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莎朵拉和叶赛宁之后，平常世界似乎显得有点黯淡无光。
——罗拉·全纳尔《在五雕翼下》
茫茫雪原，苍白的月亮
殓衣盖住了我们这块大地
穿孝的白桦哭遍了树林
这儿谁死了……
谁？莫不是我们自己？
——叶赛宁
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俄罗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用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30的生命。噩耗传来，举国哀恸。高尔基称之“最令人难过的悲剧。”
1927年9月15日黄昏，巴黎大街上，美国舞蹈家伊莎朵拉·邓肯，被自己肩上的一条红披巾卷入飞驰的车轮下……在邓肯灵柩上，披覆着苏联政府送的红玫瑰，挽带上写着：“沉痛哀悼伊莎朵拉！”
邓肯罹难前不久，在尼斯，有记者问：“一生中，您认为哪一个时期最难忘、最幸福？”她脱口而出：“俄罗斯！我在俄罗斯的短短三年，是同它的全部苦难联系在一起的，这足以抵得上我整个一生中余下的全部岁月。在那里，我获得了存在的最大价值。”
足尖上的梦
林语堂读完《邓肯自传》后，喟叹道：“她不仅是20世纪以来第一跳舞艺术家，而且是一位光明磊落人格伟大的奇女子，一位愤世疾俗抱有大志的革命者，更是位极富情感、灵动颖悟、深好文学思想的艺术女神！”
多年后，当我手捧这本自传时，顿然被其“震”住，它好得远出乎意料。我敢说，在自传领域——乃至整个世界传记史上，该书的成就也名列前茅。它具备一流诗歌的语言、优秀小说的叙事能力、女艺术家独有的才情、纯真的大自然般的人性和的坦白勇气……无论生命体验还是艺术见解，她的感觉都好极了，比作家和诗人还要好。
比如，她这般回味一次遥远的恋爱印象：
相貌堂堂，身材魁梧的匈牙利青年，他使我从一个纯洁的仙女变成了一个狂野的、无所忌惮的酒神祭女……我的在此之前简直看不出来，这时却开始柔软地膨胀，一种令人喜爱却又令人不安的感觉震撼着我的心。臀部原来像男孩子一样，这时却开始有了另一种起伏。整个躯体发生一阵强烈的冲动，一种渴求，清清楚楚的迫切要求……啊，青春和春天……罗密欧！
比如，她这般大胆倾诉的欢畅：
我不知道别的女人是怎样回忆自己的情人的。我想得体合礼的大概只说到他的头、肩膀、手等等为止。但是我看到他的……我立刻就被他吸引过去，拥抱在一起，融化在一起了。我们两人就像火焰遇到火焰，燃烧成一团熊熊烈火。……这不是一个青年向一位姑娘求爱。这是两个孪生灵魂的会合。薄薄的躯壳随着陶醉沉迷而发生质的变化，尘世之恋化作白热的熊熊火焰，缠绕交织在一起，一同登上天堂。
如此随手拈来的段落放在优秀作家的文本里，也堪称一流。
伊莎朵拉·邓肯，20世纪初风靡欧美的现代舞者。1880年生于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自幼家境清贫，却勤奋好学，倾心于音乐、舞蹈和文学，尤其对古希腊艺术神往不已。她酷爱大自然，留意从自然界的和谐律动中汲取灵感，比如鸟儿怎么翱翔、蝴蝶如何翩舞、风儿怎样吹拂枝条、湖面如何荡起涟漪……她说：“我的舞蹈是我的生来之物，是出自天然的……”“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她主张现代舞应向古希腊体育精神学习，着重表现生命高涨的美和力，展示人体的活性、**、本能和天赋。她认为解放人的精神应先从解放开始，应打破传统习俗对躯体的禁锢，一个人只有身体自由了，灵魂才可能自由……她大胆地简化服装，用一种透明纱衣取代旧的束腰短裙，她说：“的人身是如何美丽洁雅，如果每个人都有洁雅的心地。相反，过度的掩饰倒是一种丑行……”她反对那种扭怩作态的商业表演，提倡艺术要将个人真实的灵魂淋漓地张扬、抖落出来。
邓肯是一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无论生活和事业，她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在美国，有媒体攻击她的“赤足”“裸腿”行为，认为有伤风化，甚至把一套黑礼服寄给她……在巴黎，许多大剧院老板高价邀其演出，条件是须用他们选定的服装，都被邓肯拒绝。她预言：“不久你们会看见所有的送花仙子都会与我的服装相同！”果然，这话很快应验了，许多花店的送花女纷纷效仿起邓肯的衣束，且生意兴隆，因为人们发现：那不是丑，而是天然的美、自由的美！
林语堂赞道：“最近五十年欧洲艺术舞之产生，实由邓肯一人的魅力提携而来。”
邓肯是用灵魂跳舞的人，而她的生活、她的爱情，也如舞蹈般绚烂而忧伤。邓肯完成的是一次将音乐、诗歌、身体、社会理想和艺术哲学交融一起的创举。其美学主张，成了现代舞蹈的支柱原则。
在《自传》题记中，她写道：“我追求的全部就是要使生命变成舞蹈，使重浊的变为清盈，让灵魂化作飞鸟，冲上云霄……”
一位不能没有孩子的母亲
这样一位天才女子，其爱情和婚姻却屡遭不幸。
邓肯第一任丈夫是英国导演戈尔顿·克莱格，生有一女。离异后，邓肯遇到了一个崇拜者，实业家鲍里斯，两人结婚并添了一男孩，取名巴特里克。丈夫虽体贴入微，可艺术家和商人毕竟有着难逾的心灵隔膜，邓肯向来鄙视钱财，认为它腐蚀了生命情感和灵魂，使人性贪婪、异化。某天，她和一位贵夫人大谈“装饰无意义”，当夫人表示完全赞同自己时，她天真地上前，取下对方脖子上的项链，走到岸边，朝大海使劲抛去……
杜拉斯说过：“不当母亲的女人会失去半个世界。”此话于邓肯再合适不过。其一生有三个支点：对男人的爱；对艺术的爱；对孩子的爱（包括其教育思想和实践）。她是一位极富温情和母爱精神的女子，在儿女身上，她寄托了对未来一代的梦想，她用爱去启蒙他们，以艺术和大自然去营养他们，她用许多文字来记述生产的痛苦和育儿的欢悦，“哪个母亲曾告诉世人，当婴儿咬她的、奶液流出来时，是怎样的感觉？”（林语堂赞叹：“这感觉太好了，该流传于世！”）。谁又料到，这对酷似母亲的小天使，竟被死神从其怀里掳走，一天，孩子乘坐的车冲向了没有栏杆的塞纳河……
我握住他们冰凉的小手，他们却再也不能回握我的手，这时，我听见了自己的哭声。就是这哭声，在孩子们出生的时候，我也听到过。
这哭声是伟大而令人晕痛的，然而，这哭声还要继续。
惨祸之后，邓肯暂别了舞台。这伤害太大了，她不能没有孩子，她准备再做一回母亲，她给未来的孩子取名“巴特里克”——以纪念死去的小巴特里克。仿佛命运要考验她的极限似的，悲剧又降临了：
我躺在**，要护士把孩子抱来，放在我身边。他的小脑袋枕在我手臂上，他长得可真像巴特里克。我俯在他身上，禁不住喊了声“巴特里克”，他睁开淡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吸了口气，就一声不吭地死了……我想，我对不起这个孩子，因为我分泌出那么多的痛苦来孕育了他，是我的苦汁害了他。
小巴特里克睡在家中的小花园里。夜深时，邓肯常独自一人去看他，天亮才回房。孩子们一个个离去后，她也离开了自己的丈夫。
这位没有了孩子的母亲，将深情投向了更广大的儿童。“只有把舞蹈包括在内的教育才是合理的教育。”接下来，她的梦想是“建一所有一千个儿童的舞蹈学校和一座大剧院。”
她要成为千千万万个儿童的母亲。
一位教育家说过：“假如一个儿童在年幼时懂得了什么是美，他就会用一生来追寻美。”这正是邓肯的教育理念。
“再见了，旧世界！”
在女性艺术家名册里，少有人像邓肯这样将情感、艺术观、社会理想及生命行为——彻底地一体化。
邓肯心目中，艺术是最神圣的宗教，大自然匹配最健康的美和美的尺度，它的呼吸与律动即音乐和舞蹈；大自然艺术是滋养人性、净化社会的良方；而身体之舞的最高意境，正是大自然境界。“舞蹈不仅是一门运用人体动作表现灵魂的艺术，而且是一种完美的人生观的基础。”舞蹈的意义在于唤醒灵魂的自由，她认为传统教育积弊太深，“教孩子把自己正在成长的身体置于理智的严格控制之下，就是扼杀他们的热情和灵感，这无异于一种犯罪。”为此，邓肯提出了一系列艺术教育的设想。
假如肢体一旦变得轻盈、灵活、匀称、优美，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意识和生活。假如你要教一个人如何充分运用自己的肢体，你必须先教他练习表现高尚的感情，要极力使他的眼睛、头、手、身躯和双脚的动作都能表现出静谧的心境、深沉的思想、纯真的爱情、忠实的友谊，和断然拒绝某种卑鄙、自私、仇恨等丑陋行为等等……那么，这将影响他的心灵，使其成为高尚、爱美、有教养的人，进而带动更多人加入这一行列，一起将周围的丑陋现象摧毁。
她渴望有一所真正的艺术学校，把儿童集合起来，“训练他们的头脑和四肢，使其体魄与精神和谐发展，成为一代新人。”可她对出生地美国和旅居的欧洲皆感失望：工业吞噬着自然，物欲腐蚀着人性，商业控制了舞台。纯艺术无法在这儿扎根和繁殖，她必须离开资本土壤，到别处去播种。
四顾茫然之后，她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新世界”——苏联。
在她眼里，那是一片红旗猎猎、人人平等、废除了私有制和剥削的乐土。它像个呱呱落地的婴儿，一切刚刚开始，充满希望和生机……邓肯的判断是：“自世上有基督以来，布尔什维克所从事的乃拯救人类的最伟大事业。”
邓肯对所谓“新世界”的轻信和狂热并非偶然。她出身低微，家境贫寒，成长的遭遇使之对欧美社会的资本文化和尊卑贵贱深恶痛绝，而对“平等、共产、同酬、人民”等乌托邦字眼有着本能的膜拜。同时，她的理想主义气质，使之除了对一切“新事物”抱有偏爱外，也往往把“艺术解放”与“社会解放”、“舞蹈革命”同“阶级革命”不自觉地等值起来……几十年后，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心急火燎地加入“法共”，加拿大医生白求恩虔诚地朝圣苏联，可谓相似的一幕，出于同样的情结。
她在给苏联教育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说：“我相信在你们那儿，在俄国，一定会这样的……我去那儿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希望能接纳我。”
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回应：欢迎尊敬的伊莎朵拉来红色首都！
1921年夏，42岁的舞者变卖了个人私产，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她的圣地出发了。
行前，有记者问：“俄罗斯正在闹饥荒，您不害怕吗？”
“我害怕的是精神上的饥荒，而不是肚子饿不饿，我的理想只有在那儿才能实现，俄罗斯！”
“您跟苏维埃政权达成了什么交易？”
“我讨厌任何交易！俄罗斯尽管贫穷，可我要让艺术面向大众的决心不会改变。”
有报纸辱骂她：“一个人老珠黄的戏子，廉价地出卖给了布尔什维克。”
邓肯有“手势皇后”之誉。卢那察尔斯基这样评价：“她不顾威胁恫吓，毅然决定出访革命的俄国，这可能是她全部手势中最完美的一次，也是面对春雷般的掌声最当之无愧的一次！”
《邓肯自传》写到赴俄之前就停笔了。书的末尾她喊道——
“旧世界，别了，让我欢呼新世界的来临！”
从雷瓦尔开往莫斯科的列车离对方边境越来越近，她也开始朝一生中最后的恋人——俄国抒情诗人叶赛宁招手了。
昏迷的浪子
谢尔盖·叶赛宁，1895年生于梁赞省的农家，9岁写诗，15岁进入诗坛。他的诗真挚、忧郁、温柔而音乐性强，题材以俄罗斯田园和爱情为主。高尔基称之“大自然专为表达那绵绵不绝的‘田园的哀愁’、为表达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爱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器官。”
叶夫图申科则这样评价：“叶赛宁的诗歌是土生土长的现象。它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特有的那种矿物的光彩。它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民谚、俗语、远古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1917年春，诗人在《人民事业报》编辑部邂逅了济娜伊达·赖依赫，她22岁，有一种惊人的“古典美”。两人一见钟情，3个月后结婚。济娜伊达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喜好戏剧，学过雕塑，是位具有独特鉴赏力的才女。两人最初几年是幸福的，并有了一双儿女，后来感情出现裂痕，不得不分手。大家普遍认为，婚姻的失败，诗人应负主责，他刚愎自用、狂放不羁的浪子性格，加上战争、生活不安定、经常性的分居，共同促成了这一事实。
1922年，济娜伊达携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导演谢·梅耶尔荷德，生活非常和睦。（她后来成了一名出色演员，其夫于1940年被政治迫害致死。）诗人悔恨莫及，写了大量怀旧的诗，并与梅耶尔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
几年后，济娜伊达惊悉叶赛宁身亡的噩耗，彻夜痛哭，第二天赶赴列宁格勒见了诗人最后一面。她泪流满面地对朋友说：“我们大家都未能好好照顾他，他太孤独了，否则，不该发生这种事……”
叶赛宁去世一周年之际，一位女子在诗人坟头开枪自杀。她留下一封遗书：“1926年12月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休止地狂吠，但这于他、于我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
殉情女子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卡娅，曾为诗人的秘书。她1897年生于彼得堡，中学毕业即获金质奖章，加入党组织。战争期间曾穿越封锁线，为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工作。
加丽雅正直、热情、大方，有人这样回忆：“她很聪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触，都会被她的内在力量和心灵之美所吸引。”他们相遇在1916年彼得堡一次文学晚会上，诗人忧郁的朗诵令她难忘，后来她在莫斯科《贫农报》当编辑时正式结识了叶赛宁，并成为诗人生活与事业的亲密助手。
加丽雅有很好的文学修养，她不仅是诗人忠实的欣赏者，更是其艺术构思的参与者。她默默崇拜和痴恋着诗人，但只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爱，她从未提出过任何情感要求，只是把精力用在整理、编辑、出版诗人的作品上。当诗人情场失落、意志消沉时，她更是悉心呵护。
对这份感情，诗人不可能不清楚，但他只能以感激和信任待之，无力以爱回报。在这个问题上，加丽雅充分显示出纯粹的爱所具有的慷慨和包容品质，当多情的浪子一次次投入另者怀抱，她强压痛苦，既不干预，也不怨恨，以更忘我的工作排遣惆怅。她天真地奢想诗人能再回身边，她相信自己是不可替代的。
1925年秋，加丽雅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去乡村疗养。就在那儿，传来了诗人的死讯。她彻底垮了。
关于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诗人心中的地位，人们猜测不一。不过有件遗物或许能给人一点提示。1924年4月15日，诗人在信中说：“亲爱的加丽雅，我的朋友，我再次对您说一遍，对我而言，您是极其宝贵的！您知道，在我的命运里要是缺少了您的参与，那该是多么凄凉……”
今天，重温这些老去的故事，我感慨的是：像济娜伊达、加丽雅这等美好的女子，尽管诗人有负于她们，但在其心灵深处，从未怨恨过什么，相反，却以更大的怜惜远远地关注他，为他的结局而痛哭。她们是最熟悉他的人，清楚他爱上别人的方式正是他曾爱自己的方式，这是个注定要创造和挥霍许多爱的人，一个被爱神宠坏的孩子。
红蓝铅笔式的结合
1921年7月，邓肯在最亲密的学生伊尔玛的陪伴下，来到莫斯科。
这一消息，几天前就由《消息报》登了出来，大街上已贴满了印有邓肯标志的广告。在俄罗斯人眼里，邓肯是“温柔、优美、前卫”的同义语。
招待会上，邓肯特意穿了红上装，连发带和鞋子也是红的。当记者称“邓肯小姐”时，她立即纠正：“邓肯同志！”她高举酒杯动情地说——
“我并不是为了‘挣一块面包，挣一碗稀饭’，而是为一千个儿童和一个大剧场……我想认真培养你们的孩子，自由的精神只存在于自由的躯体，我想解放这些孩子的躯体，当世界上别的地区的孩子尚未成为朝气蓬勃、美丽快乐、和谐一致的人时，这些孩子将承担起影响其他孩子的任务……”
不久，“邓肯舞蹈学校”创立，150名俄国儿童入学。
1921年10月，邓肯出席戏剧家雅库洛夫的一个聚会，有许多诗人和艺术家参加。舞蹈家的降临使空气一下子火爆了，“邓肯！邓肯！”大家欢呼着。
突然，一个淡灰色装束的小伙子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差点把客人撞倒，他不住地喊：“邓肯在哪儿？邓肯在哪儿？”
“这冒失鬼是谁？”邓肯偷偷问翻译。翻译说：“叶赛宁——”
叶——赛——宁，邓肯反复品味这几个词，露出一丝细美的柔情，她友好地打量这位鲁莽的青年……
晚会快结束时，主人发现女主角不见了。在隔壁一间小客厅里，她倚在沙发上，诗人俯在一旁，她的手抚摸对方的头发，喃喃自语：“金色的——头发”……这是阿纳托利伊在叙事诗中描述的情景。难以置信，这竟是他们的初次相见，两人看上去那么亲密无忌，似乎很久以前即已相识——或者说根本无需相识。要知道，叶赛宁不会任何外语，邓肯虽懂英、法、德三种语言，对俄语却一窍不通。而他俩根本不用翻译，完全一副心领神会、灵犀相通的样子。
“刚才，他给我朗诵了诗。”邓肯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
邓肯有段话，或许能解释这种默契和感应，“有人问我是否认为爱情高于艺术，我回答：不能分开。因为只有艺术家是会爱的人，只有他才能对美形成纯粹的意象，当心灵得以审视永恒之美时，爱就是心灵的意象。”不错，艺术是因为有爱，而爱是心灵的最高艺术。这一对视生命为艺术又视艺术若生命的人，虽操着不同国籍和语言，但就像两杆不同颜色的的火柴（生命色调和灵魂气质上，邓肯属灼热的红，叶赛宁属忧郁的蓝），体内埋藏着可燃物，一经对视，或轻轻一擦身，即会魂飞魄散，溅起彩虹般的光焰和热浪。
从此，两人几乎天天见面，形影不离。邓肯演出，诗人总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如醉如痴……舞者一有闲便听叶赛宁朗诵诗歌，那富有**又略带方言的倾诉，那孩子似的率真、任性、旁若无人的神情……完全符合邓肯心目中的“大自然”标准。
某次，舞者当着众人，用香皂在镜面上写下：“我爱叶赛宁！”后来，诗人以同样方式在一旁补写：“我爱邓肯！”据说，这两行字竟没人舍得擦，后来镜子失踪了，估计被收藏者偷了去。
不久，邓肯为让学生有更多的锻炼，建议去欧美作巡回演出。邓肯还提议：想和叶赛宁同行。
临行前，他俩有一件“大事”要办——
一个和煦的清晨，诗人、舞者和翻译共乘一辆马车，兴奋地上路了，目的地是苏维埃婚姻登记所。一路上，两人含情脉脉地对视，手拉着手，一刻也不分开。
当书记员问他们选择什么姓时，两人异口同声：用双姓，“邓肯——叶赛宁！”
“现在我是邓肯！”大街上，诗人高喊。
“现在我是叶赛宁！”舞者欢呼。
这时，叶赛宁27岁，邓肯42岁。
蓝变成了灰
1922年5月10日，叶赛宁夫妇搭机飞往柏林。在登机前的“遗言簿”上，邓肯写下一行话：“若我不幸遇难，全部财产由我的丈夫——谢尔盖·叶赛宁继承。”翻译忙提醒：“你们是一起飞行啊！”两人相视大笑。
这对著名的夫妇在海外共呆了10个月，次年4月回国。他们出访了许多城市，邓肯的演出场场爆满，叶赛宁的诗歌也引起轰动。琴瑟合鸣，蜜月如饯，但美景不长，不久，问题来了。
叶赛宁是个纯粹的“乡村歌手”，非常不习惯工业化的欧美文明，他**而脆弱的神经变得焦躁、紧张，他感到沮丧、惶惑、不自由……从柏林、罗马到巴黎、纽约，他越来越抑郁。
**过后，他们面临实际而琐碎的挑战。出身、年龄、性格、文化背景的差异，尤其语言不通，彼此的交流严重受阻。叶赛宁是个“忧郁王子”，身上凝聚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他狂热地憧憬爱情，可对现实中到手的爱和幸福，却缺乏吸收与呵护的能力。他虽向往婚姻，却又任性地损坏着婚姻的实际内容。他是极端自我的人，脾气暴躁，刚愎自用，常莫名地陷入哀伤与消沉，还有酗酒……正像朋友所说：他似乎永远无法在现实中品尝一匙“平静的天伦之乐”。
邓肯非常伤心，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这种自虐式的表现，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女性，她能给予的都给了，却改变不了什么。作为天才艺术家，她的智慧只能用以同情另一位天才，却无法解释他。
努力过，宽容过，但失败了。
终于，在巴黎，他们达成协定：回苏联后，暂时以“朋友”相待，并许诺尽快修复感情。
然而对邓肯来说，这只是个肥皂泡的梦，诗人再没回到她身边。
回到莫斯科，心情沉重的邓肯加紧了她的工作。或许，她已预感到为这个国家服务的时日不会太长了。
俄罗斯研究者在对待两人的分手上，都对邓肯表示了肯定和敬重，而把责任给了自己的同胞——叶赛宁。当然，诗人的悲剧除了性格外，原因是多元的：比如，作为一个大自然的孩子，他对俄罗斯田园有着“恋母”般的情结，而全世界、包括俄国在内的工业化蔓延，像病毒一样折磨着他的神经，不堪忍受，又无力逃避，“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还有就是，俄国革命后混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传统秩序的被毁坏……高尔基曾叹息：“叶赛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实在太晚了，或者说太早了！”
种种挣扎和痛苦，使之迁怒于刚刚得来的爱情和最亲密者，如同一个撒娇和任性惯了的孩子。
他在诗中写道：“走过的路是那样少，犯下的错又那样的多。”不料，命运竟再次将“犯错”的机会给了他。
1925年3月，一个家庭晚会上，叶赛宁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托尔斯塔娅相遇。惊人的一幕又上演了，他闪电般爱上了这位豆蔻年华的美少女。半年后，两人完婚，搬进一座古色古香、装饰豪华的别墅里。
像朋友早就预料的那样，他们无法幸福。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所有的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这个家给我的并不是轻松和快乐。”他选择了出走，离开莫斯科，向着地广人稀的高加索……
在寒冷的山区，叶赛宁写下了一组气质冷峻的诗。其中便有那首著名的《别了……巴库》：
别了，巴库，我不会再见到你
此刻心中的悲哀，此刻心中的惊惧
手按着心此刻更疼也更近
这样的诗已流露出生命行将熄灭的迹象。
朋友说过：他给人的印象是一生都在恋爱。
他崇尚爱情，渴望在爱中得以栖息和彻底摆脱什么，但他的爱从来就是虚幻的，现实之爱仅仅满足了一时的激动，而平息不了内心的风暴和危机。他不断地逃离又不断地停下来喘息，与其说爱情满足不了他，毋宁说他满足不了自己，他自身即一个矛盾重重的死结。
他是自己的最大敌人和障碍。
这是叶赛宁的悲剧，也是许多艺术家的悲剧（自杀的艺术家实在太多了。曾对叶赛宁之死大肆批判、称之“怯懦”的马雅可夫斯基，5年后也走上了这条路。日本的川端康成，曾称芥川龙之介的自杀为“不开悟”，但最终也步其后尘）。
诗人的死令人震惊，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罗斯失去了一位多么重要的成员！载着遗体的火车从列宁格勒开来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走上街头，挽联上写着：“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哀痛”“光荣的普希金的继承者”……
出殡那天，送葬队伍望不到头，灵柩被抬着来到普希金广场，围着那位前辈诗人的雕像绕行。
对于死，诗人没作任何解释。在其最后的诗稿里，人们发现有一首血写的诗：《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亲爱的，你永在我心间。
命中注定的相互别离
许诺我们在前方相会。
再见，我的朋友，伸手，别开口，
别忧愁，别让悲伤紧锁眉头，——
人世间，死不算什么新鲜事，
活着，也并不更为新鲜。
它是献给谁的？济娜伊达？加丽雅？邓肯？……
或许，是她们的总和罢。这些爱过他和被他爱过、受之辜负并最终为之哭泣的美丽女人们。
苍凉的谢幕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曾用一段话勾勒出了叶赛宁的肖像——
“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朵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下。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的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随着叶赛宁的陨落，这场传奇而动荡的双人舞谢幕了。
远在欧洲的邓肯惊悉噩耗，立即给巴黎各通讯社发去电文：“诗人的死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哀恸，他的精神永远活在俄罗斯人和所有诗歌爱好者心中……”
邓肯再没有回到莫斯科。诗人的坟茔埋葬了她用柔情和幻想编织的花环，她最后的寄托飘散了……她常常魂不守舍，精神恍惚，终致1927年9月15日那场灾难。或许在她眼里，那飞转的轮子并非死亡旋涡，而是诗人风车一样的灵魂，在动情地诉说什么……
她是旋转而死的。对一个在舞台上旋转了一生的人来说，这颇具寓意。
她的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热烈的自由之舞——纯真而疯狂，剧烈的消耗，她太累了，终于精疲力竭。
送葬那天，世界许多地方都响起了巴赫的咏叹调。她不止一次地说过，她最喜爱这支曲子，愿死后依然能听到。
苏联教育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发表了官方评价——
“邓肯在我国的辛勤工作，她卓越的艺术思想和高尚品德，不仅对我国的基础美学教育作出了杰出贡献，而且也在我国的艺术体育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政府和人民永远感谢她……邓肯在我们革命建设正处最困难的时期来到莫斯科，她一点也不计较生活条件的艰苦和照顾不周，任劳任怨，呕心沥血。我们给她提供的帮助实在微乎其微，她用以维持生活的，除了带来的美元外，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从俄国领取过一个戈比……相反，她常常鼓励和安慰我们，向我们证明，她将最终熬过那些艰苦的岁月，将艺术引向无限广阔的新天地……”
这些话虽极具政治色彩，但其底蕴是真诚的、由衷的、浸含感情的。
重要的是：这是来自诗人故土的声音。
1995年
附记·死不瞑目的另一种死
以上文字，我是于1995年完成的。关于叶赛宁的死，近来俄罗斯又出现了新的解释，出于对历史的负责，我将在《北京文学》（1999年2期）上看到的其援引《南方周末》（作者为阎春来）的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1997年9月11日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被访对象是圣彼得堡文化科学院的副教授维克多·库兹涅佐夫。他一直为揭开叶赛宁死亡之谜在作调查。他最终的结论是：叶赛宁并非自缢身亡，而是被国家政治局（克格勃前身）里的托洛茨基分子殴打致死。
1925年9月，叶赛宁在由巴库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同一个叫罗加的外交信使和一名叫列维特的官员发生了争执。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被移交到了法庭。叶赛宁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为避迫害，叶赛宁住进了自己的同乡卡努力什金教授的精神病院……12月24日，叶赛宁在去列宁格勒的途中被捕。审讯在与“安格列杰尔”饭店邻近的国家政治局刑侦监狱里进行。对方本来就想教训他一下，但一切进行得太过火了，他们大打出手，结果打在额头上……就这样，叶赛宁被意外打死了。侨居巴黎的巴维尔·卢柯尼茨基在其所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会面》一书中这样写道：他们下手太狠，以至于叶赛宁的一个眼珠都被打出来了。罪魁祸首是雅可夫·勃留姆金，当时他是“托洛茨基列车”这一组织的警卫队长。
叶赛宁的死与托洛茨基不无关系。托洛茨基与诗人之间有着很深的积怨，当一些人准备审判叶赛宁时，卢那察尔斯基出来替他说情。但有一个更强硬的人对此并不买账。此人就是托洛茨基。
但叶赛宁是有极大社会影响的人，倘若真相大白于天下，弄不好会成为政治斗争的借口，因为12月份曾召开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会上，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列宁格勒派曾激烈地反对斯大林……假如斯大林知道了诗人死因，会很容易利用这件事向托洛茨基分子发难。
于是，一个人的死变成了另外一种死！
官方报道叶赛宁死于“安格列杰尔”饭店，实际上，“安格列杰尔”根本就不是饭店，而是供出租的寓所。那时候还是新经济政策施行时期，国家对税务监察十分严格，每一个新到一个地方的居民立即会被登记在册。而查阅1925年到1926年间“安格列杰尔”的居住名单，上面共有150多人，包括肃反人员、文学活动家、饭店职工。唯独没有叶赛宁！
一个叫乌斯金诺夫的记者，声称自己是诗人的朋友，他证明：12月27日，诗人在“安格列杰尔”的5号房间洗过了澡。可事实上，这个5号房根本就没有浴室！
在诗人死亡调查表上签字的“见证人”是从外面请来的。那么为什么不请诗人隔壁的房客呢？原来，喊来的三个人都与刑侦处有着密切关系。
……
“安格列杰尔”5号房间的女清洁工临死前曾透露，那一天，她看到几个喝得醉醺醺的恶棍，将一具尸体拖进了5号房……
就这样，诗人的死成了很多人合伙上演的一场骗局。
最初读这则报道时，我大惊失色。我想起了自己的这篇文章，想起了邓肯，想起了艺术在政治下的命运，想起了她对那个国家近乎迷信的热爱和期许……我感到屈辱、悲愤，眼前的记忆也变得阴沉而模糊起来。
从情感上，我似乎更愿接受诗人早前的那个死，为了邓肯，为了她的安宁。假如其在天之灵获悉此事：正是她信任和服务的那个政权杀死了自己的爱人！她眼前会怎样的漆黑，那柔美的面容该怎样的**，那昏厥的心会怎样血流如注……这命运的捉弄实在太野蛮！太残酷！我相信后一说法绝非空穴来风，随着苏联档案的解密，我们头脑中无数的历史面临改写的混乱和尴尬。
若真是那样，若那个不幸的消息成立，就让我们这些喜爱邓肯和叶赛宁的生者，代替遥远的亡灵——沉思或痛苦罢。
安息吧，永远的双人舞。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