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养。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修身，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得有条有理，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他恬淡名利，所以能有超然物外的豁达心境；他时时自省，所以才能拥有高尚的操守。
圆融通达，磨练一生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闻名于天下。然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他一生都在磨练。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碑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十分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塾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番，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铭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算解恨。
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因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如此看来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然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其中，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
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体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用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但是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注重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似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不只注重自我反省，而且尤其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了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指出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会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人前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刺激非常大，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这样，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如何说呢?
曾国藩还深刻明白：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从小就勤奋上进，“少而迈异精勤，嗜学如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后担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名就京门。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土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很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买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隔室危坐，精思力践，年近七十，斯须必敬，盖先儒坚苦者匹，时贤殆不逮矣”。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给予了曾国藩以极大的影响。于是，他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唐鉴告诫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适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泛览之书。”教育曾国藩：“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更好地了解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阐述：“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章。考核之学，多去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矣。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而言，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之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以内。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略广，由时而专心于古，“尤好黎韩氏之，慨然思蹑而从之”，由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好像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
唐鉴的教诲令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学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抒发感慨，“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串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依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唐鉴也谈到了“检身之要”。告诫他要想深刻明白“道”，必须“熟读”《朱子全书》，最切要处，在于不“自欺”，并举倭仁的例子说：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全有札记，凡是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并希望曾国藩能引以为目标，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一部分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只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令士大夫折服。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道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己”，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崭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己”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根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增长，从而逐步体验并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依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去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就这样，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以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
曾国藩将自己记下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并未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刻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进步。
然而，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马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十分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到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右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样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同一日，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很自得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为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此外，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非常明显。
1857年，正当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之时，又传来了父亲死去的噩耗，曾国藩便立刻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这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之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为此，招来了各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写信给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务，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是有心而非讹言之者，人人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指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情也写信给曾国藩，批评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倚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间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让他难堪的是左宗棠一针见血的责备，“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自知理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他的症结在哪，一方面为他找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刺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不免有失偏颇。朋友的规劝，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从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但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许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因为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所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之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时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经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特别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于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去世后，好评更是。曾国藩和左宗棠全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私交很好，当时又曾结有非常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此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并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送上一幅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听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和其父一样，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再抄录一份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没有一丝的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而不是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明白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倘若如能作祭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于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
由于曾国藩有大功于清政府，所以清政府的褒奖更是非同小可。在曾国藩死后第八天，即二月十二日，清廷的上谕便开始“盖棺论定”：“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四月二十八日的上谕又说：“曾国藩器识过人，尽瘁报国。特别以人事君之义，忠诚克效，功德在民。”在御赐的三篇祭中，一篇赞扬他“赋性忠诚，砥躬清正”；另一篇称赞他“学有本原，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正直律躬，心清盟水”；还有一篇表扬他“学蔚儒宗，忠全令德”。概而言之，他被封建统治者视为“百僚是式”的“完人”。同治皇帝对于他的死“震悼良深”，“弥增悼惜”，派专人致祭，令人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在湖南原籍及江苏、安徽、湖北、江西、直隶等省城和天津建立专祠，还令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史馆，还令其长子曾纪泽承一等侯爵，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曾广钧着赏给举人，一体会试，还没成年的孙曾广镕、曾广铨也分别赏给员外郎和主事，俟及岁时分部学习行走。
在这之后，人们对曾国藩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如蒋介石对曾国藩视若神明，在他主持黄埔军校期间，在蔡锷所辑的基础上，“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成《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以为“它不惟治兵者之至宝，实为治心治国者之良规”。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蒋介石把他安排在溪口读书，交给他两本书，其中一本是《曾国藩家书》。由此看来蒋介石奉曾国藩为祖师，服膺极深。
**在青年时代曾一度是康梁信徒，故受曾国藩的影响也很深。在探求世事的大本大源时，他也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广可谓备极赞颂。”但是从他后来对农民战争包括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地位的高度肯定，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观与立场的彻底变化。他说：“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既然这样，在**眼里，曾国藩也就很自然地成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
曾国藩的事功、学，虽已成为历史，其功过是非，不免会智仁各见，但是，他注重道德修养，并时时以品德上的进步鼓励自己，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风格和态度，必定是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的。
学养
世上最重要的学问之一就是读书，即学养，因为学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知识，也是人的精神中的灵魂。这样说，可能有一些夸大，但在曾国藩的身上的确这样，无怪乎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不是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符合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这是曾国藩告诉大家的一大人生学问。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就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悟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十分喜爱书籍。道光16年(1836)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刻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旋。尽管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做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愿望。
这时曾国藩身边的盘缠已经没有多少了。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十分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游玩几天。在交谈中听闻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晓得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十分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做路费时，易作梅慷慨答应，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
路经金陵时，曾国藩见金陵书肆非常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释手，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曾国藩大为吃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但他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毫不还价。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然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十分有限。这时已是初夏，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凑足回家的盘缠。
就这样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坚决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的财物，便是书籍。此一举动，显示了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在曾国藩的一生中，他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不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极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研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之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产生了对古和历史的喜爱，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的时候。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偏重经世致用之学，尤其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地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可能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可以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很惊讶。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几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怎样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明白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以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征，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献，目睹时势危急而政风颓靡，于是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显示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十分喜爱研究王船山的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很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很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引领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特别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部分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以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当然，这批将领也不只是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化宝库中广搜博纳，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像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量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很多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更有甚者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歌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显示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何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研读船山著述，使曾国藩的“经世致用”的学术观点渐于完善，也使他的军功业绩如日中天。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活动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的各种人物，不论是正面的或是反面的，无不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曾国藩的影响，无不像曾国藩那样去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船山学术。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热血奔放的青年时代，都曾热烈地仰慕过曾国藩。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特别可贵的是把它作为一生之事，相伴终生。
同治10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很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能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读书则贵在坚持，并且要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的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边，晚上照旧读书不止。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这年秋冬季，曾国藩病情甚是严重，“脚肿愈甚，常服之袜已不能人，肥而复硬，且好像已肿过膝上者。大约做及看生书，俱嫌用心太过，有损于血，而气不能运化，故致于此，以后当不做，不看生书”。在这则日记中，我们既可看到他身体的状况，还可看到他在写作和读书时的投入。在此他虽规定自己以后当不做，不看生书，但无法按规定办事。因此不久，扬州阮家送《许周生集》，这是一部他从未看过的新书，拿到手后便难以放下，读就一定要从头到尾读完，读的过程又全神贯注。后来湖南王闾运送近年所著《周易燕说》、《尚书大传补注》、《禹贡笺》、《谷梁申义》、《庄子七篇注》、《湘绮楼集》，他收到后虽不能一一细看，但每书都比较认真地翻看了几遍。由此看来：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把学养变成自己的灵魂!
修养之道，身心兼治
养心与养身的关系是本与源。曾国藩的养心学问是典型的身心兼治，如果一个人一生以老、庄为法，可能会失去进取心，也很难有所建树，更不用说能成大事了。本来，成大事与老庄的养心说是矛盾的。怎样化解这个矛盾?曾国藩主张遇到磨难波折时要把心放得下、养得灵，不能因为身处困境而郁郁寡欢，那样永久不会有东山再起之日。基于这种看法，他对苏东坡最为赞成，认为是中国少有的榜样。曾国藩说，在官场中最不易混，最易失去威权与荣耀，其中也有一些“规矩”，这些规矩要独运于心，在幕后遵守，一是不直言人短，二是知己悦人，即保持一团和气最重要，三是要提防奸人捣乱。他最后说，苏东坡犯了三大忌，几次被贬，但难能可贵的是志向操守不改，能顺应环境的变化而生存。
在苏轼看来，人之所以要对人间万事超然旷达、随遇而安，是源于人生太渺小、太短促了。那“破荆州，下江陵，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曹操和“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周瑜，“如今安在哉?”曹操、周瑜这些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早已成为历史的烟云，如今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踪迹呢?岁月悠悠，宇宙无穷，人的生命就像一颗稍纵即逝的流星：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人生短暂，萍踪无定，人生的历程如雪泥鸿爪，很快就会消散得无影无踪。没有开不败的花朵，也没有看不完的好景，“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分明”，梨花怒放，飞舞柳絮，草色青青，满城春色，人们在尽兴地赏花游春，可是“人生看得几分明”？一个人的一生有多少尽兴赏花的机会呢?有限的人生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惆怅和迷惘啊!既然人生胜景难逢，聚少散多，别时容易见时难，那么，何必过分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升沉荣辱呢?“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念逾新罗。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人生就像逆旅，我亦是行人，很快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为此，汲汲于个人的物质利欲、富贵穷通，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就像在醉梦中仍你争我夺，实在显得太荒唐可笑。值得关注的是：苏轼虽然意识到人生短暂，却并没有由此走到《列子》鼓吹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的道路上去，也没有像魏晋名士们那样，沉浸于性命无常、人生如梦、欢乐苦短、忧愁苦多的伤感中不能自己。
苏轼以清醒的理性精神对待人生，认为人们应该“循物之理”，依照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生活，随遇而安，“余以为知命者，必尽人事然后理足而无憾”，只有遵循客观事理和人的生命规律，才能尽人事、终天年，做到死而无憾。
如何才能尽人事、终天年，死而无憾呢?苏轼认为关键在于淡化功名利禄、进退出处、显达富贵、福祸穷通一任于天。“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少，而可悲者常多”。
世人之所以乐少悲多，是源于他们拘泥于个人的福祸得失、汲汲于一己之富贵荣辱，不能超然物外。只要超然物外，随缘自适，才能乐观旷达，“无往而不乐”；予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正是由于苏轼超迈旷达，无往而不乐，所以，他能在各种各样的人生情境下，一直保持心理上的平衡和安宁。在顺境，就算在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春风得意之时，也没有得意忘形、飘飘然不知所往；在逆境，即使是身陷囹圄或贬居流放，也没有丢失生活的信心和勇气。他总是在平凡甚至是困苦的生活中去体会生活的乐趣、生命的欢欣。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居黄州，他不只政治上失去自由，行动上受到限制，并且饱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我谪黄冈四五年，孤舟出没风波里。故人不复通问讯，疾病饥寒宜死矣”。同时，经济上十分窘迫，“廪人既绝，人口不少”，为了维持生活，苏轼不得不垦荒东坡，躬耕陇亩，“与渔樵杂处”。面对这样孤苦寂寞的环境，苏轼仍坦然自得，他善于从困苦的境地中摆脱出来，去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美：
长江善廓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自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在岭南和海南，他的处境更为艰难。在岭南，因为无法适应当地的瘴雾毒气，致使“旬日之间，丧两女使”，连他最宠幸的爱妾朝云也病逝了。在海南，他更是过着“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的生活。海南，是当时人烟稀少的地方，流放海南者很少得以生还，苏轼也断绝了生还北归的愿望。即便在这样困厄的境况下，苏轼也没有心灰意冷，依然保持乐观旷达的情怀。“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在苏轼看来，一个人精神生活的舒适，可以弥补物质生活的贫乏，战胜外在险恶环境的煎迫，所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仍“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正是这种超迈旷达、怡然自得的乐观情怀，帮助苏轼战胜了人生道路上的重重阻碍，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
曾国藩在诗词中对韩愈、苏轼的诗词非常喜爱，认为字字句句皆如其人，他还把苏东坡所做的能与自己心境相沟通的篇章单独辑成，常常吟诵。
他还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之关系：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是说君子言语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是说君子要有宽恕他人之心，自己则少贪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君子之象，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大象最为重要。
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于养身之道，格外留意。曾国藩谈及养身之道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是这个。”
养身的方法，不只应当多多从事活动，以达到增进身体的健康的目的，更应当减少烦闷，以保持精神的健康，他的见识是广博的。
曾国藩对于养身之道，主张身心交养。他给李希庵的信说：“我认为治身应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应当以‘广大’二字为药。”这是曾国藩遵守他的祖父星冈公“不信医药”的训导。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服药的事，我经历很多。不仅仅是外表有病服用治标的药剂最容易出错，属利弊各半，就是根本之病，服用人参、鹿茸之类也少有实际效果。像胡林翼、李希庵，把参茸当作家常便饭一样，也终于不能补救身体。我现在的调养方法，米饭一定要精，蔬菜用肉汤来煮，鸡鸭鱼羊猪，都要炖得极烂，又多用酱菜、腌莱之类。我认为这是天下最好的饮食，大补身体的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孟子》以及《乙记》所记载敬礼老者、事奉双亲的方法都是如此。难道说古代圣贤都是愚蠢的，一定要像后代那样喜好服食人参、鹿茸、燕窝、鱼翅、海参才算是明智吗?星冈公的家法，后人所应该遵守的有很多，而他的不相信巫师、医生、地仙、和尚这一条，我兄弟特别应该竭力遵守。
曾国藩论述养心的方法，虽然说法不完全一样，但大致不外乎“惩分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他的《日记》上曾说：“养生家的方法，没有比‘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个字更重要的了。”
“惩忿窒欲”，在于求得精神的健康，可以叫作“心理的修养”。曾国藩对“惩忿窒欲”的说法，阐述得很详细，如给他的儿子纪泽的信说：“我对于所有的事，都遵守‘都在我这里，听凭自然’的这两句话，即使养生之道，也是这样。身体强壮的假如是富人，因为戒除奢侈而更加富有；体弱的如果是贫穷的人，因为节约而能够自己保全。节俭不只是饮食男女之事，即便读书用心，也应当俭约，不便于太过。我在《八本》篇中讲过‘养生以少恼怒为根本’，又曾教你胸中不应该太苦，须要活泼快乐地修养一段生机，摒弃掉所有的恼怒。既戒恼怒，又知节俭，养生之道，已‘都在我的掌握中’了。另外，寿命的长短，有没有病，一律‘听其自然’，不必产生很多幻想去计较它。凡是多吃药，祈求神仙，都是妄想。”
将“惩忿”理解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俭”，可以知道曾国藩并不是厌世悲观的人，并不是把我们人的**绝对禁止，不过是在纵欲当中略存节制的意思罢了。曾国藩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也不是厌世观，而是淑世观。
不论“以意志统帅志气”，还是“以静制动”，大致上重视精神修养，以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国藩回复胡林翼的信中，有“寡思”的说法，也是注重心理健康。其中说道：“古人说：‘少说话来养气，少看东西来养神，少想事情来养精神。’你那里好朋友许多，难以少说；书信如麻，难以少看；或许用少想来稍稍休息一下吧?”
清心就可以寡欲，饱食却可以伤体。曾国藩对于养生的道理，曾说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他的《日记》上说：
“养生的道理，应当从睡觉吃饭两个字细心体会。吃平日饭菜，只要吃得香，就胜过珍贵药物。睡觉不在于多睡，只是实际上睡得香，即使片刻也是养生了。”
在另一封信中说：“纪泽身体也弱，我教他专门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睡眠可以滋阴，饮食可以养阳。养眠也贵有一定时刻，要戒除多思多虑。养食也贵在一定时间，要戒除过饱。”
“少食多动”，在于要获得身体的健康，可以叫“生理的修养”。曾国藩重视“少食”。关于注重“多动”，从他所说“养生五事”可以明白。他给弟弟曾国潢的信中说：“养生之法，约有五件事：一是睡觉吃饭有定规；二是制止忿怒；三是节制**；四是每夜临睡洗脚；五是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
他所说的“每日两顿饭后，各走三千步”，就是多参加运动的明证。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也和“多动”有关，是生理卫生中的重要项目。
曾国藩平时还注意射箭，这也可作为重视运动的证明。他在寄给曾国潢、曾国葆两位弟弟的信中说：“家中后辈身体都虚弱，可用养生六件事勖勉儿辈；一是饭后千步，二是将睡洗脚，三是胸中无恼怒，四是经常定时静坐，五是经常定时练习射箭，六是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以上都是从老人那里听来的，多次试验毫无流弊。”
曾国藩对于养生的方法，虽然也讲多动少食，但是强调以静养为主，他在《日记》上曾说：“养生的方法，‘视、息、眠、食’四个字最重要。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是说藏气息于丹田气海；‘垂帘’，说的是半睁眼，不全睁，不太用眼力；‘虚’是说心虑而不思虑，肚子虚而不滞留食物。就这四个字，虽然没有医药秘方，但完全可以去病了。”
对于曾国藩节制恼怒的情形，我们从他的“八本”篇中可以知道其大概。曾国藩写给沈葆桢的信曾说：“世上多事故，珍重有用的身体，以承担艰难重任，千万不要郁闷损耗，损伤天然之气。我也郁闷闭塞多年，胸襟过于偏狭，我要以自我针砭来共针砭。”
在回复毛寄云的信中还说：“近年来家中骨肉至亲接连死去，我的精力衰退，也只好强自排解，一下子像托付于庄子、刘伶等人那里了。”
曾国藩所说将自己的精神托付给庄子、刘伶，是讲自我排解、自我解脱的**。这在魏晋士大夫中的确成为风气。竹林名士都是超然旷达，漠视礼法之人，他们经常聚于竹林、饮酒放歌。阮籍听说母亲去世，不是痛哭，而是痛饮。稽康更是狂放，时常在众人面前指责汤、武，批评周、孔。阮咸风流才俊，却曾与群猪共饮。刘伶嗜酒如命，酒不离身，时常是神志不清，昏昏沉沉。刘伶纵饮，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
曾国藩养生喜欢在眠食二字上下功夫，除接受祖父教训之外，也有自己的经验。曾国藩的《日记》上说：“我少年读书的时候，看见父亲在日落之后，上灯以前，小睡片刻，夜里却能精神百倍。我近日也想效法。日落后，在竹**小睡，上灯以后处理事务，效果甚好。我对于起居饮食，按时按点，各有常度，一一都是效法我祖父、父亲所做的，希望不败坏家风。”
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与现代的健康学十分相符合。像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更为近年传导精神健康与体格健康的人所注意。一个未受过健康教育的人，而他的言行无一不与健康教育中所说的相符合，实属不易!
可以说，曾国藩的修身学问是养心者可养身!
静定
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皆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蛰之怀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于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之不息，其参天地之至诚平?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
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宜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虽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此绵绵者，由动以之静也。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此穆穆者，由静以之动也。由静之动，有神主之；由动之静，有鬼司之。终始往来，一敬贯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损，君子以惩忿窒欲；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此六卦之大象，最切于人。颐以养身养德，鼎以养心养肾，尤为切要。
静坐思，心正气顺，必须到“天地位，万物育”田地方好；默坐思，此必须常有满腔生意。杂念幢幢，将何以极力扫却?勉之!
引自《曾正公全集》
神明像太阳升起一样，身体就像鼎立得不动。这两句话是应该遵循的。只有心到静极时，这是喜怒哀乐未发之时，身体寂然不动，最终还没体验出真正的意境。意境只是闭藏到了极点，才招引出来一点生气，如同冬至时节的一阳初动。坚贞不移，这就是“元”，等春雷一响这就是“启”。谷类的坚实，是开始播的种子的原因；不能为种子的谷，不能说是坚实的谷。这其中没有满腔的生意，就好像万物的生长都赖于我心，还不可以说到了至静的境界。然而，静极生阳，因为一点生物的仁心，每一气息静极，仁心不息，这就是天地间的至诚吗?颜子三个月不违仁，也可以说是洗心退藏到静极的境界中取得真正快乐的人了。
我们求静，想要与禅门的入定不一样，一定要用心体验这细密而又未可觉察的意旨。所谓的一阳初动，万物由此生长，才可以说静极，可以说喜怒哀乐还未生发，寂然不动之体。不然的话，一味求静，心如死灰，自认为是静，事实上生理的机能都差不多我丧失了，何况这样做并不能静。如果有外在的干扰，心不就又不安定了吗?我深入地体察这真实的道体，认为阴先于阳。但假若不是亲身的体验，始终只能浮光掠影地说说而已。
因为戒惧而约束自己，以至在至静的境界中，仅管没有什么偏颇，内心之操守不失，则达到了“心”的境界，天地由此位，这种绵绵不息的样子，就是由动而到静。从“慎独”而精进，以至于在待人接物方面极少有，没有不合适、不正确的地方，就达到了“和”的境界，万物由此化育，这种肃穆之象，是由静到动。从静到动，有神在那儿主持；从动到静，有鬼在那儿司察。动静之间的这种循环往复，靠“敬”来加以穿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颐，君子言语一定要谨慎，饮食要有节制；损，君子要“惩忿窒欲”；益，君子要见善就学，有过则改；鼎，君子要有尊卑长幼之序，以成教命之严。这六卦大象，最适合于人。颐可以用来养身养德；鼎可以用来养心养肾，这二卦最为重要。
静坐而思，心灵舒畅，气血和顺，必须达到“天地位，万物育”的境地，才算效验。默坐而思，心灵中一定要常常充满生意。杂念丛生，靠什么东西来把它们全部排除?还得勤加努力!
恬淡名利，以古为戒
曾国藩是一个饱览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追逐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刻引以为戒。他认为，不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
功与名，是曾国藩一生所执著追求的。他说：“古人称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他至死都以自己不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而感到惭愧。但是曾国藩是一个饱读历史的人，对于历史上因为过于汲汲于名利而丧身败家的先例，曾国藩十分熟悉，并且时时引以为戒。他认为，无论是做人、为官，都不能太贪心都必须知足。在名利问题上，应当以“恬淡”之心处之，学会“尽性知命”。他在日记中写道：近年来焦虑十分，没有一天是坦坦荡荡地度过的，是由于名利之心太切，世俗之见太重所导致的。现在要想消除这两种弊病，一定从“淡”字上着力。功名富贵一概淡然忘却，这样才可以让自己的心境自由自在。要想胸怀广大，就必须从“平淡”两个字上用力。凡是为人处事，全都要有平常之心。对于功名要看得淡一些，这样心胸才能日益开阔。
同治年间，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一心想取得一个人打下南京的大名，但是打了许久，却是孤城难下，外面由此有了大多对曾国荃很不利的说法，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致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古来大战争、大事业能够成功的原因，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通常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比如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他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要铭记不可居功的道理，认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湘军最终攻下天京，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了下去。这是曾国藩与湘军苦战多年的结果。然而，曾国藩却在上书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非常理智。
与曾国藩不一样，曾国荃是个追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人。攻陷南京之后，曾国荃以为全是他一人的功劳，认为朝廷应该给他更多的赏赐才对，所以常常发牢骚。曾国藩对此十分担心，他告诫曾国荃说：“有高的官位，有大的权力而又享有大的名声，自古有几个人能保全自己的末路呢?”他还对曾国荃说：“你虽然有本事，但你必须让一半功劳给老天爷才行。”为了开导郁郁不平的老九，他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慎独
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各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
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平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为外求，而专力于知善知恶，则慎独之旨晦。自世儒以独体为内照，而反昧乎即事、即理，则慎独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诚，非格致则慎亦失当；心之丽于实，非事物则独将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引自《曾正公全集》
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困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但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可能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假如真能做到喜欢善事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可以切实地做到。也就是达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取得；孟子所说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心中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则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我曾经说“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拥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时常常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念头，这些错误之念聚积多了就会泛滥，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就可能产生一个诚的念头，诚实积聚多了则会谨慎，而自己管束的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的微妙差引，是可以加以评论了。
《大学》自“格物致知”以后，他之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作为扩大其知识的资料；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琐事问题，也可以加深他的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已经能分析公私间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可以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那么，对于善事应该去做，不善良之事不应去做，早已明晰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事。为此当眼前有一件好事需要办时，唯恐别人不能知道，因而去做时犹豫不决；对于有一件不好的事情面临时，侥幸别人不一定能知道，因而拒绝得十分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念头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唯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一样长年不断地犯下去。居室简陋而仿佛面对天日，心里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经典中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实在探究的。自从世俗之儒认为格物致知是向外求知，而专心于对善恶的认知，于是使慎独的宗旨隐而不显。自从世俗之儒认为独自体察是内心自我检察，这会导致对眼前事理的认识不清，进而使慎独的宗旨更加隐而不显。
总体来说，“明”应该在“诚”之先，不通过格物致知而得明，那么这个“慎”也就不会做得合适；一味地用心于眼前的事物，当没有事物时，“独”也会无法把握。这是修德的路径，不能不加以辨析。
清淡之心，人品德高
平淡是曾国藩崇尚的人生涵养，也是人生培养和学问。他认为：涵养深有容量的人品德就高尚，遇事忍耐的人事情才可能成功。这是因为，容量大就能原谅他人，有忍耐就会好事多磨。有一点不满意就勃然大怒；有一件小事违背自己的意愿就勃然大怒；有一点优于他人的长处就向众人炫耀；听到一句赞颂的话就为之动容，这些全是没有涵养的表现，也只是小有福分的人啊。古人说器量随见识而增长，遇事不喜不惊，才可以担当大事业。确实，“有容德乃大，大忍事乃济”。看透人生各种难堪的局面，才能知“清淡之心”如何有用。曾国藩淡薄名利，就在于能淡化物欲，以心养身。此乃其保持平常心的一大学问。
他还说：弟读邵子诗，领悟恬淡冲融之趣，此自是襟怀长进处。自古圣贤豪杰、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致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淡冲融之趣。如李白、韩愈、杜牧之则豁达处多，陶渊明、孟浩然、白香山则冲淡处多。杜、苏二公无美不备，而杜之五律最冲淡，苏之七古最豁达。邵尧夫虽然非诗之正宗，而豁达、冲淡二者兼全。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去年所讲生而美者，若知之，若不知之，若闻之，若不闻之一段，最为豁达。推之即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亦同此襟怀也。
这是曾国藩从传统化中领悟了恬淡冲融的情趣，这明显是胸怀有长进的地方。曾国藩善养内心，目的是为了超脱世俗，有一种轻松格调。因为曾国藩是在中国传统化中熏染陶冶、经过严格科举考试而产生的一个典型的封建知识分子，所以他把儒家那一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人生信条看得十分重要，视为平生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基本原则。
然而，在曾国藩的心目中，自宋明以来，一般正统士大夫往往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相对立，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到头来不是治国、平天下缺少精神支柱和远大目标，乃至完不成救世大业，就是满腹章，而不能任天下大事。也就是把“传教”与“办事”对立起来。追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看得太简单、太孤立了，进而缺乏实际，难以使“修身”同“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
为此，曾国藩主张，修身必须首先结合实际去进行。不管是读书做学问，还是待人接物；不论是带兵打仗，还是为官从政，全部有修身的大学问体现其中。要做到这样，曾氏认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精神修养，即治心。
众所周知，精神是人生的本源。有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曾国藩以为，精神的修养，都是内心所要做的功夫。所谓治心之道，如惩仇窒欲、静坐养心、平淡自守、改过迁善等等，都属于精神方面的修养。因而，在他的遗著中，特别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言论颇多。他主张，精神修养一定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佛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从东汉以来，儒家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哲学始终是相互补充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见”，更是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土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佛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十分重要。他在日记中说：
“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成为三代后的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亦是“静”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躁的。
在这段话语中，曾国藩反复重申的是，假如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里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
曾国藩认为，在物欲羁绊下，一个人要“静”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他钦服颜回的淡泊，也特别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经历高山，就仍会对高山仰止，没有得到的，总是有乞求，人能大彻大悟，在登临高山，已获得后，就是不容易了。他说：
“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人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更合况其并不能静也，有或扰之，不且憧憧往来乎?深观道体，盖阴先于阳，信矣。然非实由体验得来，终掠影之谈也。
所谓平淡，事实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承和阐述。我们了解，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极其重要，都想去得到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经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乎，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因为他意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欲之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的说，则是私欲围扰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境。他这里担忧说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就是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干扰，务使精神恬静，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假如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针砭，去检讨、去改过。因此，他在一生中坚持写日记，对每天的所作所为，认真检讨，如实地记录下来。纵观他写下的一百多万字的日记，其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自艾自责的语句。
在道光22年(1842)冬天，他就连续十几天，写下了诸如“说话太多，且议人短”；“细思日日过恶，总是多言，其所以致多言者，都从毁誉心起”；“语太激厉，又议人短，每日总是话过多，何以不改?”等语。对于友人的劝言，曾国藩则强制自己虚心接受，力求改过。邵蕙西曾当面批评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诗多执己见”、“对人能做几副面孔”，他视为“直哉，吾友”!并决心“重起炉冶，痛与血战一番”。此外，他所做的铭联箴言以及格言警句单字等，大都体现了他要借以提醒自己不忘改过、立志官新的精神。
经过数年仕宦生涯的曲曲折折，晚年的曾国藩总结出十二条治心经，认为终生守之而不改，这就是：无贪无竞，省事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兢兢业业，死而后矣，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这十二语者，吾当守之终身，遇大忧患、大拂逆之时，庶几免于尤悔耳。
梁启超总结曾国藩能成功的原因是“自制之力甚强”。自我控制能力弱，轻则伤体，重则罹祸。为此，曾国藩强调保身与“窒欲”并重，特别对明哲保身的一套有独特运用。
对于封建社会官场倾轧、仕途险恶、风波迭起、人生失意的现实，明代的王艮提出了“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他把“明哲保身”看作良知良能，“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人生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身全性，因为只有“吾身保”，才能“保一家”、“保一国”、“保天下”，假如“吾身不能保”，又怎么“保天下国家”、“保君父”呢?王良反对危身害生去追逐名利仕禄，“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假如为追逐名利仕禄而危害人的身心性命，那实在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在这里，我们好像又看到庄子“宁游戏于污渎之中以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的遗世独立的身影。那么，怎样才能明哲保身呢?王艮认为，要保全自己的身心性命，首先必须爱人、敬人，“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能爱身者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
如果人人都可以将心比心、以己度人、爱人敬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那么，整个社会能就会形成一种互敬互爱、互帮互助、和谐协调、其乐融融的人际氛围，各种是非纷争会消弭殆尽，个体的身心性命自然得到保全。明哲保身，除了爱人、敬人以外，还要安贫乐道、听天由命。泰州学派把人们能否做到安分守己视作人生第一大关，因为人生活在世界上，要抵御五彩缤纷的物质**的**的确很难。人们只有做到安分守己，面对各种物质**不为所动，才可以保持一种宁静淡泊的心境，化解人生道路上的各种失意、烦恼、忧愁、痛苦，才有闲情逸致听雨打芭蕉、看斜阳晚照，体味人生的幸福和欢乐。
韩贞更是主张：“世路多歧未许游，得休休处且休休”，“能进不如能退好，一瓢陋巷更何求”。他认为人们应当像颜回那样，虽然“一箪食”、“一瓢饮”、“处陋巷”，仍“不改其乐”、“自得其乐”。在韩贞看来，功名富贵、金钱利欲就是过眼浮云，它是束缚人的身心自由的无形桎梏，假如人们被物质利欲束缚住手脚，不仅人生的自然适意无从谈起，而且将像贪食的鱼鸟一样自取灭亡，“鱼不忍饥钩上死，鸟因贪食网中亡”。为此，安分守己、安贫乐道、与世无争，是保全性命、获取人生幸福的必要前提。
曾国藩的治心经，以儒家为本，同时也融入了佛道的内容。曾国藩早年在京城时，身体孱弱，又怕平生志向不得伸展，所以经常忧思过度，一天竟吐血数口，日记中于是痛加自责，说这是“大不孝”，表示以后“唯有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但说到容易做却很难。数日后，“‘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他担心自己“成内伤之病”。连续数日，他翻阅理学家的传记以及佛教典籍，希图从中找到解脱精神痛苦的美药良方。他在读《孟子养心篇》后说：“损忿之心蓄于方寸，自咎局量太小，不足任天下之大事。”之后几天，他又阅读了佛教经典《杂阿含经》等书，对佛家的“心为法本”“降龙伏虎”有进一步的体会。
主敬
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引自《曾正公全集》
主敬则身体强健。“敬”这个字，是孔子、孟子用来教育人的，春秋时的士大夫，也时常说到它。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敬”这个主旨。内心要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齐严肃，这也是敬的功夫。出门如同是去会见重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如同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敬的气象。修养身心以安天下百姓，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这就是敬的效应。程子说，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那么，天地自安本位，万物自己化育，风调雨顺，各种祥瑞都可能出现，人的聪明睿智，也都因此而产生。用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满意，所以说敬则一切美事都会具备。我认为“敬”对人们最切近的功效，尤其是在能使人身体健康。人若庄敬，身体就越来越强，人若贪图安逸，身体则越来越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就算已是年迈多病，但一遇到庙会祭祀等重大活动，或者是在战场碰到危难时刻，也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仅这点就可以证明“敬”能够使人身体强壮。假如人在无论人少或人多，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况下，都能一一恭敬地做，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必然强健，又有什么值得质疑呢?
诚笃恭敬，知己之失
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因为这样。磊落过人，能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很多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养。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修身，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得有条有理，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
曾国藩幼时饱读诗书，深受中华民族传统化的熏陶、浸染，之后又经过严格地科举选拔，终成一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也因为这样，曾国藩注重儒学，儒学中言“修身、治国、平天下”成了人生追求的理想。曾国藩还将其视为自身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
在曾国藩看来，宋明之后，封建正统士大夫经常把修身同治国、平天下分置于两个对立面，将它们相互割裂开来，强调各自的重要性，最终，非但治国、平天下缺少精神依靠和宏伟目标，也导致其无法完成救世大业；即便是满腹经纶，也不能为天下人办实事。这样就把“传教”与“做事”对立了起来。追根究底，曾国藩以为其主要问题就是人们把“修身”二字过于简单化，将它完全孤立起来，进而使其无法运用于实践中，更不可能将“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很好地结合。
因为这样曾国藩主张，自身的修为一定要与当前的环境密切地结合起来。无论做什么，读书也好，做学问也好，为人处世，带领军队，为官从政，全是自身修为的重大体现。要使它们有机结合，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将自身的修养放入广大的精神世界里，不停提高锻炼自己。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怎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会有怎样的人生观。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精神方面的修养，主要是要能掌握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唐镜海先生曾说，为人修身养性，“静”字功夫最为重要。
曾国藩对唐镜海先生很是信任，曾告知唐镜海，说他自己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狠来什么也不管，探究根源，就在于自己喜动不喜静。镜海先生说过，只要是人就都有切身的毛病，有的是脾性中刚的恶习，有的是脾性中柔的恶习，它们各有不同，一旦沉迷其中就会经常性发作，而这些没有人能帮你，只有靠自己用心体验它，并终身不断警醒自己。曾国藩人生经历许多风雨，终于领悟“静”之韵味说：“神明则如日之升，身体则如鼎之镇。”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领悟到“静”后的最高精神世界。在曾国藩的遗著中，特别是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特别多。他主张，修身养性应该按照静坐、平淡、改过这三个步骤去进行。
何谓静坐?静坐是儒家、道家、佛家共有的入门途径。从东汉始，儒家主张的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与庄子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较为消极的出世人生观一直相辅相成。
而佛家曰：“明心见!”首先需要人们有静的境界。这三家共同强调一个“静”字，这也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最为基本的修身方法。曾国藩一生博学多才，纳百家之长，他全面具体研究儒道佛三家之说，将“静”字功夫看得尤其重要。
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静’字功夫紧要，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也是因其‘静’字功夫足。王阳明也是在‘静’方面有一番功夫，所以他能面对世间种种**而不动心。一个人若心不静，省身不密，见理也不明，做什么都是浮的。”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再三说明，人的精神若无法安静，那么他的心也都是散的、乱的，对事情无法看清，做事也不会用尽全力，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知怎么保养。
“主静”，一语首先由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中提出，在他看来，有天地以前整个宇宙空间本是“静”的，所以世人的本性生来也是“静”的，后来在后天的环境中沾染“欲”，为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到达早已失却的“静”的境界。
对理学家来说，“静”显得如此重要，曾国藩又是怎样看待周敦颐的“主静”学说的呢?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曾国藩曾在日记中自语：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正所谓心无私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本正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
我们这些人求静，必不同于佛禅的入定，冥然罔觉，那么就一定要验证一下这个心，有没有所说的“一阳初动，万物凭此而萌生”的意念。假如有，大概才可以说达到了静的极点，才可以说没有丝毫杂念，才可以说身体寂然不定，镇定如鼎。如果没有，就算深闭固拒，心如死灰，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并且他也没有真正的静。
有些人因此所困扰，不想纷纭来于人也，经过对道本身的观察，才知道阳先于阴，这才相信了。是啊，如果不是由自己亲身体验得来，最终是浮光掠影之谈。此时，一生爱好和研究理学的曾国藩对这方面已有很深的体会了。
平淡，事实上就是指庄子的“淡然无极”“清心寡欲”，也就是“淡然”“超脱”。一个健康的人，假如不能用平和的心态去看待世间之事，把什么东西都看得非常重，想方设法要去得到它，那么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就会被这物欲横流的社会所颠覆，精神时刻受到牵累，就会因很多很小的事情心生不快，反复思虑，这样一来这种心态就会影响到其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的成败。
所以，曾国藩极力点出“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有平淡的心境。他指出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只是因为心有贪欲，贪慕金钱，贪慕功名。实际上就是内心经常被私欲所困扰，心灵难以超脱，也就难以得到快乐。他劝诫人们，心胸要宽大，做人要从“平、淡”做起，他说：“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得淡，庶几日胸怀日阔。”并用此告诫自己的子侄不可以为功名而学，读书是为了开阔眼界，增进自己的修为，并不是为了赚取财富与功名。
曾国藩主张的“平淡”意在劝告人们所有时候都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让自己的心灵被毫无节制的私欲所控制，必须要保持内心的宁静，免受俗物所困，让自己安然生活，然后才能达到坦坦荡荡，无私无欲的境界。
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指当一个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接着用心去寻求内心无法平静的原因，而后针对这个原因对自己进行严厉、苛细的质问，再带着这个问题去反思，去改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德行，一生中写日记从不间断，并以此自律。
曾国藩洋洋百万字的日记中有很多是记录他自我鞭笞的内容。例如，某日在朋友家看到别人吹捧卖唱女，有些心动；梦见别人得到好处，便觉非常羡慕，诸如此类。他痛斥自己“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前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短暂一个冬天，他持续一个多星期，写了很多自己应该改过的地方，对自己进行毫无保留地质问、斥责。而对于朋友直言忠告曾国藩则要求自己努力接受，争取改过。邵惠西曾当众质疑他“交友不能久而敬”，“看的诗虽多却常常坚持自己的见解”，“人前变换面孔”等等，他不但不怒，反连赞“直哉，吾友!”并痛下决心，改过自新。
曾国藩所作章，大多都表明了他勇于改过，发奋自新的精神。
求仁
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自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平?
引自《曾正公全集》
假如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在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之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辙。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众人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饥寒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大略知道了其中的大义，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的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极大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孔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迫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若要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本来就十分富裕，并不需要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似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许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回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反之，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让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德行操守，立身之本
曾国藩很重视人的德行操守，并把它摆在首要位置。在他看来，当今天下大乱、人欲横流之时，要有操守。但是对于有才而无操守的人也应该正确对待、更不能随便得罪，他告诉自己兄弟，对于“有才而无德者，亦当不没其长”，可稍远其人，但不能得罪。
曾国藩在官场驰骋几十年，平生不遗余力地施用过“权谋之道”。不过，曾国藩施用“权谋”很有特色。
对待下属，要讲究“诚”。他说过：吾辈所应畏惧者有三，第一则以方寸为师其次则左右近习之人，如巡抚、戈什、幕府案及部下营哨官之属，又其次乃畏清议。他又说：吾辈若专尚强劲，不少敛抑，“则委员引、从等不闹大祸不止”。因为下属和左右近习之人对自己的态度恭敬，所以曾国藩立下“待下以诚”来劝勉自己、鞭策他人、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微妙关系，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并且还勉励兄弟子侄及同僚待人也要这样。曾国藩时刻都有忧患意识，他深恐出乱子，常规劝其弟应“待下以诚”，特别是对待地方乡绅更应“爱之以其道”，然后又指出自家兄弟在绅士问题上背道而驰的危险性：“初出办事，而遂扬绅士之短”，“是大失用绅士之道也”。
曾国藩懂得天下至大，事变至殷，绝不是一人一力、一手一足所能维持，必须“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平天下”。人才是靠掌握权柄居上位之人培养和扶植的。他对其子说“余所见将才者极少，但有志气，即可予以美名而奖成之”。
“家和福自生”。在曾国藩看来，只有家和，他本人在外从军从政才能无后顾之忧；只有家和，才能在人前、在下属面前说得起话来；只有“家和，才能福自生”。但是，他的一家前期几代同堂，人口众、矛盾多，要“家和”还真不容易；弟兄们在家“不听教训”、“不甚发奋”者有之；兄“教弟千万言，而弟不听”者有之；弟写信责备其兄“待人不怨”，使其兄“读之不觉汗下”者有之。
越是不容易，就越要做工作。曾国藩不只一次地向胞弟、侄子阐明了“家和”的重要性。他在家信中说：“夫家和则福自生。假如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而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从自己做起。曾国藩不断地征求弟辈们的意见“余蒙祖父余泽，频叨非分之荣，此次升官，尤出意外，日夜恐惧修省，实无德足以当之。”他希望以至诚赤子之心以感动弟辈。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做出自己的实际行动。曾国藩鉴于古往今来的官宦人家，常常“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进而引起家族怨恨，兄弟内讧，闹得不可开交，他曾经立誓以向弟辈们表白：决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越是不容易，就越发要防止别人妒忌挑拨，曾国藩一再提醒大家，要防止别人妒忌我们兄弟，试图在我们兄弟之间打个缺口。他说：“人之忌我者，唯愿弟做错事。唯愿弟之不恭；人之忌弟者，唯愿兄做错事，唯愿兄之不友。看破此等物情，则知世路之艰险，而心愈抑畏，气反愈平和矣”。
善于应酬。第一，以接待客人而言，他的经验是“杜门谢客”。在一封家书中，曾国藩说，家乡的书吏往往欺人肥己，党邪疾正，是惹不得的，并且是惹不起的。“没有公正之乡绅，取彼所鱼肉之善良而扶植之，取彼所朋比之狐鼠而锄抑之”，他们一定会大发雷霆，“并且造作谣言，加我以不美之名，进诲于宫，代我构不解之怨，而官亦荫庇彼辈”，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为此，不如“一切谢绝”、“杜门谢客”，少惹麻烦。
第二，以管公事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宜与闻”。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是个忠于封建礼教的教书先生，因为儿子的官运亨通，权势增大，也慢慢习惯在人前指划，经常往来省城、县城，干涉一些政事。曾国藩对此深为担心，他在给叔父母的信中写道凡乡绅干预公事，地方官没有不怀恨的，因此“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现在的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
第三，以与本县父母官的关亲而论，曾国藩的经验是“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曾国藩嘱咐兄弟：吾家于本县父母官，“不必力赞其贤，不必力诋其非”，其关系“宜在若远若近、不亲不疏之间”。县官有公事须绅士相助者，“吾家不出头，亦不躲避。”
第四，以盛衰得失而论，他的经验是“于极盛时作衰时设想”。曾国藩针对局势，意味深长地对兄弟们说过：此时家门极盛，处处皆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处处使人难堪。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之为愈也”。接着说，吾兄弟“当干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百事衰时拂逆地步”。还说：“今天吾家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恃之道”，为此，“当盛时预作衰时设想，自有深固之基矣。”
第五，以受人人情而言，曾国藩的经验是“不可轻取人财”，曾国藩回顾原来在京，多次扰人，“心殊不安”。原因是：“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假如他找到府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财施一报十，尚不足以满其欲。”
第六，以远亲近邻而论，他的经验是“不可轻慢近邻”。凭着多年的经验阅历，曾国藩既看重远亲，又十分视近邻。他说：“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
第七，以办盗贼而论，他的经验是“不要使人恨我之太恶”。曾国藩在写给其弟的信中说：“我们参与办贼，必须使我们的亲房人家知我家此举是图地方安静；不是为一家逞势张威，使人人畏我之威，而不恨我之太恶”。办贼既毕“不特面上不可露得意之色，即心中亦必存一番哀种之意”。这里面的奥妙和诀窍，“诸弟人人当留心也”。
第八，以做人而论，他的经验是“学为和平，学为糊涂”。曾国藩刚刚跻身仕途，“自愧自恨”之处就许多。于是他感激万千地向兄弟们传授经验说：大抵世之乱也，必先由于是非不明，黑白不分。诸弟年轻气盛，必将一一强为区别，“则愈求分明。愈致混淆，必将怄气到底。愿诸弟学为和平，学为糊涂。”
内省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欺。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
修已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盖君子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廉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谆信，守己无求，无妄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喻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迭于时趋；而逡循之修，变难跻于先进。独是娟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梧祷，不知性命，必致戕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粟粟惟惧，期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如命之功也夫!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焦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为宗，庶几其近道平!
心术之罪，上与天通。补救无术，日暮途穷，省躬痛改，顺命勇从。成汤之祷，申生之恭。资质之陋，众为指视，翘然自异，胡不知耻!记纂遗忘，歌泣史。且愤且乐，死而后已。
古来圣哲之所以彪炳宇宙者，无非由于学事功。然学则资质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事功则运气居其七分；人力不过三分。惟是尽心养性，保全天之所以赋于我者……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足；充无穿窬之心，而义足。此则人力主持可以自占七分。人生著力之处，当自占七分者，黾勉求之，而于仅占三分之学事功，则姑置为缓图焉。
引自《曾正公全集》
仔细思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十分显著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制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这样，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镇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根本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要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至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也钦服。假如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到来。
古来圣哲胸怀非常宽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已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面，孔颜曾盂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
自身修养以及管理他人的道理，有四句话便可以终身受益无穷：“勤于国事，节俭治家，所说的话忠信可靠，行事诚笃无欺。”话不在于多少，也不在于是否深刻。
古往今来的圣哲们的胸怀非常宽广，而达到齐天之大德的，大致有四种境界：通过恭敬修己而生出聪明睿智，这是二程的观点；精诚感动神灵而可以生而知之，这是子思的观点；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无忧色，这是孔子、颜回、孟子、曾子的宗旨；欣赏自然万物、吟诗作赋而心意安适、精神愉悦，这是陶渊明、李白、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
一般而言，君子之立身处世，在于他所处的环境地位。的确做到了反省自己的内心，毫无愧疚之处，那么仰望苍天日月，俯视大地万物，就胸怀宽广不惭不羞。就因为这样，公冶长对于他的老师没有愧对的地方，孟博没有辱没其母的教导，他们都有内心足以自信的东西。‘你淳朴诚实，恪守自己的本份而无求于人，可是那些意外的灾祸却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你的身上，夜晚独处，对影沉思，有什么可悔恨嫌憎的。这种时候，正应当加强提高修养，不能因此而增添疑虑，稍稍降低自己以往的信念。我在这里滥竽充数，无所作为，最终不会有好结果。自己的那些坏毛病，本来就跟不上眼下的形势；而缓慢地学习，也很难进入高明的境界。只有一件，那就恪守自己的原则，以期不辜负知己朋友对我的希望，所知的只是小心谨慎地做到这些。
主张矫揉造作观点的人，就好比把杞柳树当成枝条编成的杯盘一般，不通晓性命之理，一定会残害仁义，这是逆着而不是顺着行理。高谈虚玄之论没有主见的人，好像浮萍漂于江湖之上，空论性命之学问，不再讲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这种理论，事实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难说得通顺。只有体察精微，并不隐藏自己的心意，不扰乱自己的**，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这样才能随时看到顺利行事。坚守持一贯之道，常常提醒自己专一不二，遵循前进不已的原则，战战兢兢，始终有恐惧之念，这样就会终身顺利的。这是圣人尽自己性情，而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一般人恢复自己本来性情立身处世的方法。
王夫之所注解的张载的《正蒙》篇，对于尽性知命的宗旨稍有理解。靠一个自己就能知道的，这是性；而听顺自己无法知道的天意，就是命。《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话，讲的就是尽性；“过此以往”四句话，讲的就是知命。农夫致力于耕田种庄稼，勤劳的人将有所收获，懒惰的人，就会歉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世种庄稼，不论怎样勤劳，终归庄稼焦枯，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治理别人，礼让他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而别人对自己不亲近，治理别人而别人不听从，礼让别人而别人不应答，这就是命。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只尽性而且知命。尽性还属于下层的学问之事，然而达到知命就是超越之事。在尽性之时，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有或无，圣人对于这种情况淡然处之。好似知道，又似不知道，好像用力，又似不用力，这里面的分寸十分把握。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追求之，而对于听天由命之事，则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就似乎可以接近大道了吧!
心理上所犯的罪过，可以与天相通。没有办法加以补救，就好比日暮途穷一样，反身内省，决定痛心改过，依据命运安排。像成汤那样去祈祷，像申生一样恭敬。自己的禀赋并不很高，旁边的人都已经看得十分清楚，自己却仍自以为了不起，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把遗忘的事情记录下来，为史中的事迹又歌又泣。既忧愤又欢乐，至死方休。
从古至今的圣哲之人，他们之所以在天地宇宙间不会磨灭，是因为他们的章和立下的功业。章之事七分靠天赋，后天努力只占三分；功业则七分靠运气，人力只占三分。只要修养心性，保存好天所赋予的内容。把不去害人的心养足了，就可以达到了仁；把投机取巧的心去除了，就达到了义。在这个问题上人的后天努力可以占到七分。人的一辈子应该在人力可以占七分的事情上下功夫，而对于人力只占三分的章功业，就可以慢慢加以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