻炼，常常运动，处于一定的劳累状态，才能筋骨常健。由此可见，曾氏的养生之道，既重视心理的健康，也注意身体的锻炼与体质的增强。
其次，重视自然调养，增强自身抵抗力，反对用药妄施攻治的诊疗观。曾国藩自小受祖父“不信医”训诫的影响，反对身体不适便动辄用丹药治疗。他说：“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医疗条件太差，人们对庸医误人戒惧很深的一种心理反映。他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说“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净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恰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子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曾国藩晚年，政治思想崇尚无为，他的养生观也崇尚无为，重视自然调养。
第三，劳顿身心、强健筋骨的锻炼观。曾国藩一生颇以心力劳苦自任，做事认真踏实，亲自实践，自创“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五到之说。他以勤自勉，以苦为乐，说：“君子有三乐”，把“勤劳而后憩息”作为三乐之一。他认为“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愈明”。曾国藩这样做，一是因为大局维艰，他认为只有勤，才可以强健筋骨、磨炼意志，进则可以为其主子尽忠尽力，退亦可以保持自己身体之康泰。勤奋做事，心力劳苦，是他一生努力实践的锻炼观的核心。
养生之倡
曾国藩的养生思想，来自于他所恪守的圣哲先贤的理论和典籍，也是他阅世日久日常人事物事经验的积累。
在给他的澄弟、沅弟的信中，曾国藩说道：我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以养生六事勉励他们，“一日饭后千步，一日将睡洗脚，一日胸无恼怒，一日静坐有常时，一日习射有常用，一日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曾国藩很多年为眩晕、疝气、脚肿、目蒙等病症所困扰，所以，他嘱告家人的这些养生之道，尽管未脱离家常起居，却充满亲情、温情，也是切身体会。
养生，不只是一个身体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灵的问题、精神的问题，这是曾国藩首先认识到的，所以，曾国藩提倡养生，首先要养心。怎样养心，曾国藩提出了四点。一是“慎独”，认识善恶，进行道德自省，旷中安泰，清心寡欲；二是“主敬则身强”、一个人不论内外，皆须庄重宁静，对养生来说，就是这“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三是，“求仁则人悦”，胸怀万物，顺应天地之理；四是“习劳而神钦”，少安逸享乐，这是因为勤劳使人长寿，安逸使人早亡。
此外，养心的另一途径，是读书养我浩然之气。做到心中坦然，精神愉快，这是人们普遍的养生经验，是长寿的最好的秘诀之一。而要做到这种精神的愉悦和满足，应当追求“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如历史、寓言、自然研究皆是也”。曾国藩多次重申这种读书对养生的作用。
他的两个儿子纪泽、纪鸿体质薄弱，曾国藩劝他们多读并多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和《玄秘塔》，期望以其丰腴的墨气、坚韧的骨力，充实他们的生命气质。他还希望他们在吟诗作字、陶冶性情时，学习陶渊明、谢眺的中淡之味、和谐之音、潇洒胸襟。这就是说，以化的力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再由精神影响人的物质世界(生命体)，达到养生的目的。
曾国藩的中厅堂悬挂有八本堂匾，其跋云：“养生以少恼怒为本。”这种养生思想是他屡次在家书中强调的，与兄弟说，与儿女说，由此可见曾国藩的重视程度。培根在《论养生》中认为，影响长寿的诸多因素中情感和思想居主导地位，所以，“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则应避嫉妒，焦虑，压在心里的怒气。”这与曾国藩的认识很一致。曾国藩的儿子纪泽患有肝郁之症，曾国藩在给其弟的信函中指出他的沅弟盛年肝火旺盛，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这应该是他多次劝告亲属注意惩忿(少恼怒)的直接原因。易生恼怒，不只是一般人的情感态度，就是历史上的“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这是一个需要吸取的教训。所以，曾国藩告诫他们，要像佛家所说的那样，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遏抑肝火，不让它过分炽烈，节制血气，不使自己的嗜欲戕害自己的身体性命。这是养生之道的根本。也是我们现代人的健康经验：发怒伤害肝脏功能。
另外，人心中的忿怒，与养心对立，所以，惩忿去怒，也是为了养心，减少了忿怒，心中也便安泰平和、豁达，中淡、充满虚明之气。这对我们现代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性，也是不用明说的。
养生总要涉及身体的用药问题。养生专家说，假如在健康的时候完全摒弃医药，则到了需要的时候将感觉医药对于身体过于生疏不调。如果平日总要依赖医药，则疾病来时，医药将不生奇效。这告诫人们，对待药之与身体的关系，应当有一个辩证的态度，在病时既不能不用药，但也不能过分依赖用药。
曾国藩很重视祖上“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之风，加上阅事丰富，故经常劝人“以不服药为上策”。他的家中，合家大小老幼，没有一个不吃药的，并且都是贵药，补药和凉药、阳药和阴药，胡乱服用。看到这个不良习惯，曾国藩倡导在人患病时以少用药或不用药为主。他的弟弟曾国葆患疟病，曾国藩十分挂念、忧虑，但他忧虑的是他的弟弟“好轻下药”，即不要过分依赖药物的作用。他讲过两个例子。吴彤云曾重病，水米不进十余日，导致病情严重时到了准备料理后事的地步，曾国藩劝他不再用药，吴彤云试着不再用药十一天后，病情“竟大有转机，疟疾减去十之四，呃逆各症减去十之七八”。另外，希庵曾病势极重，听了曾国藩的劝告，断药月余后，“病已痊愈，咳嗽亦止”。他的儿子纪泽病了，曾国藩去信常告，“宜清静调养，不宜妄施医治”，并指出人们服药的错误，“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年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全失自然之妙”，对那些胡乱多服药饵的，他斥为“妄想”。所以，曾国藩总结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他的经验，应当说有一定的事实根据。
现代医药科学告诉我们，凡药都具有两重性，在发挥其治病功效的同时，同样也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常常服用后还会出现耐药性。曾国藩所谓“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药虽有利，害亦随之”，便颇具有这样的道理。
尽管曾国藩十分重视养生之道，但他对生命的健康长寿，却不存妄念，不迷信，一切顺其自然，人的“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天由命，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它”。这种达观、冲淡之气，这也是今天追求养生的人们所应具有的襟怀、器识。
养生之智
曾国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对治心也不是仅仅阐发理论，而是归于自身。他说：“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如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一代名臣，战胜自我之力非常强大。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的人物，恐怕非曾国藩莫属了。倡导洋务，使曾国藩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桂冠。镇压太平天国、处理天津教案，又使他声名扫地，成为过街老鼠，国人皆骂。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曾国藩的评价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但也有众口一词的地方：那就是肯定他意志坚卓、治心养性的修身术。
如李鸿章评价他老师所以仕途成功，是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主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也是说曾国藩以毅力、智谋胜人一筹。
对曾国藩意志解剖得比较彻底的是辛亥革命的名将梁启超。他说：“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曾国藩功成业定以后，仍凝聚辛苦，一点一滴地积累心性的修养，百折不回，而成为后世可鉴之人。
治心之道
曾国藩的《治心经》，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的毒是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大为生气，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力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他还提倡“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目阔”。又说：“治心以‘广大’二字为药；治身以‘不药’二字为药”。因为这样，他总结出了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办法。
存活休养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的人，全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自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但是在那里休养身心，可见日后成败。他举西门庆和苏轼为例，说明休养身心乃是补心，而不是放纵**。与暇心相补的是学养，学养是正心。曾国藩从中国几千年的各类圣贤中，选出上自孔孟下至顾炎武等三十二人作为自己目标，并为每个人做传，又命令儿子曾纪泽为三十二人画像，取名《圣哲画像记》，这可以表现曾国藩对儒家学养的重视。
曾国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对治心也不是只阐发理论，而是归于自身。他说：“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品格陶铸
曾国藩以内圣之功，收外王之效果，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奥旨。对于这点引起了早年**的注意。在**早期的笔记式日记《讲堂录》中，有很多曾国藩治心方面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泪”，“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重视精神修养、品格陶铸、意志磨炼，这对“唯金”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补药。当然，曾国藩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双手沾满农民起义者的鲜血，用血腥维护的大清王朝则难逃江河日下、日趋腐朽的灭亡。
调伏七心
释迦牟尼说：“世间一切万物，叫土无过心”。所谓治心，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要功课。
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说，欲动天下者，先动天下之心。心无定旨，人如浮萍，终将无成。
养心。“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的宁静摒弃了自然的哗喧。曾国藩早年疾病缠身，成名后“游心于老庄之虚静”。平生以“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世味淡薄，身心无累”为法，终身以“不药”自诩，参以家法，独创养心十四条，日日磨炼，三十年后身体和从前一样。平生服膺苏东坡，欲步其后尘，修炼瑜伽术。对吕坤所说“置富贵、贫贱、死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
暇心。暇心者，李渔称为“闲情偶寄”，林语堂称为“生活的艺术”。仕途万事缠身，戎旅胜负难定，陶朱锱铢日较。曾国藩说古今能胜大任者，大都是身心疲劳之人，因此肯定有暇心用来调适。苏东坡寄情诗，西门庆征逐女色，高低俗可见他日成败。曾国藩说，暇心游离子本业以外，又关系到事业兴衰，故暇心之寄要厚植根本，积功累行，方有枝繁叶茂，花团锦簇之来日。
诚心。曾国藩说，古今英雄“立得住”，就像先有根据地后能打天下一样，一定要有诚心实意。荀子说，养心莫善于诚。诚就是不欺。今人讲：信义春常在，心诚则灵。程门立雪、三顾茅庐都深蕴一个诚字。曾国藩以忠诚为天下倡，选将练兵以诚为先，平生不蹈大言，不喜驾空之事，手订“敬、静、纯、淡”诚字四法，最终使他群雄影从、“勘平大乱”，功、德、言三并不朽。
殚心。殚心者，全力以赴、鞠躬尽瘁之意也。曾国藩说，人始初奋搏，如初飞之鸟；非常有孜孜向上的意境，但功成名就之日，反平添很多息肩之念，实则进一步高山仰止，退一寸草木皆兵。
王安石为相，张居正变法，有殚心而无余勇，都旋踵而败。胡林翼与楚疆共生死，乃有天心大转。纵横家王运说曾国藩实以殚心苦战而成功，悟其集，催人泪下。“马不加鞭自奋蹄”，曾国藩权位越高，责任感就越强，平生以“拼命报国，侧身修行”八字为坚守之则。
淡心。《菜根谭》曰：名为招祸之本，利乃忘志之媒。“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豪杰难过名利关。纵观古今，有的人好虚名以殒身，有的人贪私利以祸族。面对名利，心将如何处置?明代陈继儒说“透得名利关，方是小休息”。曾国藩以“不忮不求”淡处名利。
静心。“成者王侯，败者贼”是否就是评论人生的盖棺定论?日中则是昃，人满天概，盛衰成败岂无凭!曾国藩效仿庄子“美成在久”，深有铢积寸累的功夫。刘邦败而犹胜，曹操成犹是败。曾国藩不求完美，跳出成败，信守“波平浪静处安身”，用“掀天盖地”为成败大忌，说自己“阅历万变”，才悟出成败的四项原则。
安心。“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趋福避祸是人伦之常。曾国藩说：“人生福境祸区，皆念想造成”，“念头稍异，境界顿殊”。他总结出“骗、暗、诡”乃取祸之三个根源，而“诚、明、仁”乃避祸之三招。“洪福齐天”虽然美好，但是，过满则溢，物极必反。难怪连孔圣人都喟然长叹：“唉!哪有满了不翻倒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