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小说-----4.埃米尔·左拉+雅克·达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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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埃米尔·左拉+雅克·达摩尔

在努美阿那边,当雅克·达摩尔注视着海边空旷的地平线时,往往以为看到了自己的全部经历:被围困时的种种苦难、公社的怒火,然后是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像死了一样被放逐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使他痛断肝肠。这不是一种清楚的幻觉,也不是他乐于进行的动人的回忆,而是一种变得模糊的智慧暗中的深思熟虑,这种思考在遇到某些没有像其余一样那样消逝、而是依然清晰地呈现在眼前的现象时便会自动出现。

雅克26岁时娶了菲利茜,她是拉维埃特的一个女干酪商的侄女,一个18岁的高大的漂亮姑娘。女干酪商租给他一个房间,他是首饰雕镂工,每天可以挣到12个法郎。菲利茜做过缝纫女工,但是他们马上就有了一个男孩儿,她就专门抚养孩子和做家务了。欧仁长得很结实。九年以后又生了一个女儿路易丝,她一直很瘦弱,他们花了许多钱请医买药,但是日子过得不坏。达摩尔星期一常常喝酒,不过他很有分寸,如果喝多了就去睡觉,第二天回去工作,自认为是个一无所长的人。欧仁12岁就上了工作台,这个孩子勉强会读写就自己谋生了。菲利茜很能干,是个机灵而谨慎的主妇,当父亲的常说她或许有点“刻薄”,因为她给他们端上来的常常是蔬菜而不是肉,以便存些钱以防万一。那是他们最幸运的时期。他们住在梅尼尔蒙当的昂维埃日街的一套房子里,有三个房间,父母亲一间,欧仁一间,一间作餐室,还放着工作台,此外还有厨房和一个给路易丝用的小房间。房子在一栋小楼里,位于一个院子的深处,不过空气还算新鲜,因为窗户外面是一个拆除建筑物的工地,从早到晚都有一些大车来卸下一堆堆瓦砾和旧木板。

战争爆发时,达摩尔一家在昂维埃日街住了有10年了。菲利茜虽然将近40岁,但依然显得年轻,有点发胖,圆润的肩膀和腰身使她成了本区的美女。相反,雅克却像干枯了一样,八岁的差距也使他与她相比已经显得老了。路易丝摆脱了危险,但总是像她父亲那样柔弱,是个瘦瘦的小姑娘,而19岁的欧仁却像母亲一样身高背阔。他们生活得很融洽,只是有些星期一父子俩要到酒店里多呆一些时间。这时菲利茜就会赌气,为他们吃掉的钱发火。有两三次他们还打了起来,不过都无关大局,这是酒造成的,所以说楼里没有比他们更规矩的家庭了。别人提起来,总是把他们当成好榜样。当普鲁士人向巴黎进军,可怕的失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银行里有1000多法郎的储蓄。对于养大了两个孩子的工人来说,这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因此被围困的头几个月并不太艰难。在餐室里工作台都闲着,但是他们还吃着白面包和肉。楼里有个挨饿的穷邻居,是个叫贝鲁的大高个画家,达摩尔同情他,有时甚至发善心请他来吃晚饭,不久这位老兄就早晚都来了。他张开大嘴巴狼吞虎咽,吃掉最好的饭菜,使菲利茜既担心又愤怒,不过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说话风趣,所以最终还是使她消了气。晚上大家玩牌,一边骂着普鲁士人。贝鲁是爱国主义者,他说应该挖坑道,在乡村挖地道,一直挖到普鲁士人在夏蒂茶和蒙特勒图的炮台下面,把他们都炸飞。接着他又臭骂政府,说那是一群懦夫,为了让亨利五世重新上台,他们要向拜斯麦敞开巴黎的城门。他对这些叛徒的共和国颇为蔑视。哼,共和国!接着他把两肘放在桌上,嘴里叼着短烟斗,向达摩尔解释起他主张的政府来,人人都是兄弟,都有自由,财富属于所有的人,正义和平等从上到下无处不在。

“像九三年一样,”他明确地补充说,其实他并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达摩尔神情严肃。他也是共和主义者,因为从摇篮里开始,他就听周围的人说共和国有朝一日将会是工人的胜利和全体人民的幸福。不过对于事情发展的方式,他没有确定不变的看法。所以达摩尔注意地听贝鲁讲话,认为他讲的话很有道理,他所说的共和国肯定会实现。他心情激动,坚信只要整个巴黎的男人、妇女和孩子都高唱《马赛曲》向凡尔赛进攻,就能打败普鲁士人,和外省携起手来,建立使所有公民都能获利的人民的政府。

“你要小心,”菲利茜一再满腹狐疑地告诫,“和贝鲁在一起没什么好结果。只要你高兴,你就养活他好了,但是让他自个儿去撞破脑袋。

她也希望建立共和国。1848年,她的父亲就是在一个街垒上死去的。不过这件事留下的回忆不但没有使她气得发狂,反而使她变得通情达理了。她说处在人民的位置上,她知道怎样去迫使政府公正行事;她自己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贝鲁的演说使她既气愤又害怕,因为这些话在她看来是不合适的。她看到达摩尔变了,拿腔作调,说些不中听的字眼。然而她更不放心的却是欧仁听贝鲁讲话时的热情而忧郁的样子。晚上,当路易丝在桌子上睡着以后,欧仁叉着手臂,慢慢地啜着一小杯烧酒,一言不发,两眼盯着画家,他总会从巴黎带回来一些不寻常的卖国新闻:有些拿破仑分子在蒙马特尔向德国人发信号弹,或者有人把成袋的面粉和一桶桶炸药倒进塞纳河,以便早日把城市出卖给敌人。

“都是些胡说八道!”当贝鲁终于决定离去之后,菲利茜总是对儿子这样说。“你不要昏了头,你!你知道他在撒谎。”“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欧仁回答时的姿态很可怕。

将近12月中旬,达摩尔一家吃光了积蓄。政府时时都在宣布普鲁士人在外省失败的消息,要进行胜利的突围以便最终拯救巴黎。一家人起初并未被吓倒,总是指望着可以恢复工作.菲利茜创造着奇迹,大家吃着围困时的黑面包,过一天是一天,只有小路易丝没法消化.这时达摩尔和欧仁像母亲所说的那样不再昏头了。他们从早到晚无所事事,照常出门,手臂因离开工作台而软弱无力,他们活得很苦恼,惊慌失措,充满了古怪而血腥的想像。父子俩都参加了一个步兵营,只是这个营和其他营一样,连工事都不出,人们都在营房里打牌过日子。达摩尔正是在这里饿着肚子、心情沉重地知道了自己家里的贫困。听着这些人和那些人所说的消息,他坚信政府为了成为共和国的主人曾发誓要消灭人民。贝鲁说得对:谁不知道亨利五世在夏日耳曼,住在一栋飘扬着白旗的房子里。不过这些都会结束的。人们这几天就要用枪托去揍那些为了给贵族和僧侣让位而任凭工人挨饿和被轰炸的恶棍。达摩尔和欧仁回家时,两人都为外面的疯狂举动而兴奋,嘴里只说要毁灭这个世界。菲利茜脸色苍白,沉默不语,照料着因营养不良又在生病的小路易丝。

然而围困结束了,签订了停战协议,普鲁士人列队走过香谢丽舍大街。在昂维尔日街,他们吃上了菲利茜到圣德尼斯去弄来的白面包。不过晚饭很不愉快。欧仁曾去看了普鲁士人是什么样子,讲述着详细情况,达摩尔挥舞着一把餐叉,狂怒地叫嚷着应该绞死所有的将军。菲利茜生气了,夺走了他的餐叉。在后来的日子里,工作一直未能恢复,他核计之后决定上了工作台:他有一些铸件,几个烛台,他想加加工之后卖出去。欧仁坐立不安,干了一个小时就把活儿丢下。至于贝鲁,他从停战以后便不见踪影,大概又在别处碰到饭莱更好的地方了。但是在一天早晨,他又面色通红地出现,讲着蒙马特尔的大炮事件。到处都筑起了街垒,人民的胜利终于来到,他是来找达摩尔的,说现在需要一切优秀的公民。尽管菲利茜大惊失色,达摩尔还是离开了工作台。那时是巴黎公社时期。

接着三月、四月和五月都一天天过去了。当达摩尔感到疲倦、妻子恳求他呆在家里的时候,他回答说:

“那我的30个苏呢?谁会给我们面包?”

菲利茜低着头。他们的生活来源就是国民自卫队的报酬,父亲30个苏,儿子30个苏,有时再分一点酒和咸肉。此外,达摩尔深信自己的权利,他向凡尔赛军队开枪,正如他也会向普鲁士人开枪一样,他相信自己是在拯救共和国,保障人民的幸福。经过围困时的劳累和贫困之后,内战的动荡使他经历着一场专制的恶梦,他像一名无名英雄般地搏斗着,决心为捍卫自由而献身。他不懂公社主义观念在理论上的复杂性。在他眼里,公社只是宣布过的黄金时代,是普天同庆的开始,他更执拗地相信在某个地方,在圣日耳曼或凡尔赛有一个国王,如果让他进入巴黎,他就要恢复宗教裁判所和领主的权利。他在家里连一只蚂蚁都不忍踩死,可是在前哨阵地,他毫无顾忌地把宪兵们打倒在地。当他疲惫不堪,被汗水和火药弄得黑乎乎地回家时,他就在小路易丝身边一呆几个小时,听着她的呼吸。菲利茜也不指望留住他了,她怀着成熟妇女的冷静等待着这场大动乱的结束。

然而有一天,她竟会让人注意到这个叫嚷得很凶的大个子贝鲁,但并没有愚蠢得去挨子弹。他巧妙地在后勤部门谋得了一个好位置,不过当他穿着军装,佩戴着羽毛饰和饰带来的时候,依旧高谈阔论,赞扬达摩尔的观点,即有一天要到凡尔赛去抓住所有的阁员、议员和工场主,把他们都枪毙。

“为什么他自己不去,却要推着别人去呢?”菲利茜问道。

可是达摩尔回答是:

“住嘴,我尽我的责任。不尽责任的人算他们倒霉!”

四月末的一天上午,有人用一副担架抬着欧仁到了昂维埃日街。他在摩里诺时胸口当中吃了一颗子弹。在往上抬的时候,他在楼梯上就断了气。达摩尔傍晚回来,发现菲利茜默默地呆在儿子的尸体旁边。这个可怕的打击使他倒在地上,她任凭他坐在墙边哭泣,一言不发,因为她没什么可说,若是要说一句话,她就会喊出来:“这都是你的错!”她关上了小房间的门,轻手轻脚,怕吓着了路易丝。她还去看了看父亲的哭声是否吵醒了孩子.当他站起身来,他久久地注视着镜子对面的一张欧仁的照片,年轻人穿着国民自卫队的军服。他拿了一枝笔,在照片下面写了“我要为你报仇”,并写了日期,签上名字。这使他感到了一点安慰。第二天,一口蒙着大幅红旗的棺木把尸体运到拉歇兹神甫公墓,后面跟着无数的人,父亲光着头走着,看着使黑木棺材显得更黑的血红的旗帜,他心里充满了凶狠的想法。在昂维埃日街,菲利茜守着路易丝身边。一到傍晚,达摩尔便回到前哨杀宪兵去了。

终于到了五月,凡尔赛军队进入了巴黎。他两天没回家了,和他的营一起撤退,在熊熊大火之中守卫着街垒。他什么都不知道了,只是在硝烟中开火,因为这是他的责任。第三天早晨,他又出现在昂维埃日街,衣服成了碎片,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两眼发呆。菲利茜替他脱了衣服,用一条湿毛巾给他洗手,这时一个邻居说公社社员们还守在拉歇兹神甫公墓,凡尔赛军队没法把他们赶出来。

“我到那里去,”他只说了一句。

他重新穿上衣服,拿起他的枪。但是公社的最后一批保卫者不在高地上,不在欧仁长眠的光秃秃的地方。他模模糊糊地希望自己就在儿子的墓穴上被打死。但他甚至走不到那儿了,几发炮弹炸毁了巨大的坟墓。在榆树当中,一些国民自卫队员还躲在阳光下发白的大理石后面,向穿着红色军裤爬上来的士兵们开枪。达摩尔一到刚好被抓住。他的伙伴有37人被枪毙了,他能逃脱这次不经审判的处决真是奇迹。由于他的妻子刚刚为他洗了手,他又没有开枪,人家也许就饶了他。另外他也累得浑身发僵,被这么多的恐怖弄得昏头昏脑,以至再也记不起后来日子里的情况了。这些日子对于他一直是模糊的恶梦:在阴暗的地方呆了不知多少时间,在太阳下没命地走着,在喊叫和鞭打声中穿过目瞪口呆的人群。当他摆脱这种稀里糊涂的状态时,他已经在凡尔赛成了犯人。

菲利茜来看他,总是脸色苍白而又平静。当她告诉他路易丝健康好转的时候,他们相对无言,不知说些什么好。她走时为了使他鼓起勇气,又对他说他的案子正在办,他会出狱。他问道:

“那贝鲁呢?”

“哼!”她回答说,“贝鲁太平无事……他在军队进来三天之前就溜了,人家也不会去打扰他。”

一个月以后,达摩尔要到新喀里多尼亚去,他只是被判处流放。他没有任何军衔,若不是他坦然承认从第一天起就开枪的话,军事法庭本来也许会释放他的。在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对菲利茜说:

“我会回来的,带着小女儿等我。”

当他头脑迟钝、心情沉重地面对海边空旷的地平线时,在模糊的记忆里达摩尔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句话。他常常吃惊地发现夜已降临,远方有一个久久地发光的斑点,像是一艘船的航迹划破了越来越浓的夜色。他感到自己应该站起来到波浪上去,沿着这条白色的路离开,因为他答应过要回去的。

在努美阿,达摩尔循规蹈矩。他找到了工作,人家说他有希望被特释。他是一个极为和气的人,喜欢和孩子们玩耍。他不问政治,很少和同伴们往来,孤独地生活着。人们所能责备他的是他喝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而且喝醉了也好像好孩子一样热泪盈眶,独自在睡觉。他的特释看来不成问题,但有一天他却不见了。人们目瞪口呆地得知他和四个同伴一起越狱了。两年来他收到过菲利茜的一些信,起初来信,后来就越来越少,以至没有了。他自己常常写信,但三个月过去了仍无回音。于是他对也许还要等上两年的特释感到绝望,乘大家沉浸在第二天会后悔的狂热时刻冒险越狱。一个星期之后,在几里外的海边发现了一只破碎的小船和三个逃亡者**的,已经腐烂的尸体,证人们断定认出了其中有达摩尔。因为身材和胡子都一样。经过短暂的调查,办了手续和一份死亡证书,并且根据已接到有关部门通知的寡妇的要求寄往法国。整个新闻界对这次冒险都深表关注,全世界的报纸都登载了极富戏剧性的越狱和结局悲惨的故事。

然而达摩尔活着。别人把他和他的一个同伴弄混了,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人并不相像,只是都长着长长的胡子。一踏上英国的陆地,达摩尔就和奇迹般地活下来的第四个越狱者分手了,他们永远没有再见面,那个人大概死于差点也使达摩尔送命的黄热病。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写信通知菲利茜。但是他捡到一张报纸,上面登着他越狱和死去的故事。从这时起,他感到写信很不妥当,人家会截获这封信,读了之后明白真相。让所有的人以为他死了不更好吗?谁也不会再来打扰他,他可以自由地回到法国,等待大释。这时可怕的黄热病使他在一家偏僻的旅馆里躺了几个星期。

当达摩尔开始康复的时候,他感到一种不可克服的庸懒。几个月里他都很虚弱,浑身无力。这场热病似乎使他失去了从前的一切欲望。他什么都不希望,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菲利茜和路易丝的形象淡漠了。他总是看得见她们,但是十分遥远,像在云雾之中,有时他犹豫着要不要认她们。当然他一旦身强力壮,是要去找她们团聚的。后来当他能起床之后,他又专心于另一个计划。在去找妻子女儿之前,他梦想挣一笔财富。他在巴黎能做什么?他会饿死,不得不上他的工作台,也许连活儿都揽不到,因为他觉得自己已老态龙钟了。相反,如果他到美洲去,几才月就能挣10万多法郎,他耳朵里灌满了百万富翁的神奇故事,但他只要挣这个小数目也就够了。他会到别人指给他的金矿去,那里所有的人,以至最卑贱的挖土工,过上六个月也会富裕起来。他已经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要带着10万法郎回到法国,在万森旁边买一栋小房子,和菲利茜、路易丝一起,靠三四千法郎的利息过着被人遗忘、摆脱政治的幸福生活。一个月后达摩尔就到了美洲。

于是他在奇特而又平庸的种种冒险中,开始了任命运捉弄的动荡生活。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苦难,碰过大大小小的运气。有三次他相信终于有了自己的10万法郎了,但是一切都从他手中流走,被人偷去了。他在最后的努力中自己也失去了勇气。总而言之,他艰辛备尝,卖力干活儿,仍然连一件衬衣都没有。走遍了天涯海角,命运把他送回了英国。从那里他到了布鲁塞尔,甚至到了法国的国境线上,然而他不再想回去了。从他到美洲的时候开始,他不再给菲利茜写信。三封信没有回音,他得出了几种假设:有人截获了他的信,或者他的妻子死了,或者她自己也离开了巴黎。隔了一年,他还做过一次徒然的尝试。为了不让人拆他的信而暴露自己,他用假名写信,和菲利茜谈一件虚构的事情,指望她会认出他的笔迹并明白是怎么回事。久久没有回音似乎使他失去了回忆。他是个死人,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与他有关。将近一年时间他在一个煤矿里,在地下干活儿,不再见到阳光,他彻底消失了,除了吃和睡再没有其他想法。

一天傍晚,在一个小酒店里,他听一个人说大释已经通过表决,所有的公社社员都回去了。这个消息使他醒了过来。他受到了震动,感到需要和别人一起回去,查看看那里他住过的街道。最初这只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后来到了车厢里,他的头脑活跃起来,想到现在他如果能找到菲利茜和路易丝的话,在阳光下就又有了他的位置。他的心中又升起了希望,他自由了,要公开地寻找她们,最后他相信会发现她们非常宁静地呆在昂维埃日街的屋子里,桌上铺着台市,似乎在等待着他。一切都会说清楚的,只是一些小小的误会。他要到市政府去,说出自己的名字,全家重新开始从前的生活。

巴黎北站的人群熙熙攘攘。当旅客们出现的时候,人群发出了一些欢呼声,这是一种疯狂的热情,有些人用手臂挥舞帽子,有些人张嘴大叫着一个名字。达摩尔有一会儿感到害怕,他不明白,以为这些人是顺便路过来讥笑他的。后来他听出了人们欢呼那个名字,是个和他乘同一列火车来的公社委员,是一个人民为之欢呼的缺席被告者。达摩尔看到他走过,养得胖胖的,眼睛湿润地微笑着,为这次欢迎而感动。当这位英雄被拥上马车之后,有人建议把马解开。如潮的人群拥挤着涌进拉法耶特街,很长时间都看得见马车在海浪般的人头上缓缓移动,像一辆凯旋的坦克。达摩尔则被人拥挤推搡,好容易才走上环城的林荫大道。没有一个人注意他。在苦涩的推搡之中,他又想起了他的一切痛苦,凡尔赛、渡海、努美阿。

但是在环城大道上,他的心情却激动起来。他忘记了一切,似乎是在巴黎刚刚下班,安详地回到昂维埃日街去。留在他身后的10年如此忙碌又如此混乱的生涯,好像只是人行道的延续。不过在这种像从前一样自由自在地回家的习惯之中,他还是有点儿惊异。环城大道更为宽阔,他停下来看一些招牌,对于在这里看到它们颇为吃惊。这不是用脚踏上这个他所怀念的一角土地时的坦然的欢乐,像是在唱着抒情老调的柔情之中,混杂着重见这些熟悉的旧事物时却隐约感到陌生的不安情绪。当他接近昂维埃日街时便更加心绪不宁。他感到浑身无力,不想再走得更远,似乎有一场大难在等待着他。为什么要回来?他回来干什么?

终于到了昂维埃日街,他在家门口过了三次都没能进去。对面的煤炭铺不见了,现在是一家水果店,他本想去问问坐在门口的老板娘,但感到她是如此健壮,在店里正襟危坐,以至不敢问了。他宁愿不怕冒险,一直走到门房。有多少次他曾这样向左转过去,走到路的尽头,去敲那小小的玻璃窗!

“请问,达摩尔太太在这里吗?”

“不认识……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他呆住了。从前的门房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女人,眼前这个却干瘦矮小,脾气很坏。她怀疑着盯着他,他又说:

“达摩尔太太也许留下了地址?”

“没有,不知道。”

他还要问下去,她发火了,威胁说要叫她的丈夫来。

“嘿!您就别刺探这栋房子里的情况了……有不少人进来。”

他惭愧地嗫嚅着退了出去,为自己开线的裤子和肮脏的旧衬衣感到耻辱。他低着头在人行道上走着,然后又回来了,因为他不能就这样决定离去。否则就是他痛断肝肠的永别。人家会可怜他,会告诉他一些情况。他抬起眼睛,看着所有的窗户,观察所有的店铺,尽量定下神来。在这些贫寒的房子里,解除租约的事屡见不鲜,10年足以更换了几乎所有的房客。何况他的谨慎之中夹杂着羞愧之感,即一种被吓坏后的孤僻,一想到会被人认出来就怕得发抖。当他重又走下这条街时,终于瞥见了一些认识的面孔,一个女烟贩、一个杂货商、一个洗衣女工、一个从前供应他们面包的老板娘。他犹豫了一刻钟,在这些店铺门口走来走去,寻思自己敢跨进哪一个店,内心的斗争使他极其痛苦,浑身冒汗。由于没有胆量,他才决定进面包店,因为老板娘像从面粉口袋里出来一样白哲,是个无精打采的女人。她看着他,并没有从柜台里出来。显而易见,她认不出这个由于暴晒而皮肤发黑、头顶光秃,面孔有一半被又硬又长的胡子遮住的人。这使他胆子壮了一些,他用一个苏买了一个面包,硬着头皮问道:

“在您的顾客当中,有没有一个带着小女孩儿的女人?……达摩尔太太?”

老板娘想了一会儿,然后用懒洋洋的声音说:

“哦,对了,从前可能……不过是很久以前了。现在我不知道了……见的人太多了!”

这种回答应该使他满足了。在以后的几天里,他又来更大胆地向人们打听,但是发现到处都是同样的冷漠、同样的忘却,说的情况互相矛盾,使他更摸不着头脑。总而言之,似乎确定无疑的是,在他去努美阿之后大约两年,甚至就在他越狱的时候,菲利茜离开了这个区。但是没有人知道她的地址,有些人说是在格罗卡尤,另一些人说在贝尔西。人们对小路易丝连想都想不起来。这算完了,一天傍晚他坐在环城林荫大道的一张凳子上哭泣,对自己说不要再找了。他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巴黎对于他似乎空无一物.他返回法国的盘费已经用光。有一阵他决心回到比利时的煤矿里去,那里一片漆黑,他曾经毫无回忆地生活过,在沉睡的泥土下面像一只野兽那样自在。然而他留了下来,却始终贫苦,挨饿,无法为自己找到工作。他到处遭到拒绝,人家都认为他太老。他才55岁,但是10年的苦难使他瘦骨鳞峋,人家以为他有70岁了。他像一只狼似地游荡,他想去看看被公礼烧毁的建筑物的工地,找一点给孩子和残疾人做的杂活。一个在市政厅干过的石匠答应让他看守工具,但是迟迟不能兑现,他饿得要死了。

一天在巴黎圣母院的桥下,他注视着流水,像要自杀的穷人一样的眩晕,他猛然离开栏杆,差点儿撞翻了一个行人,那个穿着白衬衫的个子高大的家伙骂了起来:

“该死的畜生!”

然而达摩尔张着嘴,眼睛盯着这个人。

“贝鲁!”他终于喊了出来。

他确实是贝鲁,只是变得漂亮了,容光焕发,更显年轻。自从回来之后,达摩尔常常想起他,但是到哪里去找这个每半个月就搬一次家的伙伴?这时画家睁大了眼睛,当对方声音颤抖地报出名字之后,他不肯相信。

“这不可能!开什么玩笑!”

不过他最后还是认出来了,他的惊叹声使人行道上的人开始围拢过来。

“可是你已经死了!……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料想得到!人是不会这样嘲弄世界的……这么说,瞧,你真的还活着?”

达摩尔说话声音很低,求他别说了。贝鲁觉得这实在滑稽,最后用手臂把他拉到圣马丁街的一家酒店里。最后提出了连珠炮般的问题,他想知道一切。

“等一等,”当他们在酒店的一张桌旁坐下之后达摩尔说。“最要紧的是我的妻子怎么样了?”

贝鲁神情惊愕地盯着他。

“怎么,你的妻子?”

“对,她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她的地址吗?”

画家越来越惊愕了。他说得很慢:

“当然,我知道她的地址……那么你是不知道这件事情了?”

“什么?什么事情?”

这时贝鲁大笑起来。

“哎!这件事可就气人了。怎么!你一点都不知道?……可是你的妻子又嫁人了,我的老兄!”

拿着酒杯的达摩尔把杯子放回桌上,他的手抖得那么厉害,酒都从手指缝里流了下来。他用衬衣擦着手指,声音暗哑地反复着:

“你说什么?又嫁人了,又嫁人了……你肯定吗?”

“当然罗!你死了,她又嫁人,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不过很滑稽,因为你现在复活了。”

可怜的人脸色苍白,结结巴巴,画家便把详细情况告诉了他。菲利茜现在很幸福。她嫁给了巴蒂涅勒的僧侣街上的一个屠夫,他是个鳏夫,她把他的生意做得很兴旺。屠夫名叫萨涅尔,是个60岁的大胖子,保养得好极了。店在诺莱街的拐角上,它是本区顾客最多的店铺之一,有漆成红色的栅栏,招牌的两个角上画着一些金黄色的牛头。

对这个店的描述使可怜的人惊呆了,他做了个茫然的手势作为回答。先考虑考虑再说吧。

“那么路易丝呢?”他忽然问道。

“那个小女孩?哦!我不知道……他们也许把她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省得麻烦,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时没见过她……这是真的,他们总可以把孩子还给你,因为他们要她也没用。可是你又不像参加婚礼的样子,和了个20岁的女人在一起你会怎么样呢?不怕你伤心,在街上人家简直会给你两个苏。”

达摩尔低下了头,声音硬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贝鲁又要了一升酒,想安慰他一番。

“瞧瞧,真见鬼!你既然还活着,就快活点吧。还没有完全绝望。总有办法的……你要怎么做呢?”

于是两个人深入进行了一场无止境的讨论,不断重复着同样的理由。画家有些话没有说,就是达摩尔被流放之后,他为菲利茜健壮的肩膀所着迷,曾极力想和她一起生活。然而她宁肯喜欢屠夫萨涅尔,一定是贪图他的钱财,所以画家对她怀恨在心。他在要了第三升酒之后,大声说:

“我若是处在你的位置上,我就到他们家去,我要住下来,那个萨涅尔如果纠缠不休,就把他扔到门外去……华竟你是主人,法律站在你这一边。”

达摩尔逐渐喝醉了,酒使他苍白的面颊变得血红。他一再说要考虑考虑,但是贝鲁一直在怂恿他,拍着他的肩膀,问他是不是一个男子汉。他当然是个男子汉,而且他曾多么爱她,这个女人!他仍然爱着她,为了再见到她,他可以放火烧掉巴黎。那好!他还等什么呢?既然她是属于他的,他只要把她收回来就行了。两个男人都酩酊大醉,嗡声嗡气地大声嚷嚷。

“我现在就去!”好容易才站起来的达摩尔忽然说道。

“好极了!刚才你太胆小了!”贝鲁喊着。“我和你一起去。”

于是他们向巴蒂涅勒走去。

在僧侣街和诺莱街拐角上,围着红栅栏和画着金黄色牛头的肉店看起来富丽堂皇。白色的台布上放着大块的肉,一排排羊腿则分别放在一些有花边的纸袋里,像一束束花一样形成了一些花环。大理石桌子上有几堆肉,已经切好并剔除筋骨的肉块,粉红的小牛肉,鲜红的羊肉,牛肉的油脂上都有大理石花纹的印迹。一些铜盘、磅称的梁和架子上的吊钩闪着亮光。在这个铺着大理石、向阳开着的明亮的肉店里,洋溢着健康的快乐气息,鲜肉的香味似乎使家里所有的人都面色鲜红。

店铺里面沐浴着街上透进来的阳光,菲利茜在一个高高的柜台上忙碌着,四周有挡风的玻璃。在令人愉快的反光中,在肉店粉红色的光影里,她在柜台里显得容光焕发,那是过了40岁的丰满成熟的女人的鲜艳气色。她干净利落,皮肤光滑,乌黑的头发,洁白的衣领,微笑着忙忙碌碌,具有一个出色的女商贩的庄重。她一手拿笔,一手数着柜台里的钱,显示着一个店铺的诚实和景气。几个伙计在切肉、过秤,吆喝着份量,顾客们络绎不绝地经过柜台,她收着钱,同时声音亲切地和他们谈论着本区的新闻。这时有一个矮小的妇女,一脸病容,付两块排骨的钱,她用难过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女人。

“15个苏,对吧?”菲利茜说。“还没见好吗,韦尼埃太太?”

“哦没有,没有见好,我的病是老毛病了,吃什么都全吐出来。最后医生说我应该吃肉,可是太贵了!……你知道不,煤炭商死了。”

“这不可能!”

“他的病不是胃,是肚子……两块排骨要15个苏!买家禽可没这么贵。”

“哦太太!这不是我们的错,韦尼埃太太。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混日子呢……怎么回事,夏尔?”

她一边聊着和找钱,一边却用目光留心着店里,她刚刚瞥见一个伙计在和人行道上的两个男人说话。伙计没听见她叫,她就提高了嗓门。

“夏尔,他们要干什么?”

然而她不用等伙计回答,便认出了进店的两个男人中走在前面的那一个:

“哦!是您,贝鲁先生。”

她的样子不大高兴,嘴唇紧闭,略显轻蔑地撇了撇嘴。两个人从圣马丁街到巴蒂涅勒,一路上去过好几个酒店,因为路程很长,他们又因为总是大声争论不休而口干舌燥,同时也感到十分激动。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当贝鲁说着“瞧!就在那儿!”并以一个突然的手势把在柜台镜子里显得如此漂亮和年轻的菲利茜捐给他看时,达摩尔心头一震,这不可能,这应该是路易丝,她和她母亲就是这么相像。因为菲利茜肯定要老得多。而这个富丽堂皇的肉店,滴着血的鲜肉,闪亮的铜器,这个用手数着一堆钱、穿戴像个有产者的女人,使他失去了愤怒和勇气,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恐惧。他羞愧满面,想拔腿逃走,想到要进去便脸色发白。他样子丑陋,胡子拉碴,衬衫肮脏,这位太太决不会再问意跟他。他转过脚跟,想顺着僧侣街溜走,以免被人瞧见,但贝鲁拉住了他。

“哦天杀的!你是个这么没有血性的人!……那好!让我去替你耍耍这个老板娘!要不分掉她一半羊腿和财产我就不走……你快点走好不好,你这个落汤鸡!”

于是他逼着达摩尔穿过街道,然后向一个伙计打听萨涅尔先生在不在店里,当得知屠夫在屠宰场以后,他第一个走进去,以便抓紧时机。达摩尔跟着他,心头发紧,如同白痴。

“您要些什么,贝鲁先生?”菲利茜用不大动听的声音问道。

“不是我,”画家回答,“而是我的伙计有些话要对您说。”

他躲在一边,现在达摩尔就和菲利茜面对面了。她盯着他,他尴尬得要命,备受折磨,垂着眼睛。起初她厌恶地撇了撇嘴,平静幸福的脸上露出对这个老酒鬼、这个穷相毕露的可怜虫的反感。但是她一直盯着他,突然,虽然没说过一句话,她脸色发白,差点儿叫出来,手里的钱币落在抽屉里清脆地叮当作响。

“您怎么啦?您病了吗?”好奇地站着不走的韦尼埃太太问道。

菲利茜做了一个手势,让别人都走开。她说不出话,艰难地站起来向店里面的餐室走去。不用她招呼,两个男人跟在她后面走了进去。贝鲁冷笑着,达摩尔总像怕摔倒一样,盯着铺上锯木的石板。

“嗨!这倒有点滑稽!”韦尼埃太太独自和伙计们呆在一起时喃喃自语。

伙计们有一会儿停止切肉和过秤,交换着惊异的目光。不过他们不想牵连进去,于是又干起活来,一副漠木关心的样子,不搭理这个女顾客的话,她用不快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手里拿着两块排骨走了。

在餐室里,菲利茜似乎认为还不够僻静,又推开了一扇门,让两人进了她的卧室。这是一个布置整齐、封闭幽静的房间,挂着白色的床罩和窗帘,一只挂钟,摆着一些漆得发亮的桃花心木家具,没有一丝灰尘。菲利茜倒在一张蓝色棱纹平市面的扶手椅里,反复说着这几个字:

“是您……是您……”

达摩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打量着房间,不敢坐下,因为椅子在他看来太漂亮了。所以又是贝鲁先开口。

“不错,他找了你半个月了……后来他碰到了我,我就把他带来了。”

接着,似乎他感到需要请她原谅:

“您知道,我不能不这样做。他是我从前的伙伴,看见他落魄到这种地步,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这时菲利西已稍许平静下来。她是个最通情达理、也最有毅力的女人。当喉咙不再哽咽的时候,她就想摆脱这种无法忍受的困境,于是开始进行极其困难的解释。

“好吧,雅克,你来有什么要求?”

他不答话。

“确实,”她继续说,“我又嫁人了。不过我没有错,这你知道。我以为你死了,你也没做什么来消除我的误解。”

达摩尔终于说话了。

“不,我给你写过信。”

“我向你发誓没有收到你的信。你了解我,知道我从来不撒谎……还有,瞧,我抽屉里还有证书。”

她打开一张写字台的抽屉,急急忙忙地抽出一张纸递给达摩尔,他神色木然地看了起来,那是他的死亡证书。她又说:

“当时我孤零零的,有个男人愿意使我摆脱贫困和折磨,我让步了……这就是我的全部过错。我想幸福,听任了这个念头的**。这不是犯罪,对吧?”

他听着她说话,低着头,比她自己更卑微、更尴尬。然而他抬起了眼睛。

“那我的女儿呢?”。

菲利茜又战栗起来。她结结巴巴地说:

“你的女儿?……我不知道,我没有女儿了。”

“什么?”

“是的,我把她放在我婶婶那儿……她逃跑了,她变坏了。”

达摩尔有一会儿一言不发,脸色平静,似乎没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后如此尴尬的他竟对着五斗橱猛击一拳,打得如此有力,使一个贝壳盒子在大理石台面当中跳动起来。不过他没有来得及说话,因为两个孩子,一个六岁的男孩和一个四岁的女孩刚刚推开门,欣喜若狂地扑上去搂住菲利茜。

“日安,小妈妈,我们到街那头的房园里去了……弗朗索瓦丝说是该回来了……哎,你知不知道,那儿有沙子,水里有小鸡……”

“好了,别来烦我,”母亲严厉地说。

她叫女仆:“弗朗索瓦丝,把他们带走……真蠢,在这种时候回来。”

孩子们伤心地退了出去,女仆也被太太的语气所刺伤,生气地推着他们走。菲利茜怕得要命的是雅克把孩子偷走,他可以把他们扔在自己的背上逃跑。贝鲁虽然没人请他坐,却在第二张扶手椅里平静地伸直了身子,在此之前还对他的朋友耳语一番:

“萨涅尔的孩子……嗯?孩子们长得倒快呢!”

门又关上之后,达摩尔又在五斗橱上击了一拳,喊道:

“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我的女儿,而且我要你回去。”

菲利前浑身冰凉。

“你坐下,我们谈谈,”她说。“吵吵嚷嚷没什么用……这么说,你是来找我的?”

“不错,你要跟我走,而且马上就走……我是你的丈夫,唯一的好丈夫。哼!我知道我的权利……对不对,贝鲁,这是我的权利?……好了,戴上帽子,要是你不想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事情,就乖乖地听话。”

她盯着他,她大惊失色的面孔不由自主地表明她已不再爱他,他又老又穷的狼狈相使她害怕和恶心。什么!她如此白皙、如此丰满,现在已习惯了阔太太的一切舒适,要重新跟这个像幽灵似的男人去过从前艰难的穷日子?

“你不肯,”看出她表情的达摩尔又说。“哎,我明白,你习惯了在柜台前当太太,而我既没有漂亮的店铺,也没有装满了钱、让你随意摆弄的抽屉……何况还有刚进来的两个孩子,看来你对他们比对路易丝照顾得好……你丢了女儿,当然也不会把她父亲放在眼里!……不过相反都一样。我要你回来,你也会回来,或者我就到警察局那里去,让他派宪兵把你带到我那儿去……这是我的权利,对不对,贝鲁?”

画家点了点头,这个场面使他觉得非常有趣。可是当他看到狂怒的达摩尔说着说着已忘乎所以,而菲利茜则筋疲力竭、几乎要哭出来和支持不住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该扮演一个漂亮的角色。他介入进来,以说教的口气说道:

“不错,不错,这是你的权利,不过应该考虑考虑,应该动动脑筋……我自己总是行为端正。在什么都没决定之前,最好和萨涅尔先生谈谈,既然他不在这儿……”

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下去,但换了一种假装受感动的战栗声调:

“只是我的伙伴很心急,处在他的地位,很难等下去……哦!太太,您要知道他多么痛苦就好了!现在他分文不名,饿得要命,到处都不留他……刚才我碰到他的时候,他从昨天都没有吃过东西了。

菲利茜从害怕转入一种突发的怜悯,忍不住热泪盈眶,哽咽无语,这是一种对生活感到悔恨和厌恶的无边的悲哀。她叫了一声:

“原谅我,雅克!”

接着她终于能说话了: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不过我不想让你不幸……让我来帮助你。”

达摩尔作了个粗暴的姿势。

“哦当然,”贝鲁迅速地说,“这所房子里装满了东西,足以使你的妻子不让你饿肚子……你就是不接受钱,也总能收下一件礼物。您哪怕只给他一点牛肉,他也可以用来熬一些汤,对不对,太太?”

“哦!他要什么都行,贝鲁先生。”

然而他又敲打着五斗橱大声说:

“谢谢,我不吃这种面包。”

随后他死盯着他的妻子说:

“我要的只是你,而且会得到你…留着你的肉吧!”

菲利茜退缩了,重又感到厌恶和恐惧。达摩尔这时变得十分吓人,说要把什么都砸碎,怒骂不绝。他要女儿的地址,摇晃着扶手椅里的妻子,嚷着是她卖掉了女儿,她被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不为自己辩解,一再用迟疑的声音说她不知道地址,不过一定可以从警察局打听到。达摩尔已经坐到一张椅子上,发誓说魔鬼也别想让他动身,但最后却突然站起来,更用力地又击了一拳:

“那好!天杀的!我走……对,我走,因为我乐意……你等着对你没坏处,等你那个男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再来,我要收拾你们,他,你,孩子,这个该死的破店……等我来了你再瞧吧!”

他边用拳头威胁着她边走了出去。其实他对这样结束感到轻松。留在后面的贝鲁很高兴能在这些麻烦事当中插上一脚,以和解的口气对她说:

“别害怕,我不会离开他……应该避免闹出什么事来。”

他甚至大胆地抓起她的手来亲吻。她听之任之,疲惫不堪,如果她的丈夫把她抱在怀里,她也会跟他走的。然而她还是听着两个男人穿过店铺的脚步声。一个伙计用大切肉刀在砍一大块羊肉。几个声音在报着份量。于是她又被一个出色的女商贩的本能拉回到柜台明亮的玻璃当中。她脸色惨白,但非常镇静,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

“收多少钱?”她问道。

“哦7法郎50苏,太太。”

她马上找了零钱。

第二天,达摩尔运气来了:石匠让他到市政厅工地上去当守夜人。于是他就这样看守起10年前他参与烧毁的建筑物来。总的来说工作不重,是一种使人迟钝变蠢的活儿。夜里他在脚手架下面游荡,听着各种声音,有时就在灰泥口袋上睡着了。他不再谈起回到巴蒂涅勒去。可是有一天贝鲁来请他吃午饭,在喝第三升酒时他嚷着第二天要去大闹一场,但第二天他并未离开工地。从那以后就成了规律,他只有喝醉以后才大发雷霆,要求恢复自己的权利,空着肚子时便忧郁地想心事,似乎有点羞愧。画家最后也不取笑他了,一再说他不是一个男子汉。可是他依然认真地喃喃自语:

“是该把你们都杀了!……我在等机会。”

一天傍晚他走了,一直走到蒙塞广场,然后在一张凳子上坐了一个小时之后又回到了工地。那天他相信看到女儿在市政厅面前经过,大楼大样地坐在一辆华丽的四轮马车的座垫上。贝鲁表示愿意替他去找,肯定24小时之内就会发现路易丝的地址,但是他拒绝了。知道了又有什么用处?然而他见到的女儿可能是穿戴漂亮的美人,坐在有两匹大白马拉着小跑的马车里,这种想法却使他心里难受,他更伤心了。他买了一把刀并给他的伙伴看,说是要给屠夫放血。他觉得这句话很有趣,不断地开着玩笑翻来复去地说:

“我要给屠夫放血……每个人都要轮到,不是吗?”

当时贝鲁把他在时代街的一个酒店里留了几个钟头,说服他不该给任何人放血。这样做是愚蠢的,因为人家先就把您的头砍下来了。说着又拉住他的手,要他发誓不去干这种丑事。达摩尔固执地一再嘲笑说:

“不,不,每个人都要轮到……我要给屠夫放血。”

一天天过去了,他没有给屠夫放血。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似乎加速了灾祸的来临。人家把他从工地上辞退了,认为他不称职: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他睡着了,被人偷走了一把铲子。从此他又饿得要命,徘徊街头,他用贪婪的目光盯着烤肉店,却放不下面子去乞讨。然而贫困不但没有激励他,反而使他日益迟钝。他弯腰曲背,越想越伤心。现在他连一件干净的衬衣都没有,可以说他不敢再在巴蒂涅勒露面了。

在巴蒂涅勒,菲利茜生活在连续不断的惊恐之中。达摩尔来过的那天晚上,她不想向萨涅尔讲这件事情,到了第二天,她又为前一天的沉默而深感后悔,没有勇气再说了。所以她始终战栗不安,以为她的第一个丈夫时时都会进来,设想着一些残酷的场面。最要命的是店里的人会怀疑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伙计们在冷笑,按时来买两块排骨的韦尼埃太太收回零钱的样子也叫人不放心。一天傍晚,菲利茜终于扑上去楼住萨涅尔,哭着向他承认了一切。她重复了她对达摩尔说过的话:这不是她的错,因为人死了是不该再复生的。60岁的萨涅尔依然精力充沛,他是个正直的人,安慰了她一番。我的天,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过会处理好的。难道就不能妥善处理了吗?他是个有钱的乐天派,生活安定,所以他主要是感到好奇。我要见见这个幽灵,和他谈谈。他关心这件事,以至于八天过去了对方还没来,他就对妻子说:

“那好,这是怎么了?他放过我们了?……要是你知道他的地址,我去找他,我去。”

她恳求他安稳地呆着,于是他又说:

“哦可是,我亲爱的,这是为了让你安心呀……我眼看你精神不好,这事儿该结束了。”

菲利茜的确消瘦了,可能发生的悲剧威胁着她,而等待悲剧又使她更为焦虑。终于有一天,屠夫正在对一个忘记给小牛头换水的伙计发脾气,她脸色苍白地来对他含糊不清地说:

“他来了!”

“哎!好极了!”萨涅尔马上平静下来说道。“让他到餐室去。”

然后又不慌不忙地对伙计说:

“多用水洗洗,已经有臭味儿了。”

他走进餐室,看到了达摩尔和贝鲁。他俩一起来是由于凑巧,贝鲁在克利希街遇见了达摩尔。贝鲁本来已不常去看他,讨厌他穷,但知道他要去僧侣街,便怒气冲冲地责备他不通知一声,因为这也是我贝鲁的事呀。同时又教训了他一通,说不能让他去干蠢事,拦住人行道逼他把刀子交出来。达摩尔耸耸肩膀,一副执拗的模样,打定主意不吭声。无论贝鲁怎么说,他只是回答:

“你愿意的话就来,但是不要烦我。”

在餐室里,萨涅尔就让他们俩站着。菲利茜带着两个孩子躲到自己的房间里,把门紧紧地锁上,她坐在门后,发狂地把孩子搂在胸前,似乎要保护他们,守住他们。同时却伸着因焦急而嗡嗡作响的耳朵,但什么都听不到,因为她的两个丈夫在隔壁房间里都感到尴尬,默默地相互注视着。

“那么,就是您了?”萨涅尔终于问道,好说点儿什么。

“不错,是我,”达摩尔回答。

他感到萨涅尔很体面,因而自惭形秽。屠夫看起来刚过50岁,是个英俊的人,面色红润,头发剃光,没有胡子。不穿外衣,系一条雪白的大围裙,焕发出快乐和活力。

“是这么回事,”犹豫不决的达摩尔又说,“我不是要对您说话,是要对菲利茜。”

这时萨涅尔已恢复了镇定。

“哦,我的伙伴,我们谈谈吧。见鬼,我们彼此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既然谁都没错,为什么要互相抗磨呢?”

达摩尔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盯着一只桌脚。他用嘶哑的声音喃喃地说:

“我不恨你,让我安静些,您走开……我是想和菲利茜说话。”

“要是这样,不,您不能和她说话!”屠夫平静地说。我不想像上次一样,让您弄得她非常苦恼。我们不用她也可以谈……何况只要您通情达理,一切都会顺利解决。既然您说还爱她,您就看看情况,考虑考虑,做使她幸福的事情。”

“住嘴,”对方突然狂怒地打断他的话。“您要么什么都不管,要么就不好收场了!”

贝鲁以为他要把刀子从口袋里掏出来,赶紧装出卖力的样子站到两人当中,但是达摩尔把他推开。

“你也让我安静点!……你怕什么?你是个白痴!”

“冷静点!”萨涅尔反复地说。“人一发火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听着,如果我叫菲利茜来,您要答应我谨慎行事,因为她很**,您像我一样了解她。我们谁都不想毁了她,对吧?……您会讲道理吧?”

“哼!要是我不讲道理,我一来不等您开口就先把您掐死了!”

他说话的声调是如此深沉和痛苦,屠夫似乎也大为震惊。

“那么,”他说,“我去叫菲利茜……哦!我是很讲道理的,我明白您想和她讨论这个问题,这是您的权利。”

他走到房门口,敲了敲门。

“菲利茜!菲利茜!”

但是房里毫无动静,菲利茜一想到这样见面就浑身冰凉,呆在椅子里无法动弹,把孩子楼得更紧了,他终于不耐烦了。

“菲利茜,你就来吧……你这么做很蠢。他答应讲道理的。”

最后钥匙在锁孔里转了一下,她出来了,又小心地把门关好,以便使孩子们有个藏身之地。又是一阵尴尬之极的沉默。这种事情真是活见鬼,贝鲁总是这么说。

达摩尔慢慢地说着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萨涅尔则站在窗前,用手指掀起一块小窗帘,假装看着外面,以便显示他在这桩事情中的宽宏大量。

“听着,菲利茜,你知道我从来都不是坏人,这你也可以说说……怎么!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先说我不是坏人的。一开始我想在这儿把你们都杀了,后来想想这样做对我没有什么好处……我宁愿让你自己选择。我们照你的意思去做。不错,既然法庭的审判对我们也无能为力,就由你来决定你最愿意怎么做好了。回答我……你愿意跟谁走,菲利茜?”

可是她说不出话来,激动得梗住了。

“那好,”达摩尔又以同样暗哑的嗓子说,“我明白,你是要跟他走……到这儿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事情会怎么样……我也一点都不怨你,我认为你毕竟还是有道理的。我,我是完了,我一无所有,到头来你也不爱我了,而他,他使你幸福,何况还有两个孩子”

菲利茜惊慌失措地哭着。

“你不该哭,这不是责备你。事情这样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之所以想再见你一面,就是要对你说你可以放心睡觉了。因为你已经选定了,我也就不折磨你了……事情过去了,你再也不会听人谈起我了。”

他向门口走去,但是深受感动的萨涅尔大声喊住了他:

“啊!您真是个正直的人,您……不能就这么走了,您和我们一起吃晚饭。”

“不,谢谢,”达摩尔答道。

贝鲁吃了一惊,感到事情结束得很滑稽,当伙伴拒绝邀请的时候,他真是显得愤愤不平了。

“至少我们要喝上一杯!”屠夫又说。“见鬼,您肯在我们家里喝一杯酒吗?”

达摩尔没有马上接受。他用目光慢慢地在整洁、明亮、装饰着白色橡木家具的餐室里扫视了一圈,然后目光停在用流满眼泪的面孔祈求他的菲利茜身上,说:

“好吧,就喝一杯好了。”

于是萨涅尔欣喜若狂,大声说:

“快点儿,菲利茜,拿杯子来。我们不用女仆……四只杯子。你也来碰杯…哦,我的伙伴,您非常高尚地接受了邀请,您不知道您使我多么高兴,因为我喜欢好心肠的人,而您就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您,我打包票。”

这时菲利茜双手战栗地在餐具橱里寻找林子和一升酒。她晕头转向,什么也没找到,萨涅尔只得去帮助她。等杯子斟满以后,大家围在桌边干杯。

“祝您健康!”

达摩尔在菲利茜的对面,要伸长手臂才能碰到她的杯子。两人默默相视,目光里包含着他们的过去。她抖得厉害,听得见她的水晶玻璃杯的叮当声和高烧般的牙齿的格格声。他们不再以你我相称,像死了一样,今后只活在记忆里了。

“祝您健康!”

当四个人都干杯之后,极度的沉默中传来了隔壁孩子的声音。他们开始玩耍,笑着叫着在房里互相追逐。接着就敲门,喊着:妈妈!妈妈!

“好了,和你们永别了,”达摩尔说着把杯子放在桌上。

他走了,菲利茜笔直地站着,脸色惨白,注视着他离开,而萨涅尔则礼貌地把这两位先生送到门口。

在街上达摩尔走得如此之快,贝鲁几乎跟不上了。画家大发雷霆。到了巴蒂涅勒大道上,看到他的同伴像断了腿一样倒在一张桌子上,脸色发白,目光呆滞,他才不那么耿耿于怀了。若是他的话,他至少要让那个老板和老板娘吃几个耳光。看到一个丈夫把妻子让给另一个人,连一点条件都不提,这使他大为反感。只有傻到极点的人才会这样,不错,是傻到极点的人,没法用别的词儿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个公社社员找到了他的妻子,她已经和一个家伙搭上了,那好!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起过得很融洽。那人很会安排,不受人骗,最后在这类事情中只有达摩尔是笨蛋!

“你不明白,”达摩尔答道。“你也走吧,因为你不是我的朋友。”

“我不是你的朋友!可是我在尽心竭力!……你还是考虑考虑吧。你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再没有别的人了,要是我不帮你摆脱困境,你就像条狗一样呆在马路上饿死……我不是你的朋友!可是我如果把你丢在这儿的话,你就会像活够了的母鸡一样,只能把头藏在爪子里。”

达摩尔做了个绝望的手势。确实,他剩下的路只有投河或让警察来收容了。

“那好!”画家又说,”我是够朋友的,我就带你到一个人那里去,你会有吃住的地方。”

他说着站起身来,似乎突然下了决心。然后他用力拉起他的还在结结巴巴地问的同伴:

“上哪儿去?上哪儿去?”

“就会知道的……既然你不愿意在你妻子那儿吃晚饭,就到别处去吃吧。你头脑清醒一点,我不能让你一天干两件蠢事。”

他走得很快,从阿姆斯特丹街下来,到柏林街停在一家小旅馆门口,按了按铃,问来开门的跟班苏维妮夫人是否在家。看到跟班犹豫不决,他又说:

“去告诉她是贝鲁来了。”

达摩尔机械地跟着他。这次出乎意料的拜访,这个豪华的旅馆弄得他晕头转向。他上了楼,突然被一个小巧的女人搂住,她头发金黄,非常漂亮,只穿着一件绣着花边的浴衣。她喊到:

“爸爸,是爸爸!……您这么决定是多么体贴啊!”

她是个好女儿,一点都不嫌弃老人污黑的衬衫,她欣喜若狂地拍着手,沉浸在突然爆发的父女相认的温情之中。她的父亲深感震惊,甚至认不出她来了。

“这就是路易丝,”贝鲁说。

他才结结巴巴地说:

“哦!是的……您太可爱了……”

他不敢以你相称。路易丝让他坐在一张沙发上,然后按铃通知不让任何人进门。他乘这时打量着挂着开司米、布置着富丽的精致家具。使他感动的房间。贝鲁得意洋洋地拍着他的肩膀,反复说:

“嗯?你还会说我不是你的朋友吗?……我很清楚,我,你会需要你的女儿。所以我找到了她的地址,向她讲了你的经历。她马上对我说:带他来吧!”

“当然如此,这个可怜的父亲!”路易丝以爱抚的声音喃喃地说。“哎!你知道,我害怕你的共和国!这些卑鄙的人,公社社员,要是让他们去做活的话,会把世界都毁了?……不过你,你是我亲爱的爸爸。我记得你是多么和蔼,那时我还很小,老是生病;你会看到我们过得非常融洽,只要我们不谈政治……我们三个人先吃晚饭吧。哦!你多可亲!”

她几乎坐在这个老工人的膝盖上,明亮的眼睛含着笑意,淡色的秀发围绕在耳边。他浑身无力,感到自己被一个美妙的人占据了。他本想拒绝,因为他在这间屋子里入席似乎不合适。然而他已经找不到他刚才离开屠夫家时的力量,当时他干了最后一杯就走了,连头也不回。他的女儿太温柔了,她把白皙的小手放在他的手上拉着他。

“瞧,您同意吗?”路易丝又问。

“好的,”他终于说道,这时两行热泪流下了他因穷困而凹陷的面颊。

贝鲁觉得他很明白事理。当他们向餐厅走去时,一个仆人来告诉夫人先生来了。

“我不能接待他,”她平静地回答。“告诉他我和父亲在一起……如果他愿意的话,明天六点钟来。”

晚饭吃得十分亲切。贝鲁用各种各样滑稽的话开着玩笑,路易丝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又回到了昂维埃日街,这是一种乐趣。达摩尔吃得很多,疲倦和食物使他昏昏欲睡,但是每当女儿的目光碰到他的目光,他都露出一个温情脉脉的微笑。上餐后点心的时候,他们喝了一杯像香槟那样的有泡沫的甜酒,三个人都醉了。当仆人们走后,他们把肘倚在桌上,怀着醉后的悲哀神情谈起了过去。贝鲁卷了一支烟,路易丝半闭着眼睛吸着,烟雾笼罩着她的脸。她的回忆乱糟糟的,还谈起了她的情人们,第一个情人是个很会办事的高大的年轻人。后来她对母亲做了极为严厉的评价。

“你知道,”她对父亲说,“我不能再见她,她的行为太恶劣了……要是你愿意,我会告诉她我对她把你卑鄙地抛弃的看法。”

但是达摩尔庄重地表示她已不再存在了。路易丝突然站了起来,大声说:

“关于这件事,我要给你看点会使你高兴的东西。”

她去了一会立即又回来了,嘴唇上一直叼着烟,她让父亲看一张角已磨损、发黄的旧照片。老工人心头一震,用混浊的眼睛盯着照片,结结巴巴地说:

“欧仁,我可怜的欧仁。”

他把照片递给贝鲁,贝鲁也激动起来,喃喃地说:

“啊真像。”

然后轮到路易丝了。她把照片在手里拿了一会儿,但是眼泪使她透不过气来,她把照片递过来,说:

“唉,我还记得他……他多么亲切啊!”

三个人都动了感情,齐声哭了起来。照片又在桌上传了两次,引起了最动人的思索。照片已经大为褪色,可怜的欧仁穿着国民自卫队的军服,像传说中的一个闹事者的幽灵。但当把照片翻过来时,父亲看到了他从前所写的字:“我要为你报仇”,于是他在自己头上挥舞着一把餐刀,又重发了一遍他的誓言:

“是的,是的,我要为你报仇。”

“当我看到妈妈变坏的时候,”路易丝讲,“我不想把可怜的哥哥的照片留给她。一天晚上,我把照片偷了出来……这是为了你,爸爸。我把它给你。”

达摩尔把照片靠着他的酒杯放着,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它。这时大家终于都有理智地谈话了。路易丝一片诚意,要使她的父亲摆脱困境。她有一会儿说要让他和她一起住,不过这几乎不可能。最后她有了个主意,问他是否愿意到芒特附近去看守一栋住宅,那是一位先生刚为她买的。那里有一间小屋,他可以舒适地生活,每月拿200法郎。

“这还有什么说的,等于是去天堂了,”贝鲁嚷着,代他的同伴同意了。要是他闲得无聊,我会去看他的。”

下一个星期,达摩尔就在他女儿的住宅贝莱尔安顿下来,老天爷在使他经受一切苦难之后,现在为了补偿他,让他过着安宁的生活。他胖了起来,重又精神焕发,像有钱人一样穿戴整齐,像一个老军人那样有着孩子般的诚实面孔。农民们向他深深地鞠躬。他打猎、钓钓鱼,人家碰到他在阳光下、在路上看生长的麦子,他不偷不抢,良心安宁,吃着艰辛地挣来的利息。当他的女儿和先生们来的时候,他知道保持自己的身份。他最快乐的日子是她溜出来,和他一起在小屋里吃午饭。那时他就像保姆一样结结巴巴地和她说话,赞叹地看着她的打扮,午饭很精致,有各种各样他自己烧的好菜,还有路易丝在口袋里带来的餐后点心、蛋糕和糖果。

达摩尔从来没有想再见他的妻子。他只有他的可怜老父亲的女儿,这是他的自豪和快乐。此外,他也拒绝采取任何措施去恢复他的公民身份。干吗去搅乱政府的文书?这样会使他更为平静。他呆在自己偏僻的洞穴里,被人遗忘,什么人都不是,也不会为自己孩子的礼物而羞愧,而如果让他复活,也许一些嫉妒者就要说他的坏话,最终使他痛苦不堪。

但有时小屋里也会吵吵嚷嚷,是贝鲁到乡下来住四五天。他终于在达摩尔这里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自得其乐的角落。他和他的朋友一起打猎、钓鱼,在河边晒太阳过日子。贝鲁从巴黎带来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读完之后,两人都认为应该采取根本的措施:枪毙政府官员、绞死资产者,烧掉巴黎以重建另一座城市,真正属于人民的城市。他们终于主张通过一次普遍的毁灭来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最后到上床睡觉的时候,达摩尔靠近他镶在镜框里的欧仁的照片,挥舞着烟斗嚷到:

“是的,是的,我要为你报仇!”

到了第二天,他驼着背,精神焕发。又去钓鱼去了,贝鲁则在河岸上伸开手脚,把脸埋在草丛里睡觉。

埃米尔·左拉门(1840—1902)是法国作家,以长达20卷的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族》著称于世,同时在诗歌、戏剧和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也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他虽然是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领袖,但是在本质上却是个现实主义作家,而且早期和晚期的小说还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在法国19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中,左拉挺身而出,成为德雷福斯派的领袖,为此受到审判,不得不流亡英国。他回国后不久因煤气中毒去世,至今仍有人认为他是被敌人谋害致死。

左拉发表过《给尼依的故事》(1864)、《布尔勒上尉》(1882)和《娜伊斯·米库兰》(1884)等中短篇小说集,其中有许多优秀的作品。《雅克·达摩尔》描写了一个普通人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的遭遇,显示了左拉注重描写社会现实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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