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对于蒋反共不抗日这一不得人心的主张，也遭到众多爱国人士的强烈反对。
1933年11月20日，原来的粤军将领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等率刚从前线调回来的十九路军官兵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人民政府，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下打乱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蒋介石深恐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心中忐忑不安，被迫推迟第五次“围剿”的时间表。
薛岳听说，那段日子，蒋介石压力非常大。他坐在房子里，不时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军歌高声歌唱。后来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介石才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重兵入闽“平乱”，很快解决了十九路军等问题。
[ 书客网 ShuKe.Com ]蒋介石在解决福建事变后，趾高气扬，又可以专心对付红军了。他调整了作战序列，任命蒋鼎文为东路总司令，率部从福建向西进攻；任命何键为西路总司令，率部从湖南向东进攻；任命陈济棠为南路总司令，率部从广东向北进攻；任命顾祝同为北路总司令（陈诚为前敌总指挥），率部从北向南进攻。
蒋介石寄希望于北路军，把它作为这次进攻的主力。北路军下辖一、三、六路军及预备队等，共40余师的兵力，其中三、六路军是主力中的主力，担任深入苏区腹地、直捣红都瑞金的任务。第三路军总指挥由陈诚兼任，第六路军总指挥则由薛岳担任，率领包括第四军在内的第六、第七纵队等，兵力达九万余人，作为尖刀，从正面进攻中央苏区。
这一方面表明蒋、陈对薛岳的重用，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把薛岳和第四军当枪使。为了不负蒋、陈的期望，薛岳大力整顿其部的作风，把庐山训练的那一套带到部队，让政工人员把“剿匪手本”所要求的事项编成歌诀，每日教官兵演习歌唱；规定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行军时与士兵一起步行，练习长途行军能力。这不仅表示军官要与士兵同甘共苦，同时也为了减小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狙击。
在作战战备方面，他规定各部队在行军时，要特别注意宿营地的战备和秩序，行动要迅速。对于修筑阵地工事，团营长都要到现场指挥督促，没有完成不得离开。同时，各师和团部要建立一支武装便衣队，每队约六七十人，佩自来得手枪，官兵俱系挑选“老兵油子”充当，薪水较高。它的任务是潜入苏区侦察情况，或在部队先头行进，担任搜索及警戒，这对于获得红军情报，防止袭击，大有功效。
一句话，他不仅对部队实行精简，增强其机动力，而且还想做“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模范实践者”。
二、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1934年1月，天寒地冻，呵气成雾。薛岳率第四军、第九十九师由赣东黎川、南城、宜黄等向西移动，与原驻古县、籐田一带的第九十二、九十三师在永丰汇合，成立第六军司令部，正式参加第五次“围剿”。
然而，尚未出师，却先“出事”了。陈诚派人给薛岳部送来过冬的4000担棉衣，半路上遭到红军的袭击，全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这令薛岳十分恼火。
薛岳第一个进攻目标是永丰县的沙溪镇。但这一带是苏区腹地，群众反蒋和支持红军的热情高涨。薛岳的部队很难就地购粮，只能靠后方供给。于是，他一改过去急打猛冲的战法，小心翼翼率部向前推进，边打边修路、筑碉堡，还不忘常派人向后方催粮催款。
当时，红军主力主要集中在黎川以南的东线，以对付陈诚的第三路军；而与薛岳部交战的主要是陈毅的部队。
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开始后，时任江西军区负责人的陈毅受命兼任西方军总指挥，负责指挥招携、永丰前线作战，指挥二十三师、警卫师，独立二、三、四、十一、十三团及江西军区各地方部队，约有4500多人。江西军区在闽赣一带的各个省级军区中是个大军区，所辖地区达十余个县，占中央苏区的大部分，红都瑞金即在其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