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普罗科菲的堆房在米罗诺西茨科耶村的边上，误了时辰的猎人们不得不在那里留宿。
他们一共只有两个人：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和中学教员布尔金。伊凡·伊凡内奇这个复姓相当奇怪：奇木沙·吉马莱斯基，这个姓跟他很不相称（因旧俄用复姓者多为名人、望族，而伊凡·伊凡内奇只是个普通的兽医），所以省城里的人通常只叫他的本名和父亲名伊万·伊万内奇。他住在城郊的一所养马场内，这次出来打猎是想呼吸一些新鲜空气。而中学教师布尔金每年夏天都在n伯爵家中做客，他对这一带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了。他们都没有睡觉。
伊凡·伊凡内奇是一个又高又瘦的老头，留着很长的唇髭，这时坐在门外，在月光下吸烟斗，布尔金躺在房里面的干草堆上，在黑暗中谁也看不见他。
他们聊着五花八门的事情，顺便还提到村长的老婆玛芙拉，说她是一个健康和聪明女人，但却一辈子都守在家乡的村子里，既没有见过城市，也没有见过铁路，在最近的十年间一直守着炉灶，只是在夜晚才出来散散步。
“这有什么好惊奇的？”布尔金说，“这种人性格孤僻，如同寄居蟹或蜗牛那样极力地缩在自己的壳里，而且这种人在世上大有人在。这也许是一种隔代相传现象，即返回史前人类祖先还不是群居而是独自居住在各自的洞穴里，或许这只不过是人类性格的一种转化，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不是自然科学研究者，这些问题和我毫不相干。我想要说的是出现像玛芙拉这样的人并没必要大惊小怪，是的，没必要到远处寻找，就在两个月前，我城里的一个名叫别里科夫的同事死了，他是教希腊语的。当然，您也一定听说过他。他之所以很有名，这是因为他即使在晴天的时候出门上街，也要穿上套鞋，带着雨伞，而且还要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雨伞总是装在套子里，怀表也是装在一个灰色的鹿皮套子里，遇到他拿出小折刀来削铅笔，就连那小折刀也是装在一个小套子里的。他的脸也好像装在套子里，因为他老是把脸缩进竖起的衣领里。他戴墨镜，穿绒衣，用棉花塞住耳朵。他一坐上出租马车，总要让车夫支起车篷来。总之，在这个人永远可以看出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仿佛要为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好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影响。现实生活刺激他、惊吓他，使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替自己的胆怯、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老是称赞以往，赞扬那些根本就不曾存在过的东西。实际上他所教的古代语言，实际上与他的套鞋和雨伞没有什么区别了，他可以在里面躲避现实。
‘啊，古希腊语多么响亮，多么美妙！’他说着，露出美滋滋的表情。好像是为了证明这句话，他眯着眼睛，举起一个手指头，用希腊文念道：
‘Anthropos！’（希腊文：人。）
别里科夫把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在他看来，只有那些刊登各种禁令的政府通告和报纸文章才是最值得相信的。看到写着晚9点后中学生禁止外出，或看到有篇文章倡议禁止**，他就会既清楚又明确：这件事既然是禁止，那就够了。对于官方批准或允许的事，他总是觉得里面有不可确信的成分——一种隐隐约约、令人不安的成分。每次当局批准成立戏剧小组，或者阅览室，或者茶馆，他总要摇摇头低声地说：
‘当然，这是没问题的，而且很好，可是千万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凡是违犯法令、偏离正轨、不合规章的行为，虽然和他没有什么联系，但也总惹得他焦躁不安。如果他的一个同事参加祷告时迟到了，或者听到什么流言，说中学生调皮捣乱，或有人看到一个女校的女学监和军官玩到很晚，他也会非常慌乱，不停地说：千万别出现什么乱子来。参加教务会议，他那种谨慎、顾虑，还有一套纯粹套子式的论调，使我们根本就透不过气来。他说不管是男子中学还是女子中学，年轻人都行为恶劣，教室里一片混乱——哎，但愿这种事情不要传到上司的耳朵中！哎呀，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他还说，要是把二年级的彼得罗夫和四年级的叶戈罗夫开除了，情况就会转好。后来怎么样了呢？他用不住的唉声叹气、啰啰唆唆和苍白的小脸上的墨镜——您是知道，那张小脸活像黄鼠狼的脸——逼迫我们只好让步，减少彼得罗夫和叶戈罗夫的操行分数，把他们禁闭起来，最后终于把他们开除了。他有一个奇怪的习惯——常到我们的住处串门。他到一个教师那里，总是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仿佛是在监视什么。他就这样一言下发地坐上一两个钟头后就走了。他称之为‘和同事保持良好关系’。显然，他对这样的闷坐并不感到轻松，他之所以到我们家串门，只因为他认为这是尽到同事应尽的责任罢了。不仅我们这些教师怕他，连校长都对他恐惧三分。您想，我们这些教师都是些有思想、品德端正的人，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指教，然而却让这个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人把我们的学校辖制了整整15年！但受他辖制的不仅是一所中学，还有全城！我们这里的太太和小姐们从来不敢在星期六举办家庭演出，因为怕他知道；因为他的缘故，教士们在斋期决不敢吃荤或打牌。在别里科夫这类人的控制下，在最近10到15年间，我们全城的人对什么都感到害怕，不敢大声说话、写信、交朋友、读书、周济穷人、教人识字……”
伊凡·伊凡内奇似乎要想说什么，咳嗽了一下，却先抽起烟斗来，望了望月亮，之后才一板一眼地说：
“不错，我们都是有思想的正派人，熟读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作品，还有勃克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等人的著作，却又经常被某种压力征服，一再忍让——这就是问题所在。”
“别里科夫和我在同一栋楼中居住，”布尔金继续说，“同一层楼，门对门，我经常见到他，对他的起居生活非常清楚。他在家里还是那一套：睡衣、睡帽、护窗板、门闩、无数清规戒律，还有那句口头禅：‘哎，千万不要闹出什么乱子来！’吃素对健康有害，可吃荤又不允许，别里科夫也怕别人说他不守斋戒，就用奶油煎鲈鱼吃——这固然不是素食，但不入斋期禁止食品之列。他没有雇佣女仆，担心别人背后说闲话，就雇了一个叫阿法纳西的60多岁老头做厨师。阿法纳西总是醉醺醺的，还带些痴呆。他曾是一个勤务兵，好歹会烧几个菜。他常常站在门口，两条胳膊交叉放在胸前，总是长叹一声，嘟哝出这样一句话：
‘他们那种人在现在可真是多得很啊！’
别里科夫的卧室小得如同一只箱子，**挂着帐子。他一躺在**就马上用被子罩着头。房里又热又闷，风吹着关得紧紧的门，炉子里呜呜地响，厨房里传来叹息声，不祥的叹息……
他战战兢兢地躺在被子里，很怕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怕阿法纳西会来杀他、小偷行窃……之后就通宵做着噩梦。到了早晨我们一起到学校去的时候，他萎靡不振，一脸苍白。这不难看出，他对即将进入的这所有很多学生的学校感到极度的恐慌和厌恶，而且他孤僻的个性让他觉得与我同行是件苦差事。
‘我们班上吵得太凶了，’他说，好像是在解释他为什么心情不好，‘太不像话了！’
但是这个希腊语教师，这个套中人——您能想像吗——还差一点儿结了婚呢！”
伊凡·伊凡内奇很快地回头瞟了一眼堆房，说：
“您在开玩笑！”
“没错，虽然不可思议，但他还是差一点儿地结了婚。我们学校新来了一位叫米哈伊尔·萨维奇·柯瓦连科的史地课教师，是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旧称）。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他的姐姐瓦莲卡。他高个子，肤色黝黑，一双大手，从模样可以看出他说话声音低沉，果然他的声音像从木桶里发出来的一样：砰……她也不小了，30岁左右，却个子高挑，身材匀称，黑黑的眉毛，红红的脸蛋……一句话，不是姑娘，而是果冻。她活跃好动，谈笑风生，总是哼唱着小俄罗斯的抒情歌曲，或是大声喊叫，冷不丁发出响亮的笑声：哈……我记得我们是在校长的命名日宴会上与柯瓦连科姐弟结识的。在一群死气沉沉、紧张烦闷、把参加校长命名日宴会当做例行公事的教师当中，我们忽然看到一位新的阿佛洛狄忒（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传说她在大海的泡沫中诞生）从大海的泡沫中钻出来：她双手叉腰地走来走去，又是笑又是唱，翩翩起舞……她满含感情地唱着《风飘飘》，之后又唱一首抒情歌曲，随后唱了第三首歌。所有的人都被她迷住了，其中竟然包括别里科夫。于是他坐到她的身旁，露出甜蜜的微笑，说：
‘小俄罗斯语柔美动听，让人联想到古希腊语。’
她对这番夸赞很满意，就热情而又诚恳地向他介绍说他们在加佳奇县有一座田庄，他们的妈妈住在那里。那里有非常好的梨、甜瓜，还有那么好的‘卡巴克’（俄语中意为酒馆，乌克兰语中意为南瓜）！他们用红甜菜和白菜熬的红甜菜汤‘非常美味！非常美味！简直好吃得要命’！
我们听着听着，忽然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把他们撮合到一起，那可是再好不过的了！’校长夫人轻声地对我说。
不知为什么，所有的人这才想起我们的别里科夫还没结婚呢。我们这时开始感到不解，为什么对他的终身大事始终没有给予关注，完全给忽略了。他对女人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打算如何处理这件关系重大的事？以前我们对这些完全没有理会过，或许是当时不敢猜想这个无时无刻不穿着套鞋、挂着帐子的人会爱上什么人。
‘他已经40多岁了，她也就要超过30了……’校长夫人将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我看她不会拒绝嫁给他的。’
在我们这里，人们为了打发无聊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干那些没有必要的蠢事！而必要的事却往往没人去做。是啊，比如说别里科夫这件事吧，大家既然都不认为他会结婚，那干什么突然冒出撮合他和她结婚的念头呢？校长夫人，督学夫人，还有所有教师的太太全都来了精神，连长相都变得更好看了，好像猛然间找到了生活目标。校长夫人在剧院订了一个包厢，我们一看，瓦莲卡正坐在那个包厢里，摇着一把扇子，满面红光，兴高采烈；瘦小的别里科夫佝偻着坐在旁边，好像是谁用钳子把他夹到这里来的。偶尔我在家中与朋友聚会，夫人们便让我必须邀请别里科夫和瓦莲卡。总之，机器发动了。而瓦莲卡看来也很愿意出嫁。她与弟弟为生活问题而闹得郁郁不快，他们天天吵架对骂。比如曾有这样一段插曲：柯瓦连科沿着大街走着，他人高马大，却穿着一件绣花衬衫，还有一绺头发从帽子里耷拉在额头上；一手抱着一捆书，另只手拿一根有节疤的粗手杖。她姐姐也拿着书跟在后面。
‘喂，米哈伊里克（米哈伊尔的小名），你有没有读过这本书？’她大声地问道，‘我告诉你，我敢赌咒，这本书你压根就没有读过！’
‘但我要对你说我读过！’柯瓦连科同样声音很大地说，同时用手杖把人行道敲得咚咚直响。
‘哎，我的上帝，明契克（米哈伊尔的小名）！你为什么要发火，你要清楚我们的谈话是有原则性的。’
‘但是我已经说过，我读过这本书！’他的声音更大了。
要是在家里，哪怕有外人在场他们也会大吵大闹的。她已经对这种生活感到了厌倦，她向往自己能有一个窝，再有年龄已经让她别无选择了。她现在没有精挑细选的资格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嫁，即使是那个希腊语教师也勉勉强强。还有的是，我们这儿的大多数小姐最先考虑的是能嫁出去，至于是谁则就无所谓了。事实上，瓦莲卡已经对我们的别里科夫表露出明显的好感。
别里科夫呢？他经常拜访柯瓦连科的家，如同拜访我们一样。他来到他家，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他沉默着，瓦莲卡就对着他唱起《风飘飘》，偶尔用那双黑亮的眸子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有时还会大笑起来：
‘哈……’
在恋爱方面，特别是在婚姻方面，撮合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所有的人——他的同事和他们的太太们——都开始向别里科夫游说，说他应当成家了，说他的生活中没有其他的遗憾了，只剩下结婚。我们大家都向他道喜，一本正经地重复着那些老生常谈，如‘婚姻是终身大事’等等；还赞扬瓦莲卡讨人喜欢的美丽的相貌，还是五品文官的女儿，更有田庄，而最关键的是她是第一个对他既温柔又诚心诚意的女人。他被说得分不清东南西北，于是想自己还是结婚为好。”
“这回他的套鞋和雨伞该被剥夺了吧？”伊凡·伊凡内奇说。
“您应该猜到这是不可能的。他尽管在自己桌上放上瓦莲卡的相片，但还总是到我面前谈论瓦莲卡、家庭生活；说婚姻是终身大事，他虽然经常去柯瓦连科家，但他的生活方式却没有受到丝毫的影响。不仅如此，定婚让他感到如同得了一场大病，他不但更加消瘦，脸色更加苍白，还把自己藏进更深的套子中。
‘瓦尔瓦拉（瓦莲卡的正式名字）·萨维什娜令我痴心，’他说着，勉强地笑了一下，‘我知道谁都应该结婚的，可是……这些您知道吗？来得实在突然……我必须仔细考虑一下。’
‘你还要考虑什么呢？’我对他说，‘您只要把婚结了就没事了。’
‘不成，结婚是终身大事，人应当估量一下以后的义务和责任，要不然以后惹出什么麻烦来可就不好了。我对这件事感到坐卧不安，如今天天晚上睡不着觉。说实话，我害怕了——他们姐弟俩都有一种古怪的想法，你要知道他们的言谈也都有点儿古怪。她实在是太活泼了。结婚并没什么，怕的是以后出现什么麻烦。’
于是他没有求婚，一直拖着，使校长夫人和我们所有夫人们大为恼火。他不停地估量着以后的义务和责任，与此同时差不多天天和瓦莲卡散步——或许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处境促使自己这样做的。他依然经常来我家，为的是谈论家庭生活。若不是忽然闹出了一个KolossalischeScandal（德语：大笑话），说不定他真的去求婚了，那样的话，一门没必要的、愚蠢的婚姻就被促成了。在我们这里，由于无聊和没有事情可做而结婚的例子成千上万。
这里补充说明一下，瓦莲卡的弟弟柯瓦连科在从认识别里科夫的那一天起就痛恨他，接受不了他。
‘我不懂，’他耸着肩膀对我们说，‘我不懂你们能和这个爱告密、长着一副让人恶心的面孔的家伙相处下去。哎！诸位先生，你们怎么能在这生活下去呢？你们这里的空气糟糕透了，能把人憋死。你们难道是导师、家长吗？不，你们是一群官僚，这里不是校园，而是城市警察局，冒着警察亭子里的那样酸臭味。不成，各位同事，我和你们再待一些日子，很快就返回自己的田庄去，在那里捉捉虾，教小俄罗斯的孩子们读书认字。我是要走的，你们呢？大可以和你们的犹大留在这儿，叫他去见鬼（乌克兰语）！’
他时而狂笑，笑得流出眼泪，笑声时而低沉，时而尖细，而后摊开双手问我：
‘他为什么总来我家坐着？他是什么意思？待在那里像木头一样！’
他甚至还把别里科夫叫做‘蜘蛛’。当然，我们在他面前只字不提他姐姐要与‘蜘蛛’成亲的事。一次，校长夫人向他暗示说：‘把你姐姐嫁给像别里科夫这个稳重、受人尊重的人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了。’他立刻皱起眉头，嘟囔道：
‘这事与我没关系，即使与她结婚的是一条毒蛇。我通常不喜欢管别人的闲事。’
下面，您听听后来发生的事情吧。有个多事者画了一张漫画：别里科夫穿着套鞋，卷起裤腿，打着雨伞在赶路，臂弯里挽着瓦莲卡，下面的题词是：‘恋爱中的安特罗波斯。’您要知道那张画的神态惟妙惟肖。那位画家一定画了不止一夜，因为男子中学和女子中学的教师、宗教学校里的教师、官府中的官员竟然人手一张。别里科夫也收到了一份，他对漫画感到极度的沉重。
我们一起从房子里走出，那天正好是5月1日，星期日，我们全体教师和学生事先约好在学校里集合，然后一起步行到城外的一个树林里野游。我们走出家门时，他脸色铁青，比乌云还阴沉。
‘世间竟然有这样恶劣、这样狠毒的人！’他说着，嘴唇发抖起来。
我甚至觉得他可怜起来。我们走啊走，突然间，您猜怎么样了？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上来了，在他后面，瓦莲卡也骑着一辆自行车，满脸通红，一副很累的样子，可是很快活，兴高采烈的。
‘我们先走一步啦。’她嚷道：‘多好的天气啊，多好啊，简直好得要命！’
他们两个走远了，见不到了。我们的别里科夫脸色青白，好像呆住了。他站着，看着我……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他问，‘或许是我的眼睛看错了？中学教师和女人骑自行车成何体统？’
‘这没什么不成体统的，’我说，‘他们愿意骑就骑好了。’
‘这怎么可以呢？’他叫了起来，见我一副平静的样子，颇为吃惊地说，‘您说的是什么话？’
他大受打击，不想再继续走了，就转身一个人回家了。
第二天他一直神经质地搓手，打哆嗦，脸色显示出他病了。他在没放学的时候就离开了，这在以前可从来没有过。他连午饭都没有吃。黄昏时候，他穿得暖暖和和的——虽然现在是夏天，慢吞吞地走向柯瓦连科的家。瓦莲卡不在，他只遇到了她的弟弟。
‘请坐吧。’柯瓦连科皱着眉头，冷冷地说。他刚从午觉醒来，睡眼惺松，心情也不好。
别里科夫足足沉默了十分钟，然后才开口说：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减轻心中的负担。我的心情沉重得很，有不怀好意的人恶意诽谤，把我和另一位你非常亲近的人画成一张漫画。我认为我有必要向您保证我与这事毫不相干，我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让人讥讽，刚好相反，我的举止素来表明我是一个正人君子。’
柯瓦连科坐在那儿生闷气，一句话也没有。别里科夫等了一会儿，压低声音悲凉地说：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要和您谈谈。我已经教了很多年的书，而您才刚刚工作，作为一个比您年龄大的同事，我认为有责任给您一个忠告：您骑自行车，这种消遣对青年教育者来说实在是有伤大雅！’
‘为什么？’柯瓦连科粗声地问。
‘难道还用解释吗？米哈伊尔·萨维奇，难道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么还希望学生们能做出什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用头走路！既然没有明文规定这件事是允许的，那就做不得。昨天我被吓了一大跳！我一看到您的姐姐，眼前就一阵发黑。一个女人或姑娘骑自行车，简直不可思议！’
‘您本人究竟有什么事？’
‘只有一件事，就是对您提出忠告，米哈伊尔·萨维奇。您是年轻人，前程远大，所以一举一动都要非常谨慎小心才行，可您却马马虎虎，哎！实在是太马虎了！您穿着绣花衬衫上街，走路时总拿着一些书，而现在呢，竟然骑自行车。您和您姐姐骑自行车的事会传到校长耳朵里，再传到督学耳朵里……结果会怎样呢？’
‘我和我姐姐骑自行车，关别人什么事？’柯瓦连科涨红了脸说，‘谁要是干涉我个人及家庭的私事，我马上让他滚蛋！’
别里科夫的脸色变得惨白，他站了起来。‘既然您用这种口吻同我讲话，那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他说，‘但我请您记住，之后千万不要在我的面前像现在这样谈论上司，还有要对当局保持应有的尊重。’
‘什么，我刚才说当局的坏话了？’柯瓦连科问道，气呼呼地盯着他，‘拜托，请不要来骚扰我。我很正直，讨厌和您这样的人说话，我最不喜欢的是告密者。’
别里科夫心慌意乱，匆匆忙忙穿上大衣，满脸惊骇。他平生第一次听见这么粗野的话。
‘随您的便去说吧，’他边说边从房间走到楼梯口，‘但我要警告您，或许有人听到了我们刚才的谈话，为了不被别人歪曲谈话内容，避免什么事端，我有必要将这次谈话内容的关键告诉给校长。这是我的责任。’
‘要告密吗？好啊，你去告密吧！’
柯瓦连科在后面伸手抓住他的领子，微微一推，别里科夫就滚到了楼下，他的套鞋啪啪地响着。楼梯又高又陡，不过他滚到楼下却安然无恙，站起来，摸了摸鼻子，看他的眼镜摔破了没有。可是，他滚下楼的时候，偏巧瓦莲卡回来了，还带着两位太太。她们站在楼下，呆呆地看着——这对别里科夫来说最恐怖不过。看样子，他情愿摔断脖子和两条腿，也不愿成为取笑的对象。是啊，这样一来，全城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校长和督学也会知道。哎呀！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啊！人家又会画一张漫画，最后弄得他被校方勒令辞职……
等他爬起来瓦莲卡才认出是他。她瞧着他那滑稽的脸，满是皱纹的大衣，还有套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他是自己不小心摔下来的，就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传遍了整栋楼：
‘哈哈哈！’
这连续不断的、清脆响亮的‘哈哈哈’声断送了所有，断送了别里科夫的婚姻和他的人世生活。他已经听不到瓦莲卡说的话了，更看不清眼前的景物。一到家，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撤去了瓦莲卡的相片，然后躺下后就再也没有起来。
三天之后，阿法纳西来找我，问我需不需要请个医生来，因为他家老爷不大对劲。我来到别里科夫的家。他躺在帐子里，盖着被子，一声不响，不管问他什么，他只回答‘是’或‘不是’，之后就一语皆无。他躺在那里，阿法纳西阴沉着脸，皱着眉头，在他身旁走来走去，不住地唉声叹气，冒出像小酒馆里的白酒一样的气味。
过了一个月，别里科夫死了。我们都去送葬，那就是说，两所中学和宗教学校的人都去了。那时他躺在棺材里，神情温和、愉快，甚至是高兴，好像在庆幸自己终于被装进了一个永久的套子，之后不再出来。是啊，他的理想实现了！上帝也对他表示了敬意。下葬那天，天色阴暗，细雨飘飘，每个人都穿上套鞋，举着雨伞。参加葬礼的还有瓦莲卡，在棺材放到墓穴中时，她大哭了一阵。我意识到小俄罗斯的女人除了哭就是笑，对她们来说不喜不悲的情绪从来没有过。
说实话，埋葬别里科夫这样的一个人是件大快人心的事。我们从墓地回来的时候，露出忧郁谦虚的表情，谁都不愿意流露喜悦之情——这如同我们在很长时间以前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经历过的一种感情；遇到大人不在家，就到花园里跑上一两个小时，感受充分自由的快乐。啊！自由啊，自由！哪怕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享受它的一丝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们从墓地回来，心情极好。但是一个星期还没有过完，生活又跟先前一样了，依旧严酷、无聊和杂乱。这种生活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可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允许。情况没有好转。确实，我们埋葬了别里科夫，可是还有多少这类套中人活着，而且将来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套中人！”
“这就是问题所在。”伊凡·伊凡内奇说，点燃他的烟斗。
“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套中人！”布尔金又说了一遍。
这时中学教师从房中走出。他个子不高，胖乎乎的，头顶都秃了，蓄着的大胡子长到了腰部，后面还跟着两条狗。
“多好的月色，多好的月色！”他仰望天空赞叹说。
已经到了午夜。向右边看去，整个村子尽收眼底，一条长达四五俄里的街道向远处延伸着。万物沉浸到寂静而又深沉的梦乡。万籁寂静，没有一丝声息，简直让人难以想像大自然竟如此沉寂。在月色溶溶的夜色中，看到宽阔的街道、街道两侧的农舍、草垛和睡着了的杨柳，一种宁静会从内心流淌出来。这时，夜色把村子包得严严实实，拒绝辛劳、忧虑和不幸。村子就这样安心地休息，显得那么温柔、哀伤、美丽；好像就连天上的星星都在亲切而又深情地望着它，如同大地上的邪恶荡然无存，万物都变得无限美好。向左边看去，村子尽头是田野。田野一眼望不到边，一直向遥远的地平线延伸着。浸润在月色中的这片旷野，一样沉寂着，没有半点声响。
“这就是问题所在，”伊凡·伊凡内奇又说了一遍，“我们住在城市中，空气污浊、拥挤不堪，写些无聊的文件，玩‘文特’……这些难道都不是套子吗？至于在懒汉、爱打官司者和无所事事的女人中间消磨我们的一生、说或听别人说各种各样的废话……这些难道不是套子？哦，您要是愿意，那我就给您讲一个很有教益的故事吧。”
“我不想听了，我要睡觉了，”布尔金说，“留到明天再讲吧。”
他们走进板棚，倒在干草难上。他俩盖好被子，正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微的脚步声：吧嗒，吧嗒……有人在堆房附近走着，走了一会儿就站住了，时间不长又“吧嗒，吧嗒”地走了起来，狗汪汪地叫了起来。
“这是玛芙拉在走。”布尔金说。
脚步声消失了。
“看别人装腔作势，听别人胡说八道，”伊凡·伊凡内奇翻了一下身说，“如果你承受了这种虚假，别人就会把你称做傻瓜。你只能咬牙坚持，受人侮辱，没有胆量公开宣称自己与正直自由的人为伍；只有去说谎、陪笑……林林总总都是为了糊口，有个温暖的住所，挣个一文不名的一官半职！不行，不能再这样继续生活下去了！”
“好了，不要再扯到别的话题上了，伊凡·伊凡内奇，”教师说，“我们睡觉吧。”
大约十分钟后，布尔金睡着了。但是伊凡·伊凡内奇辗转反复，唉声叹气，后来干脆起来，走了出去，在门旁坐下，点燃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