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有？八一级不就有一个？”
“谁？”
“那个诗人。”
“诗人不算。”
“诗人为什么不算？”
“你就说你是什么意思吧。”正看着扁豆。
“我的意思是，现在学外语的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比如说翻译家，以前都是先是作家才是翻译家，现在是当不了作家，才当翻译家。对不对？”
正没说话。
“别说学生了，整个西语系教授怎么样，有没有一个能跟专业系比的？我们系的王教授跟中系的王教授从前是同门师兄弟，现在怎么样，此王的学问能赶上彼王的一半不能？”
“照你这么说，”另一个外地同学喝干杯里的酒，“就不该设外语系。我同意，外语不能算专业，只能算基础课。我们这四年，学了半天其实就学了门手艺。”
“而且手艺怎么样，能不能用还得另说。”扁豆说，“我出去实习的时候，碰上个澳大利亚人。我说什么他都跟一句@（对不起。）弄得我心里直发毛，都开始怀疑我说的可能不是英语。最后我急了，问他，怎么回事，你耳朵有问题？他说，不是，你说英，像演话剧，还不是一般的话剧，是莎士比亚。”
“这小子真损。”
“不是损，是我们学了四年，没学几句人话。”
“不过，有手艺就能吃饱饭啊，”另一个外地同学说，“我就羡慕你们会外语，以后出国，会外语占多大便宜，再选什么专业都行。”
“那就应该跟教育部建议，”扁豆喝口酒大声叫道，“取消所有的外语院校，外语系，把老师都分到小学和中学里去。外语就该跟语和算术一样，从小就学，都得学。”
“我反对！不喜欢学不行么？”
“不喜欢学那是你自己的事，但国家给不给每个人受公平教育的机会，那可是政府的责任。你说呢，正？”
“从小学，我同意。从幼儿园学起才好呢，都跟玩似的就把莎士比亚都背了。”
四瓶啤酒很快喝净，正要去再买。窗口这时正好叫到他们的号，扁豆跑过去，端回来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肉。
“改喝白的吧，”外地同学说，“啤酒不过瘾。”
“这天，这肉，你要喝白的？”扁豆睁大了眼睛。
“要的就是这天喝白的，再不出汗要憋死了。”
“喝什么？”
“二锅头。”
另一个外地同学抢着去买了一瓶，拧开盖，倒进每个人的酒杯里。他们都举起来，碰了碰，喝下一大口。肉片又白又嫩，滑而不腻。就着白酒，不一会儿，几个人额上都冒出了大汗珠。
“知道我以后会想北京的什么？”外地同学端着酒杯问。
“不会是这个肉吧？”
他闭上眼睛，左右晃一下脑袋，“烤白薯，涮羊肉，二锅头。”
“大夏天的，你怎么想的都是冬天的吃的。”
“你们呢？”他睁开眼睛。
另一个外地同学说，“我想北京的雪。我们家那边的雪少，也太小，到地上就化。我第一次看见北京下鹅毛大雪，眼泪差点没掉下来。太美了。你呢，扁豆？”
扁豆端起酒杯，大喝一口，“棒子面粥，还得是咱们食堂搀了点碱的那种。第二，北京话。第三，傍晚的颐和园。”他又抿一小口酒，“还有，第四，太多了吧？”他推推外地同学，“算我替你补充的。北京姑娘。”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北京姑娘了？”正奇怪地看看他，“喝多了吧？”
“没有，我变了。”
“又变了？跟哪个北京女生好上了？”
“没有。我是递了张纸条，可被拒绝了。一般女生拿到纸条都躲到背后再看，可她当着我的面就打开了，看了一眼两把就给撕了，跟我说，你呀，这种条子要是还用英写，就甭瞎使劲了，也别再去祸害别人了，撕了完事。我被她拒绝了，可感觉全身痛快得了不得。”
“痛快？你不是最不喜欢这种‘生葱生蒜’味么，不是要什么‘口脂香’么？”
“我现在觉得生葱生蒜味冲，有益健康。怎么样，跟你的糖醋排骨有一比吧？”
正听他问，心里沉了一下，他又有好几个月没跟谭力力联系了。
“该你了，正，你以后会想北京的什么？”
“我？什么都不用想，我不会离开北京的。”
“假如呢，假如你以后离开了呢？”
“不用假如，你们都走了，我也在这里给你们留块根据地。”
几个人喝着酒，吃着肉，脸色都越来越红，嗓门也越提越高。第一瓶很快见了底，外地同学马上又买来一瓶。喝干第二瓶以后，扁豆也要去买，被正拦住。“算了，别喝了，去看个人怎么样？”
几个人一下子来了精神，问他什么人。
“咱们同学，毛榛。”
“哪个毛榛？”
“是不是退学的那个？”
“就是从八零级到咱们年级的那个？”扁豆皱着眉想了想，问正，“你认识她？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你认识她？”
“别问那么多了，只说去，还是不去。”
他们三个人互相看看，说去。正到窗口买了米饭，分给大家。四个人匆匆将饭和肉一扫而光，骑上车，晃晃悠悠朝北骑去。骑了几步，才意识到正在下雨。雨虽不大，但和汗混在一起，酸粘得难受。他们停下车，拿出五颜六色的雨衣从脖子上套下去。
还是冯四一告诉的正，毛榛结婚以后搬进了单位宿舍。正隐约记得毛榛信封上的地址，便带着他们拐上府右街，没多久就看见一条南向的胡同。往里走不到两百米，果然，有那么个院落，门口挂着那家出版社的牌子。迎面是一个椭圆的小喷水池，里面堆着几块假山石，两个老太太穿着松垮的白背心，露着大半个干瘪的**，坐在池边煽扇子。四个人兴冲冲地骑进去，正停在老太太身边问路，老太太用扇子把儿指指传达室。
传达室里黑着灯，电视响着。他走上去敲敲窗户，值班的老大爷探出半个头来。正说了毛榛的名字。老大爷戴上眼镜，一边抬头看看他，一边翻开一本厚厚的册子。“酒没少喝吧？”他说，“就这么去，不怕把人家吓着？”
“您不知道，不喝这么多，就不敢来了。”
“没出息。”老大爷埋头在册子里来回翻了几遍，最后停住，拍了一下，“在这儿呢。”他把门牌号写在一张纸上递给正，又探出头来用手比划着告诉他们大概方位。正接过纸条，骑上车就走。“到了人家里先要杯茶——”老大爷在后面叫着。正挥手应道，“知道嘞，谢谢您啦。”
主楼的后面大多是平房，有的是办公的，有的是住家，只有两栋孤零零的旧式三层小楼，便是老大爷说的职工宿舍。他们停在靠后的一栋楼侧，锁上车，踢踢趿趿上到二楼。筒子楼楼道很狭长，一进去就闻到股像旧旅馆那种特有的霉潮味。楼道里没有堆放太多的杂物，不像有住家，倒更像单身宿舍。虽然已近九点，许多屋子都还黑着，只从一两个门里传出低低的电视的声音。毛榛的房间在楼道的中间，北向，挂着半截驼色布帘。紧挨着门口，放着两双塑料拖鞋，一双男式，一双女式，头朝外整齐地码在一起。门前的一侧摆了一只瘦小的矮橱，一个水盆架，地上放着一只像煤油灯一样的金属器具。正蹲下身，对着那个器具琢磨了一会儿，没看出什么名堂。扁豆在后面踢他的屁股，他站起来，回头看看他们，然后吸口气，拍了两下门。
开门的正是毛榛。先是皱着眉，随即瞪圆了两只眼睛，撩着门帘呆愣了好几秒钟，转而笑了，让他们进屋。
扁豆问她要不要脱鞋。
“不用，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