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以为祁有音也是位记者，与郝从容是同一行当的，于是便将她问的问题认真地回答起来：我父亲是一位农村医生，一辈子为乡里人看病，在缺医少药的乡下，人得了大病很难到城里医治，大多是等死了，靠我父亲的草药维持活着的时间。我父亲经常看着没钱治病的乡亲死亡，他就发誓供我上大学，将来当医生给乡亲治病。我们家没钱，父亲为了供我上学，每天抓蝎子卖，手都被蜇肿了。九十年代我考上了医学院，并以优异的成绩提前毕业去美国佛罗里达医科大学奥卡拉心脏研究所攻读硕士，毕业后我的美国导师执意要我留下，不论从技术的发展还是从个人的待遇考虑，留在美国都是上策。美国每年有40万例病人做心脏搭桥手术，而我国仅有几百例，并且技术跟不上，死亡率高，十个病例中要有一二个死亡。但我还是回来了，我不能忘记父亲对我的希望。回国后，我就开始了心脏搭桥手术的创业阶段，第一例手术竟是一位七十岁高龄的老人，而且身体各个功能几乎都有毛病。院长问我有没有把握，我说只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但我在这百分之八十的把握中会竭尽全力。其实我心里是很犹豫的，如果这次手术成功，医院的心脏搭桥技术会向前迈进一步，如果不成功，院长也是担着责任的。果然手术尚未开始，患者因为紧张，心脏停止了跳动，正常情况对心脏的按压是三十分钟，可我坚持按压了七十二分钟，患者的心脏终于恢复了跳动。在我按压到四十五分钟的时候，有人劝我放弃，但我没有放弃，我救活了一个生命。在医生护士的配合下，手术顺利做完了，我的心情一点都不轻松，担心患者病情不稳定，三天都没有回家，后来患者病情稳定了，我却得了心肌炎，住院了。……
听到这里，祁有音感动得眼睛潮湿起来，难怪郝从容说乔新医生是本市的十大杰出青年，他具备杰出的情怀。同时，祁有音感到社会还是有良好的发展基础的，并非像少数悲观的人所说的那样患了癌症，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的好细胞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好细胞沉默起来了，而癌细胞却嚣张着四处扩散，进入外界眼球的便是无药可治的癌细胞了，而社会的发展进步却是要靠那些默默无闻的好细胞。
乔新看到了祁有音眼睛里的泪水，忍不住说：当记者的人感情都很丰富，郝记者听了我的讲述也哭过，看样子人都容易被善良的责任心感动。
祁有音没吭声，她不想对自己的身份作过多的解释，于是便顺水推舟地问了心脏搭桥手术的附助材料是否依靠进口？
乔新说：基本是这样。
祁有音就把杨亮的公司和申请专利的产品说出来了。
乔新这才清楚了眼前这个中年女人来见他的目的，便直接说：他的产品要有了专利号我们医院才能用。
祁有音笑笑说：产品已经做过临床试验了，专利还没审批下来。为了稳妥，想在你这家权威医院再度进行临床试验，以你的责任心和技术水平如果认定产品可以投产，申请专利就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了。
乔新想想说：这可不是小事，回头我得请示一下院领导，产品临床试验医院是要担当风险的。公司要出一笔风险抵押金。
这没问题，医院可以提出条件。关键是这个产品是否达到了国际水平，如果与国际水平接轨，我们为什么不用本国的产品呢？话说到这个份上，祁有音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乔新看看表说：我得马上回医院，刚刚手术的患者要二十四小时监控。
祁有音忽然问：我让杨亮跟您直接联系行吗？
乔新说：可以。于是把手机号码输入祁有音的手机里。
祁有音从茶楼出来，打车将乔新送到医院，而后又奔了杨亮的公司，把自己见到心脏搭桥手术专家乔新医生的经过跟杨亮讲了，杨亮摸着头说：你这不是把事情弄复杂了吗？我们的产品已经过临床试验了，质量百分之百。
祁有音见杨亮不理解自己的行为，便有点性急地说：我要你百分之二百，这家医院和这个心脏搭桥专家我都见了，他是地道的医生，这家医院是心脏搭桥手术专院，如果他们的临床试验达百分之百，你们公司不光是申请专利的问题，而是填补了这一行业的产品空白，使国人扬眉吐气的问题。
杨亮恍然大悟说：有音大姐到底比我思想水平高，一下子就把我们的产品拔高到民族工业的问题上了。
祁有音听杨亮这样说，立刻将乔新的手机号告诉了杨亮，而后说：一般的公司发明了产品总是考虑到效益，眼界放不开，盯在小钱上，其实如果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考虑，恐怕就不是赚小钱的问题而是赚大钱的问题了，我们的市场为外国人敞开固然对，但中国人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的市场，难道我们的胳膊腿和大脑都是等着外国人的钱来转动吗？
杨亮钦佩地看着祁有音，他觉得自己当初爱的这个女人没有爱错，很值得。
祁有音也想不到自己会说出这番话来，她的思想好像在瞬间升华了。是被乔医生感动还是被杨亮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