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大党问题的谈判，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
在这一时期，两党内部对信仰、领袖、权力统一问题的处理，又为后世留下了咀嚼不尽的话题。
1938年年初，国民党进行的“四个一”的宣传，从利益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对方的意味。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计划。自它开始萌动，不善操作的弱点从来都不曾被克服过。
共产党人从来不乏操作的行家。2月9日，王明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的关于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谈话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文明确表示：“中共决不放弃政治信仰、决不放弃共产党组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反击再次奏效。
国民党的这种“一个党”的宣传，显然违背了国共合作的宗旨。2月10日，蒋介石约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当然明白蒋介石约他谈话的用意，一坐下便展开攻势，“《扫荡报》等报刊这种宣传，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蠢动。限制信仰是十分错误的。”
蒋介石只好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信仰问题上不欲对各方加以限制，先总理说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反对。至于你说的报刊上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自然不能代表我个人。我对各党派都无意取消，我不赞成一党政权。我希望的是各党派融为一体。”
周恩来机警地问道：“是不是组织你提出的同盟会？”
蒋介石说：“我是说共产党可以加入国民党，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讲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吗？将来的国民党内部，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最基础的。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周恩来答曰：“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我看只能从联合中寻找出路。”
蒋介石脱口答道：“可以研究。”
周恩来心里有了底，却说：“我们党内对《扫荡报》这种作法很反感。”
陈立夫在一旁打圆场道：“蒋总裁已经批评了《扫荡报》，要求各报以后不再登这种文章了。还可以考虑这种办法，在两党外组织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两党都可加入。”
周恩来回敬道：“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能看出点什么呢？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攻势，事先不报告总裁，连组织部长陈立夫也不知晓。可能吗？很可能。从蒋介石和周恩来的答对中。可以看出，蒋先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显得太随意了。对信仰这样重大的问题就这样随意，何况其它？一个党只能有一个信仰。怎么能允许下面存在不同的派别呢？很显然，蒋介石这番话不是因战事不利用脑过度导致的“失言”。重温一点国民党的“派系史”，不难明白这一点。在1938年春，国民党内部至少有这样几个派别：以汪精卫为首的元老派，以陈氏兄弟为首的CC派，以宋子文为首的英美派，以桂系、阎锡山为首的地方实力派。以上几个派别，在忠于蒋介石的黄埔派的维持下，才勉强保持一种均衡，一种面子上的一统天下。这些派系在面对利益时，则免不了相互攻讦。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自始至终的矛盾表现，其政治根源正在这里。汪精卫后来能在南京撑出一个局面，没有派系存在这个事实，实在难以想象。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里这样写道：“国民党领袖们在取得政权以后的二十年中变成了保守派，日益关心于保护权力。这是历史最古老的政治现象之一。”“他们当初并不是像西方国家的总统或总理的继承者们那样，按照人们所接受的方式。通过现成的途径而获得政权的，而是要在思想和方法上临时随机应变。因此他们觉得可以很容易把他们的思想适应于他们的需要。”
美国人费正清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但没有完全把它表现出来。中国在1911年以前的两千年里，也有权力承继的程式，简单地说就是儿子继承父亲的皇权。在这种古老的政体中？一切之所以显得有序，在于这样一个基础：全体国民都以皇帝的思想、意志、信仰为自己的思想、意志、信仰。蒋介石作为一个统治者，他的权力无法像西方那样以法律固定和保证，同时又失去了皇帝所有的可以当作遗产承传的对于民众不容怀疑的权威。到了1938年初，民国的宪法尚是一部草案，静静地躺在孙科的紫檀木文件柜里，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例法规，不是权宜之计，就是应付之作。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被随心所欲地改动。一旦遇上内乱和外敌入侵，这样的政权便进入了发发可危的险境。能把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带出危险的力量源泉，只能是统一的信仰，不会再有别的东西了。
可惜，蒋介石和他的伙伴在他们败退台湾前，对这一点都没引起足够的注意。从他们历次党的会议决议中，很难发现可以根治这种绝症的良方，听到的只是一片对异党的谩骂和惊呼声，而没见纯洁白身的醒世恒言。
蒋介石对于如何巩固既得的权力，要算是一个专家了。他建立军统，得到了军权在手的可靠保证。他建立中统，也得到了党的总裁不再旁落的果实。但是，最重要的信仰问题却被他忽略了。
发生在这个时期的，国共合作关系史上另一个重大事件从另一面说明蒋介石对信仰问题对巩固政权重要性方面的无知。1938年初，国民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下令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个部。陈诚被任命为政治部部长。蒋介石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蒋介石的日记里，没有为后人提供他做这件事的心理动机。
政治联合的常识告诉我们，即便蒋介石要履行诺言，在政府部门中为中共领袖留职位，留的决不会是这种有职有权闪着灿灿金光的宝座。日后，他批准设立了参政院，为毛泽东、董必武等五位共产党领导人留位置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蒋介石并不在这些领域缺乏手段。据阳翰笙回忆：蒋介石提出让周恩来这样众望所归的人物当空头副部长，是为了装潢门面。这也可作一说。是不是蒋介石对周恩来十分赏识才有此举呢？不好说。要么这是蒋介石使的离间之计？也缺乏根据。干脆存疑算了吧。陈诚亲自登门，周恩来坚辞不出。
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表示要周恩来到行政院任职后，派副院长张群上门相邀，周恩来婉言谢绝了。
周恩来为什么持这种态度？道理似乎很简单：他是共产党员，是有组织的。他的生命都属于党，宣誓的时候举过拳头。他不能超越自己的组织。
1月中旬的一天，蒋介石发话了：政治部副部长非周恩来不可。今天看来，蒋介石此举似乎执意要检验一下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否真的严密到了水泼不进的程度。周恩来答曰：“我做副部长可能引起两党摩擦，恐不妥。”如果不是电文有误，周恩来用“引起两党摩擦”相拒，显得没说服力。两党合作期间，周恩来出任副部长只能表明两党合作的亲密程度，何来摩擦之虑？但是，周恩来在外交场合能江郎才尽到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吗？仔细品味，便知“摩擦”得很有道理。不是吗？你把这个肥缺给我，必遭盯着这个职位的众多的人的忌恨，他们目的达不到。对你这个总裁敢怒不敢言，还不是迁怒于我，迁怒于共产党？而能企盼这个职位的人、肯定又是有相当能量的，为泄夺宫之恨，他们能不制造摩擦？蒋委员长不依不允：“你不要怕摩擦。可以避免摩擦。政治工作方针是加强部队，发动民众。副部长职权可以明确规定，能负其责。编制人事还没商定，都可以商量嘛。康泽可以共事，不致捣乱。”从这番话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理解了周恩来所说的“摩擦”的内涵。还可以看出蒋介石对政治信仰的迟钝。他明知政治工作是加强部队，发动群众的武器，却把这样一个武器送给了和他有不同信仰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这不是发热病烧糊涂了吗？
1月21日，中共代表团依照组织程序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未见有中央答复可与不可。2月1日，新政治部开始工作后，中共代表团再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孔样熙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应谢绝；政治部属军事范围，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我党影响，可以去担任职务。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这无疑又是共产党善于操作的又一明证。共产党从来没有忽视思想和组织方法的重要性。
然而，这样一个显然正确的建议，却没有立即被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被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一个月以后的事情。
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什么不立即同意周恩来当这个副部长呢？难道他们就没想到事情拖到对方失去耐心另行任命而丢掉这绝好的机会吗？这个新政治部2月1日挂牌营业时，周恩来到没到职，至今仍是一个历史盲点。如果他到职了，这行为就是“边斩边奏”。如果没到职，至少也在口头上表示同意了，否则就是蒋介石强人所难下的命令。
国民党关于“四个一”的宣传告一段落后，中共代表团接令回延安参加政治局会议。“混乱”，只有在摇滚乐的歌词里才变成了被歌颂的对象。一般情况，政治家总是青睐“秩序”。晚年的毛泽东曾留下这样一句传世名言：“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然而谁都明白这句话产生于一个非常时期，毛泽东最终的目的仍是“秩序”。1938年的春天，他希望获得“秩序”的心情肯定比几个月后希望得到江青的爱情更迫切。在谋求生存的时期里，必须只能有一个声音。可是，这时候的声音实在太多了：王明到武汉后，立即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一文，迁就国民党，服从中央政府，提出什么“七个统一”，强调什么“运动战”、“阵地战”，讲什么“工作重心应该集中力量保卫大武汉”。怪不得蒋介石这么慷慨大方，让周恩来出任什么政治部副部长了。如果再在“四个一”问题上全线退却，下一步就该举手投降了。必须开个会，哪怕争吵一番，这个会必须开。
于是，中共党史里便多了“三月政治局会议”这个词。然而，这个会议仍没解决统一思想的问题。虽然张闻天、任弼时的发言很旗帜鲜明，但王明的观点仍有不小的市场。王明还是谈政治问题的权威，周恩来、博古仍持“十二月会议”的观点。最后，仍是打个平手，各干各的。毛泽东、张闻天不失时机地指示各地积极创建、扩大、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王明仍在武汉写文章鼓吹自己的观点。让毛泽东、张闻天感到苦恼的是，无法与王明展开公开的斗争。五年后，张闻天回忆道：“事实上从王明到武汉后，我们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曾经同他的路线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在中央内部进行了必要的斗争，直到六中全会。但是，我们对于王明同志等某些错误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限制在中央内部，在公开的刊物上、会议上，我们没有限制过他们宣传。他们在武汉《新华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们《解放》周刊一律照登。”斗争没有结出果实，难言之隐就无法清楚。6月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已经打印成形，《新华日报》却迟迟不予刊登。8月6日，毛泽东给王明和何凯丰发过这样一份“抗议电”：“致参政会贺电，《新华日报》改易了一些文句，与我发致该会及在《解放报》发表的不符，对外显示了一点分歧，似不甚妥。尔后诸兄如有意见请先告后方，以便发表时一致。”
对比毛泽东在这些“小事”上的“斤斤计较”，可以看出蒋介石似乎从来不懂“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
“三月政治局会议”同意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随后，王、周、博三人再返武汉。
二
王明等人返回武汉后，于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如下设想解决两党关系：第一、实行共同纲领；第二、恢复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种包括各党派在内的民族革命联盟。显而易见。中共倾向于第三种解决办法，在这份提案中，强调民族革命联盟应依据下面三个条决办法，在这份提案中，强调民族革命联盟应依据下面三个条件：第一，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统一战线纲领，作为各方宣传行动共同遵守的方针；第二，由各方代表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与地方的统一战线组织，以规划抗日救国的大计和调整各党派、各团体间的关系；第三，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这一提案，算是中共对三个月前蒋介石那句“可以研究”的一种答复和回响。然而，这显然不是国民党所要的东西。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要尊重本党，服从领导，国内现存一切党派，都必然消融于三民主义之下。”中共的提案当然被国民党方面束之高阁了。，国民党这时候正在组织国民参政会，试图用各方人士参政议政的民主方式，对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时，他们又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试图从控制青年入手，以便将来达到消融各党的目的。
在此期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抗战建国在此期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现在看来，这份纲领无疑是一种战时“乌托邦”，根本无法实现。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这份纲领无疑于一缕和熙的春风，吹得各方人士心旌摇荡。只用看看第二十六条，就可以明了这一纲题的实质了。“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与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恰在此时，“台儿庄大捷传出，举国若狂，京沪沦陷后笼罩全国的悲观空气，至此一扫而空。”(《李宗仁回忆录》)这一抗战初期第一个大胜仗确实为中国人长了脸，日第十师团战报有如下描述：“此放与狭窄的散兵壕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尸山血海，非独皇军所持有。”前线将士英勇得让敌人都赞不绝口了，中国还能没有救？
中共中央在这时也准备“赞成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张。既然认定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希望正在青年身上。何况三青团的建立“可能有助于帮助共产党对国民党施加影响”。共产党又一次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些事后来不了了之了。它留给后人的，只是国民党政府当时在思想上、行动上部很混乱的感觉。作为战时政府，这种混乱注定要引起某种崩溃。公布《抗战建国纲领》却不真心实意执行，想吞并其它党派却又无行之有效的办法，混乱只能加剧。这种混乱日后被日本人成功地利用了。可以这么说：日军能在南京扶起汪精卫政权。与国民党内部思想上的严重分歧大有关系。
4月里，共产党方面反倒先出了大事。
清明节前的一天，张国焘放出风说他想去祭祭黄帝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得知这一情况后，并没产生更多的想法。个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发发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积下的郁闷。太正常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把他在延安的“危险处境”作了夸张性的描述，认为毛泽东等人准备把他打成“托派”。甚至于消灭他的生命。4月2日，张国焘离开延安去祭黄帝陵。《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这样写道：“4月2日，张国焘以祭中部黄帝陵为名，不经中央允许，自行跑到西安，与当地要人接洽，备受他们的优待与保护。住西京招待所两天，不住八路军办事处。只是当他7日决意逃跑，登上当地要人所备专车时，才用电话找林伯渠同志至车站谈话。谈话时。企图以造谣污蔑挑拨离间的手段破坏党内团结。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志报告后，即估计他已走上了脱党的道路。但为最后挽救他，故即致电武汉中央同志，寻找他，劝导他，促其觉悟，回党工作。”真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吗？这样猜想，实在太低估了政治家的韧性。如果张国焘在4月7日已经决定叛党，他的“自白书”应该早发表十余天。如果他在西安已和“某要人”谈妥了自首的事情，周恩来、王明等人就无法在武汉找到他了。历史没有留下张国焘被找到后，周、王、博三人苦口婆心劝他回延安的详细记录。张国焘对共产党的绝望，正产生于这场谈话之后。张国焘在4月14日晚上哭诉了些什么呢？他是不是对组织一个反毛的党内联盟尚存一线希望呢？一个人彻底否定半生为之奋斗的东西，需要勇气，也需要时间。甚至需要经历一个半推半就的过程。4月15日，张国焘正式拒绝再回延安。第二天，周恩来陪张国焘去拜见了正为徐州战事忙碌的蒋介石。据史料披露：张国焘在蒋介石面前表示“在外糊涂多年”。具体这次谈话谈了些什么，谈了多久，又是一个谜。蒋委员长对张国焘的表白似乎缺乏兴趣。没有承诺张国焘所需要的东西。这一点，张国焘在和周恩来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的表现可以证明。他一路上讲的都是对政治的厌恶，走至半路，又逃脱了。是日夜，周恩来又派人将张国焘找到，严正告诉他：“两种办法供你选择。第一，回延安等候组织处理；第二，你留下一份自动脱党的字据。”王明和博古又讲了些什么，无法猜度。张国焘答道：“共产党糟透了，国民党也糟透了！我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涯。”
16日夜，中共代表团向中央报告这一情况后待别提醒道：不应对四方面军的人偏见。
1─7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5月6日，张国焘发表《张国焘敬告国人书》。对共产党进行攻击。之后，他并没有脱离政治生涯，旋即被委任为军统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少将主任。
张国焘的叛逃，对延安的工作影响甚微。他举足轻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作为毛泽东的一个政治对手，在他叛逃前就已经成为一只“死老虎”，剩下的只是一些关于他全盛时期的传说没过多久，这些传说变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5月6日，王明、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问题日渐具体化，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更不宜无条件赞助。
原来这个程序还在运转着：国共两党对青年的争夺尚在继续。5月12日，毛泽东、张闻天等复电指出：我们首先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固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
蒋介石当然不会让毛泽东实现这个目标。徐州失守后。他已经意识到了党内有派的种种弊端，开始考虑整党问题。4月29日，为整齐党内步伐，蒋介石下令取消党内派别小组。三青团刚刚成立，他自然重视这个组织的纯洁性。随着国民党主力从徐州撤退，保卫大武汉已经不再是喊喊口号的问题了，在日机频繁的袭扰中，蒋介石不得不把整党的想法暂搁一边，全力考虑军事问题。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作战略撤退，并秘密决定决黄河之堤以阻敌前进。
在军事上已被迫出此等涂炭生灵之下策，可见当时局势之危。
6月3日，让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哭笑不得的事件发生了。这一天，国民党中央监委会作出决议：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二十六人国民党党籍。当天，毛泽东等七入电告国民党中监委：国共两党虽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组织上两党关系是否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没商定。且此案事前并末通知与征求本党中央及各人意见，今郑重声明不予承认。请将此声明于明日见报。”
国民党中监委此举，无疑是希望造成“一个大党”的部分现实。可是，这个“天才”的设想时运不济，被当事人拒绝了。客观上，毛泽东等人的声明使国民党蒙受了巨大的名誉损失。几天后，国民党中央被迫发表声明撤销此案。
国民党中监委步伐比蒋介石慢了不止半拍。党内步调一时无法一致，还表现在党内各个机构间缺乏协调统一的平衡物。5月31日，国民党中常委通过的《关于对党外各种政治团体及其分子之态度的决议》明确指示：对于那些不放弃原有主张，确人本党三民主义为最高准绳的团体和其分子，应严予取缔。可以看出，中常委又比蒋介石走快了一步，已露出对共产党无法化解的敌意。根据国民党中常委的决议，6月3日，也就是个监委决定恢复毛泽东等人国民党党籍的当天，陕西省党部下令解散了西安十三个救亡团体，逮捕了各团体领导人。6月9日，《新华日报》对此事作出反应，要求消除随便捕人、乱封团体、乱禁书报的现象，但没把问题归为国民党的上层，认为“主要原因是由于地方政治的黑暗”。
四天后，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泽东、张闻天报告：西安一些顽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图造成对日妥协，是否应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略作让步，以阻止妥协局面出现。毛泽东答复说：“这些反动行为并不足怪，亦不必惊惶，指出他们违反中央意志，违反抗战建国纲领，使之孤立。目前边区采取的一些办法，不过为了自卫，并非有意与之对立，目前无让步之必要。”
毛泽东已经看出了国民党内部步伐上的紊乱，开始利用这种混乱了。蒋介石不同意将八路军扩编为三军六师，不过只是少了个名分，八路军照样发展壮大。蒋介石下令秘密逮捕了黄埔毕业生、陕西共产党重要负责人宣侠父，陕西共产党员仍以几何级数增长。青山挡不住，毕竞东流去。共产党已渐渐步入顺境。
1938年8月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迎来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王稼祥和任粥时回延安了！
王明、康生离开莫斯科后，病愈后的王稼样和邓发一起，担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样在长征途中，作为促成毛泽东回到军事领导小组的支持者，和毛泽东的关系已非同一般。王明已面临“断奶”的危险！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遥远，电报往来仍无法把中国的实情原汁原味端过去。“三月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和张闻天决定让任弼时亲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中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通过了两份文件，充分肯定并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明确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日斗争。
王明的时代终于要过去了！
7月中旬，壬稼祥和任粥时要回国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找他俩谈话。当谈及中共中央领导问题时，季米特洛夫说道：“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王、任二人带着尚方宝剑回延安，王明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
可以想象，王稼祥和任那时回到延安时产生了怎样的轰动效应！
王稼样回到延安的当天，是向张闻天还是向毛泽东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呢？历史没有提供这样的记录。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他应该和张闻天有这样一场单独的对话，场景应在张闻天的窑洞里，或者在暮霭中的黄土地上：
张：共产国际的决定是什么内容？
王：肯定了我们一年来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肯定了我们自洛川会议以来的政治路线。张：(兴奋地)这下好了，王明同志再说三道四就没有依据了。
王：(是否长出了一口气？)是啊，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等于缴了王明的械。主席团都作出决定了，他一个团员还想改变吗？
张：(若有所思地)这种情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张国焘走了，当了特务，这是他个人的最好归宿。对我党来说，他的走是一次自身的清洁。王明的武装一解除。大家劲儿就能使到一起了。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有指示吗？
王：他承认毛泽东是实际斗争中产生的领袖，叫王明不要竞争了。
张：(急切地)有这话就更有说服力。王明是个有权力欲的人。
王：季米特洛夫说我们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他明确指出，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张：(沉默良久)中央一直是这么做的，只要把王明的问题解决了，说亲密团结，可不是自夸。
当天晚上，张闻天去没去找毛泽东呢？很可能去了。但毛泽东不在凤凰山的窑洞里。
毛泽东在8月3日晚，得知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后，究竟去了哪里呢？他从任弼时那里听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并没有表示出过分的惊喜。吃了晚饭后，他去会江青。当然，这个时候还少不了康生陪同。
毛泽东和江青的热恋恰恰发生在这一时期。贺子珍离开他已经九个多月了。这件事没多少值得大惊小怪的，至少毛泽东本人这么看。
大约过了两三天，张闻天终于找到机会和毛泽东谈一些绝对机密的事情了。从一些回忆文章透出的只言片语里，我们可以寻出中共中央政治最高权力转移的蛛丝马迹。毛泽东和张闻天这两值当事人密谈的详情已被掩藏在历史的皱折中。《张闻天传》中，有这样的星星点点的披露：“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应该由毛泽东来担任了。毛泽东经过全面考虑，认为目前还不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张闻天继续当下去。”其间，也“有同志向张闻天提出以毛泽东为总书记的提议，张闻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张，也没有提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张闻天当时看“毛既然要他名义上仍负总责”，他也就“没有表示坚决让位的态度”。必须指出，这些珍贵的内幕出自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时记的笔记。
毛泽东这时拒绝接受“总书记”一职。是有什么顾虑，还是真的觉得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历史庄严地沉默着？
毛泽东仍让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是觉得张闻天真的当之无愧吗？三个月后，张、毛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已公开化了，党内议论颇多。在延安和陕北的，用嘴和书信表示不满，在前方打仗的将领得知毛、江热恋，不惜用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这些情况都汇到了总负责张闻天手里。因为这事毛泽东是当事人，谁处理起来都感棘手。张闻天拿着这些函电，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会结束后，张闻天想了一个折衷办法，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说：“你与贺子珍合不来，另外结婚，谁都没有意见；不过，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现，似不合适。”
这封信可算用心良苦之作，把事情分成两个层面，不反对结婚，但反对和名声不好的江青结婚！然而，张闻天这种作法太书生气了，如果他动用一些政治艺术，大可不必自己承受来自毛泽东的反作用力，把手里的“群众意见”转给毛泽东就是了。毛泽东看了总负责这封信是如何表示的？他读完信后，当场把信扯成碎片。第二天，出钱在合作社摆了两桌酒席，宣布与江青结婚。贺喜的人群里，没有张闻天。
这次冲突过后，张闻天仍没辞去总负责的职务。1943年，张闻天这样回忆道：“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场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特别是在七八月政治局会议(史称神仙会议)之后，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事实上。张闻天的总负责名义一直保留到七大，七大以后，总书记一职已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形式并不重要。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拒绝出任总书记的全部原因。他并不十分看重共产国际的力量，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是早该听到的一个“说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让王明缄默不语，只有借助那个季米待洛夫。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一个天才的、创世纪的政治家，这些手法不过是雕虫小技。
不过，共产国际的指示还需要以一个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抗战已经一年多了，正处在由防御到相持的转折关头。需要总结一下一年多的经验教训。得与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是与非也该弄弄明白。
9月10日，王明、周恩来、博古从武汉回到延安，准备参加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张闻天等人亲自到延安城南门迎接。
毛泽东紧紧提了握周恩来的手，说出三个字：“辛苦了！”王稼祥向王明转述季米特洛夫那些话时，王明是如何表现的，历史没有留下记载。五年后，张闻天说道：“六中全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质上推翻了王明路线。王明这时候碰了三个钉子，一个是蒋介石的钉子，一个是中央内部的钉子，一个是王稼祥同志从共产国际带来的钉子，所以气焰也小些了。”
9月14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同会议。20日，王明作政治报告。26日，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将要召开的六中全会议程作了重大变动．毛泽东作政治报告，王明只作关于国民参政会的报告并负责起草政治决议案。一个月后。中共中央决定把王明留在延安。
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朝着毛泽东的《论新阶段》上统一。让毛泽东感到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没有成为他和周恩来密切合作时代的开始。因为六中全会刚刚开幕，周恩来就匆匆离开了延安去武汉见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