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开门见山道：“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该好好解决。”
周恩来答道：“上次要座训示后，我已和张部长、刘次长商量解决问题的途径。”
蒋介石显得很兴奋，“这次要根本解决。一周后，我要去西安彻底解决西北问题，可能会在那里逗留一段。***上次不是表示要见见我么？那就在西安见见吧。你告诉延安，让他们安排一下，到时我派飞机去接他。”
回到“周公馆”。周恩来拿起笔和纸后，踟蹰半晌，竟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蒋介石突然决定见***，用意何在？根本解决?国共关系能是见一次面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他在新疆和回族问题初步解决后提出见毛？难道他已经看出毛是中共的关键设下的诱捕之计？此事不得不防。可是，从蒋的态度上又看不出什么恶意，此邀又不好回绝。当天晚上，经过反复考虑，周恩来电告见蒋详情并分析利弊后。提出如下两种方案供中央参考：一、***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一次；二、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尔后周飞延安惜一人回西安见蒋面谈。
上次参政会一事，教训沉痛，周恩来不得不备加谨慎。
***这时确实正患感冒。8月17日，***没经过多考虑，即复周恩来道：“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际至西安。你回延安面谈一次，随即借林或未赴西安见蒋则更好。”这份电报是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拍发的，这是不是说明***此时尚在犹豫？
***在权衡见蒋的利弊得失。一个月前周恩来见王世杰、张治中时，张、王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要以何白1940年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当时中共没有表态。现在是不是到了可以表态的时机？英、美在太平洋战场己稳住了阵脚，相持阶段已经到来，日军的攻势已超过极限，此后便要走下坡路了，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已进行五十来天，已出现对苏有利征兆，如苏能胜利，此役将成为希特勒的滑铁卢，欧洲战场将转入反攻阶段。在这种大势下，内战可能虽依然存在，但合作的可能显然增大，如经努力定可实现。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后的情况，如此方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日战败从中国撤退后，若像现在这样和那时依然强大的国民党保持这种犬牙交错的地域关系，一旦爆发大规模内战则必为其所制。那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的八路军须集中到华北，甚至全部兵力须迟到东三省。方可与国民党坐在一起说话。是该做这方面的准备了。如果能直接见蒋，提出遵两年前《中央提示案》，蒋很可能会答应。这样战后的危机将不复存在。
此一时，被一时。两年前让***怒发冲冠的《中央提示案》，如今竟成了他的一步算路深远的棋！当年***坚决拒绝《中央提示案》是怕在北撤过程和北撤完成后，中共军队受日军、国民党军南北夹击。现在抗战胜利已露出了东方天际的一抹鱼肚白，实行此案，等日军一败，立即就可出现个南北胡局面。***自信在最艰难的1942年，国民党方没人能看破他走的这步棋。他的犹豫只是想用点时间再详细考虑考虑。他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电，是为了一旦下了决心还可以以自己名义改变主意。
17日夜，延安收到了这样一份情报：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2日至15日进行会谈，讨论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18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一天国际国内形势，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局势有朝亲苏、和共、政治改良转变之可能。
19日凌晨四点半，***下了决心。他以自己名义电告周恩来：“依目前局势，我们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作最后决定。”
只有***才有力量说出这样的话。他当然记得两天前自己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的电报内容。周恩来在五点钟从*上爬起来读到这样一份电报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他该不会重复张闻天的话吧？张闻天发牢*说：“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因此事情不好办。”周恩来不会发这样的牢*，这种太直太书生气的手法，他不屑使用。***突然改变主意自然有他的道理。然而又必须表明白己的态度。19日上午。周恩来电台***：“你与蒋即会面似嫌略早，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此电已见人民共和国全盛时期周恩来的风采：谦恭而无媚相、全面而显重点、柔和而出刚健。面对此电，***无可挑剔了。8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见蒋。毛见不见蒋视情况而定。***在这次会上再次强调整顿三风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提出整军、整政、整党、整财、整关系的五种办法。
照一般逻辑，***见不见蒋之争已经划上了句号。可是，因为当事人是***，这种一般逻辑就无法驾驭。一周后。***再次提出见蒋问题。8月29日，他电告周恩来：“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候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周思来对此电没有回复。
9月3日，***再电周恩来，重申亲自见蒋介石的重要性：“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如今形势未明，蒋介石可能会答应两年前的条件。等形势明朗后，谁都能看出中共军队移归黄河以北的用意，蒋介石恐怕就不答应了。作为一名可睥睨天下的天才战略家，他知道这种良机不会像牛毛一样多。再说，以蒋介石的性格和地位，这次若邀不到***，他决不会再轻而易举开这种口了。君无戏言啊！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再邀***见面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
周恩来不得不认真对待***这封电报。他认真考虑两天。于9月5日电复***，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和建议。电报全文如下：我们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其理由：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是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尤要叶挺太大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毛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求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夸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大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
***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这一改变使得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巨人的会面整整推迟了三年。虽然失去了见蒋的机会，但***并没有感到失望，他得到了几年来一直想得到的东西：周恩来对他的发自肺腑的忠诚。他从周恩来这份电报中捕捉到了这种忠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千将易得，一相难求。周恩来如果不把他视作中国共产党无法替代的灵魂，绝对写不出这种电报。
9月14日，林彪按预定方案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见蒋介石。蒋介石没为他派飞机。这一变化至少透出这样一个消息：蒋介石这时只对见毛有兴趣。***的爽约，使他丢了些领袖的面子。
四谁知天公不作美，使得国共两党这一轮接触再起波澜。8月底，陕北下了一场数十年罕见的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冲坏处多多，林彪的吉普车在路上几次抛锚。9月14日，他只走了一半路程。15日下午，林彪顾不得更换沾满黄泥巴的鞋裤，即去找师兄胡宗南。
胡宗南劈头盖脸埋怨道：“你们是怎么搞的嘛！反反复复，犹犹豫豫，校长今晨已回重庆了。”
林彪自然是有苦难言，眼巴巴地看着胡宗南道：“校长留没留什么话?”
胡宗南再无年初的热情：“没留什么话，看样子很生气。校长日理万机，早定下的事，你们这么久不知都在做什么！”
蒋介石日理两万机，林彪也无法擅自从延安出来见他。事到如今，只好请示延安后再作打算了。
这一天。***也知道了蒋介石已回重庆的消息。他给周恩来发了这样一份电报：“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转移。第一次反共**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没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期间，又分两级、在英美苏未订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下不了，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极力表示好意。林彪昨晨已乘车起身，闻蒋介石已返渝，我们仍要扑到西安后要求赴渝，以期打开商谈门路。”
***当然料到蒋介石为何生气。不过，在现今大势下。蒋介石要过小性子、摆过领袖的谱后，找回了面子，还是要对话的。正是基于这种分析，***才决定让林彪追过去。
蒋介石果然同意了林彪赴渝。然而，这面重圆的破镜毕竟出现了外表的、心理的裂痕，照出来的影像不可避免地变了形。10月13日，林彪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走进了蒋介石曾家岩官邱。此时正近黄昏，重庆上空已罩上浓浓的雾霭。林彪的心情也如这种天气，没有无限好的夕阳照耀。以后的几小时，为后世留下了一篇不文不火、略嫌沉闷的师生对话。蒋：路上可顺利？
林：坐了两个星期汽车，不碍事，也算尝尝蜀道的滋味。
蒋：(面露笑意了吗？)嗯！(又无话了。)林:毛先生很愿见你的，不巧他患了伤风无法前来，他让我问候你。
蒋：(心里道：世上哪有伤风感冒一病一个多月之理！这种把戏还用得着看吗？)我知道了，你再见到他，请代我问好。你此次来渝，毛先生有什么意见让你转达吗？
林：接校长电报后，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次谈话。他强调要我转达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国内统一团结及对委座之期望等问题。先说抗战建国，此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必获最后胜利，这是毫无疑间的，因此中国抗战的胜利毫无疑问。如今，德日的力量，业已尽量使用，已到战争的转折关头。德国倾全力尚无法解决苏联问题。待将来第二战场开辟，其必无以应付。英美对于日本，将来必从太平洋以海空军合力反攻，我国与苏联亦可协同从陆上进击。校长高赡远瞩，早说过日本之败必从海上开其端。
蒋：很好，说下去。
林：我国抗战目的在建国。我国建国之条件，较之并世列强，独为优厚。我曾旅居苏俄，那里民族复杂，历史传统及语言文字均不一致，天寒地冻，农作物种类稀少，人口少于今国一半以上，他们却在一战后二十年完成建国大业，至今乃能抵抗世界最强大之德国。其政治上团结、向外学习先进技术等经验，可供我们效法。英美各国条件自然也不如我国。我处亚洲大陆之上，东连太平洋，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战时可出兵员三四千万，且皆坚毅勇敢，堪称举世无匹。所以说，我之建国条件，堪称世界第一。我们目前是要建设一个以总理的主义与校长的领导为根据的新国家。
蒋：说下去，说下去。
林：国内的统一与团结，至关重要。这是建国成功的基础。我来之前，毛先生一再强调说：今后我们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实现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我们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
蒋：(点点头，没说话。)林：我党名称虽为共产党，实际即为救国之党。党的组成分子，老辈同志大抵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后一辈当初皆首先加入国民党，尔后转入共产党。我个人的经历也可说明。当时，激于救国之热枕，本于救国之一念，故投身黄埔，加入国民党。至今在我脑海中所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全是校长当日的教海。后来，因认识到共产党也属救国，也就加入了。经十几年的变故，我的根本思想仍在救国，这一点无任何变化。有人说共产党人多为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所蒙蔽，我看不然，可以说，凡属中共党员，皆未读过很多的共产主义书籍，只是目击中国之现实之不堪，激于义愤、心切雪耻救国，才加入的。那么，两党之间还有什么鸿沟可言？
蒋：(挪挪身子，看看表。)林：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
蒋：(喉咙深处发出怪响，再看一次表。)林：委座高赡远瞩，当然早看到了这种危险，并尽力抑制这种错误思想的蔓延。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
蒋：(再看看表，皱了皱眉。)林：(固执地低着头说下去)中国地域辽阔，万一内战不可避免，则我回旋余地，绰绰有余。而且我国经济，尚处在自给自足时代，与欧美很不相同，我可到处种棉织布，生产稻麦，即使到山地，也有苞谷可吃，就经济条件而言，国内党派问题，不是用兵可解决的。
蒋：(轻轻叹息一声：娘希匹，这个林彪当年在黄埔不显山不露水，如今从哪里学来这种口若悬河的口才？苞谷也吃不到呢？走着瞧吧。)林：总之，无论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团结统一，而不可发生内战。以上皆是中共的观察所得，特为校长呈明。其它具体事项须请示委座的，容以后再呈。
蒋：(像是吞下了别的话语)你在重庆还准备呆多久。
林：我还要晋谒何总长，闲时还要看看昔日的同学。
蒋：你在离渝前，我再找你谈话。
从谈话的时间可以推断出，谈话结束时。正是进晚餐的时候，蒋介石并没表示要留林彪共进晚餐，林彪只好空腹而返。林彪作长篇发言时，享受没享受到茶水侍候的待遇。史料没有记载。也许是有的，但他顾不上喝。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猜测：他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后，第一件事就是端过周恩来的一杯凉茶，一饮而尽。周恩来问道：“谈得怎么样？”林彪道：“校长大人不过说了七八句话，能怎么样？”周恩来说：“校长今天做学生听你讲了半天？效果如何?”林彪拍拍肚子：“我这里咕咕叫。白讲了。”周恩来叹了口气：“这扇门真不好开。”
10月16日，周恩来、林彪应约去见重庆军委会政治部长、蒋介石钦定谈判代表张治中。林彪又一次摆出长谈的架势，说中共有几十万军队在敌后抗击日军，要求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进攻，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响、发弹，允许将中共领导下的军队编成两个集团军。张治中也听得不耐烦，打断道：“现在谈这么细尚早！你们应先同各个方面多谈谈，然后我们再谈。”于是，周恩来、林彪转身去找军令次长刘斐。刘斐爽快地答道：“你们提出的一切都可以谈，不过委座命张部长负责谈判的事，你们还是找他先谈谈。”
周恩来和林彪被国民党方面当皮球踢的时候。***却仍在做着速决的文章。他认为中共的新条件不扩军，同意战后作战区域有所调整，只要求边区合法，共党合法，国民党方不难接受。10月25日，他致电周恩来转林彪：“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李宗仁对李先念打得很凶，请找张治中一谈，要求停止进攻。”
在军事冲突又起的时候，***竟又提见蒋的老问题，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写长电劝阻***。周恩来分析道：蒋及其它要人都倾向于政治解决代替全面军事破裂，但是，他们并不急于解决，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他们不先开口，是要看中共能作出什么让步。蒋可能采取以下五种对策：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具体问题，必须我先让步；三、如我们只作口头让步，则他们亦照常口惠而无实；四、我们在某些问题让步，他们也会让几步；五、如向蒋提出全面要求，却不提愿听调遣事。蒋一沉默，必使关系弄僵。如此，林此来可完成两个任务，一是缓和两方表面关系，二是重开接洽之门。若要超过此种任务，则非在防地上大让步不可。恐今日尚嫌其早。”
10月28日，***彻底打消了近期见蒋介石的念头。决定让林彪第二次见蒋后回延安。
蒋介石哪里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人。林彪在重庆住了一个半月寓公后，终于在12月11日接到了二次朝见的通知。
这个通知来之不易。
11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专赴陕首宁边区发放救济款。
11月27日，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通过了特种委员会《关于今后对共产党政策之研究结果案》，公开表示：“对共产党仍本宽大政策，只要今后不违反法令，不扰乱社会秩序，不组织军队割据地方，不妨碍抗战，不破坏统一，并能履行1936年9月22日共赴国难之宣言，服从政府命令，忠实实现三**义。自可与全国军民一视同仁。
11月29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指出：“十中全会这一决议，对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它是严厉的，但却是表示时局好转的开始。”
11月30日，***接见了国民党中央委员郑延卓。两人谈了政治、军事等重要问题。***说：“蒋先生是全面人才，国民党是大有希望的，现在中国应实行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民生主义，议会制的民权主义，三**义最后也可以发展到社会主义。”郑延卓道：“毛先生所见极是，我即要回重庆复命，先生何不写封信给委座呢？”***第二天写了这样一封信：“前承宠召，适染微疾，故派林彪同志晋渴，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
古文基础良好的蒋介石，当然明白“宠召”、“晋渴”、“垂询”、“乞示”、“趋辕聆教”这些词的含义。这些在***笔下难得一见的词语映入蒋介石的眼帘，他肯定会有志得意满的感觉。读完***这封信，听完郑延卓的汇报，蒋先生就是日理十万机，召见林彪也应排在前十机中。
林彪终于结束了寓公的生涯。12月16日，他在张治中的陪同下，再次走进蒋介石的官邸。
人还是上次的老人，景还是上次的老景，空气中似乎洋溢着某种亲切。
蒋介石面带微笑，谈兴很浓，“统一的问题，团结的问题，我们是有诚意的。这不是采取什么政治手段，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我是希望能真的团结，大家在政令下为国为民工作，为此，各政治团体要集中起来，所有的问题应求解决，要整个解决，很快地解决？越快越好，不要拖拖沓沓的零碎的解决。你们要相信我，只要我活一天，决不会让你们中共吃亏！中共是爱国的、有思想的，是国家的人才，国家和我是爱惜人才的。”
林彪受蒋介石热情的感染，连忙询问军队、边区、防区等问题该如何解决。蒋介石变得答非所问，不知所云了。林彪谈话中第二次露出“新四军”这个词，蒋介石立马变了脸，口气变得异常严厉：“不要再提什么新四军！两年前它叛变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停顿了一下，他又缓和语气道：“你们既然拥护政府、拥护我这个委员长，可在报纸上、文章中、谈话里提说新四军，这不好！承认新四军等于不承认政府，这点道理你该明白，今后切勿再提什么新四军。具体问题，你和张文白先谈一谈。”
蒋介石并不是一介鲁莽武夫，政治嗅觉像雷达一样灵敏。林彪当然又没吃到宋美龄做的什么菜烧的什么汤。领袖家的御宴也不是那么好吃的。领油家餐桌上哪怕是一碟红油辣椒，跳动的都是政治交响曲的音符。
林彪又一次饿着肚子回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不过，这回他和周恩来的心情都与上次迥然不同。当天晚上，他们致电中共中央，主张主动找张治中谈下列问题：一、中共合法化，欢迎国民党到边区和敌后组党办报；二、军队扩编至一定数目；三、边区改行政区；四、作战区域战后重新划分。12月18日，***回电原则同意这么谈，强调新四军也在扩编之列，部队调动目前只能作准备。
周恩来回想两个月来国共关系戏剧性的变化，不得不佩服***的胆识。毛、蒋见面是不是也可行呢？
在领袖的集体中，最高的枝条常常表现出惊人的直觉。这种直觉，常常无限接近对手的灵魂。
五终于可以正式谈判了。
1942年12月24日，周恩来和林彪一起走进曾家岩张治中的家。
张治中显然比前几次热情多了，听周恩来讲中共已拟了个初步谈判条件。他忙问：“你们带来了吗？快拿给我看看。”
周恩来道：“我和林将军反复磋商了几天。早背得烂熟了，背给你听也是一样的。”
张冶中道：“先别急。我拿了笔纸记下来。”
林彪笑道：“那就有劳文白兄了。”
于是，周恩来背，张治中记下了这样四项条件；一、党的问题：在抗战建国纲领下取得合法地位，并实行三**义。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区办党办报；二、军队问题：希望编四军十二师，请按中央军队待遇；三、陕北边区：照原地区改为行政区，其他各区另行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四、作战区域：原则上接受中央开往黄河以北之规定。但现在只能作准备布置，战事完毕，保证立即实施，如战时情况可能(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
张治中读一遍后问道：“恩来兄，林师长，抄文是否有误？”
林彪道：“一字不差。”
时隔二十余年，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四项，我当时认为是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且内心觉得中共确已让步，也确实有合作抗日的诚意，所以心里很高兴，亲笔誊写一份送给蒋看。蒋随即召一次临时的军事会议。会议中蒋先不置一词，只间大家有什么意见。当时发言的大都表示不能接受，甚至有以傲慢态度嗤之以鼻者。他们对第一条，根本就不愿意给共党以合法地位；对第二条，认为一下扩充为四军十二师，办不到！对第三条，倒少表示意见，只说应由政府决定；对第四条。认为措词含混，应该先遵照皓电规定，把军队撤到黄河以北。总之，充满了偏见与近视。在会议上我虽然一再解说，还是拗不过他们。蒋始终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说赞同，最后说：‘好吧，再说吧！’这样就搁下来了。其实，本来应该而且可以接受的条款而不接受，只有使林彪将军徒然虚此一行了。”
张治中所言真的是历史本相吗？显然不全是的。他的这部回忆录写于他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之后。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写这段话时字斟句酌了。似乎一直在回避着什么。世界上只有卢梭的《仟悔录》赢得了两百多年基本一致的评语：坦诚。张治中作为一代名臣，两朝福将，在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不俗的政绩和良好的口碑。我们无意就此段文字对他作出评价。只是因为他这段文字披露的事件太重要了，我们才想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张治中是把周恩来背出的条件誊写一份，然而他没有直接交给蒋介石，而是交给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他交给何应钦的这份文件最迟迟不过12月25日晚，因为26日，何应钦已经拿到张转来的四项要求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张治中没有时间再给蒋介石誊写一份，再说，他把中共提出的条件交给何应钦，由何应钦研究后提出意见再呈蒋介石，才是正确的程序。作为政治家的张治中，他不可能在当时因为共产党的利益越过何应钦。替中共在蒋总裁那里埋什么伏笔。1942年的张治中，应该是中华民国货真价实的大忠臣。12月31日。或者再迟几天，蒋介石才见到下面这份文件。
12月31日，何应钦在送给蒋介石的这份签呈首页上写下这样的文字：“12月26日据政治部张部长治中面交与林彪、周恩来谈话后，林、周所提要求四项，谨将原要求逐项排列，并附具研究意见，列表签呈伏乞鉴核。”
何应钦上奏的研究意见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真实态度的全息影像。针对中共所提第一项要求，研究意见有三条：一、目前中共党员号称六十万，依估计当亦不下四十万，其分布于前方及潜伏于后方之组织，此外尚有潜伏于党政军各机关之内者，如准其取得合法地位，则尔后不但对其公开分子之活动难予防制，即对其潜伏分子之防制，彼亦可于受到清查时立即公开，以取得法律上之保障。且其党既取得合法地位，则不便绝对禁其于前后方各地，设立机关吸收党员，结果将使防制工作完全失效。二、中共如不解体，而谓其能实行三**义绝无此事，查民国1926年9月22日，中共发表共赴国难宣言，内有一条即系愿为彻底的实现三**义而奋斗，但迄今除曲解三**义外，并谓国民党没有实行三**义，共产党才真正实行三**义。三、所谓中共地区一名词，根本上不能承认，而办党办报更无须中共之许可，假使此点不予注意，即等于承认在中国若干地方尚有第二个政府。
对中共第二项要求，研究意见也有三条：一、查十八集团军原只三个师。‘新四军’原只四个支队，相当于一个师以上，总共不过四个师，而因其自由窜扰自由扩张之结果，以致到处均有奸伪非法部队。故目前在军政方面并非编不编之问题，亦非编多编少之问题，而是编后是否即能收来之问题，尤其是政训是否即能按中央法令办理之间题，(据张部长面告林周谈话时，亦曾谈到此问题，据林周表示人事经理仍欲委任包办，政训人员并请缓派等语)又在军令方面尚有编后是否能听命之问题。至于军饱之糜费尤在其次。二、1926年7月16日中央提示案：“十八集团军除编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外，再加两个补充团不准有支队。”“新四军编为两个师”。此项指示，事先原系根据中共要求，而事后并未接受，现在被等又提四军十二师之要求，我如允予考虑，即使将来不再作更多之要求，而名义饷款给予之后，彼在军政上是否即肯收来，在军令上是否即肯听命，殊无把握，况现在新四军番号业已取消，如再准其编为四军十二师，则无异多予以九个擅自扩军之工具，一经彼等在沦陷区内加以配置，则此十二个师所分布之地方，将变成十二军区，彼等既有正式国军名义，即可发号施令，并征丁征粮，所有地方合法政府，均难以拒绝，且番号既多，扩充更易，其尔后实力将更见扩张。三、1929年以前中共部队所以十分猖撅者，盖因国军与民众均认彼等为国家军队末加防备，以致吃亏不小，现在国军与民众均知彼等非法部队，未为政府承认，已无法蒙混。若中央再允其要求，而给予正式国军之番号，则彼又可以逞其欺骗袭击之故技，恐难免再蹈1929年以前之覆撤。
对中共第三项要求。研究意见有两条：一、(略)二、查目前情况与1929年作提示案时应有不同，当时因国际环境关系，对中共重在羁糜。现则中共绝对不能造反，我如能解决即解决之，如其时机末到，则不妨使其停止于非法地位，留待将来解决之，已无再事迁就予以法律根据之必要，至所谓“其它各地区另行改组”云云。“改组”二字，更绝对不能承认。盖所有非法组织只有取消并无改组，否则随时非法建立，改不胜改，将不知伊于胡底也。
对中共第四项要求，研究意见有一条：查开往黄河以北之命令，乃系一作战命令，并非分割疆土，战后军队即须复员，再开往黄河以北有何用处，且此项命令久末遵行，已失时效，应即取消，借使将来分割制裁，更易收效。至所称“如总反攻时，亦可商承移动”，应明告彼等，军令绝对尊严，随时依情况而颁发之命令，必须绝对遵行，立时行动。绝无所谓商承。如此奇文，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只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三人能作出来；如此高远细致目光，只有何应钦、白崇禧二人才拥有；对共产党认识的如此深刻独到，则只有何应钦一人具备。这个三年后享有中国战区受降官殊荣的何应钦，可称得上蒋介石的左右膀臂。黄埔军校筹组时，蒋介石即召何应钦至黄埔，委任何任教部少将总教官。从此开始了蒋何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军内各职，凡蒋介石迁任，何应钦必是第一替补人选。1926年北伐，蒋介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所遗第1军军长之职即为何应钦继任。同年12月，蒋介石任命何为东路军总指挥。1927年3月，何出任第四路军总指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何应钦完好无损，任过讨伐唐生智第一路军总指挥。蒋介石复出后，何应钦出任北伐军参谋长。中原混战时期，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部长兼郑州行营主任。1931年至1933年，何应钦亲自指挥布置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了第二、三、四次围剿。如果说1935年蒋介石完成了关内中国的基本统一大业，何应钦无疑该算第一大功臣。
西安事变爆发后，何应钦力主讨伐、并出任讨伐军总司令。后世所着史书里，几乎众口一辞评判此事：何想借此良机取蒋而代之。如果何应钦真的做过这一大梦，他很可能成功。然而这件事情半途而废了，身陷；囹圄中的蒋介石写一手令，何应钦立即中断和蒋之间这唯一不愉快的插曲。蒋介石并没忽略何应钦在1936年隆冬心里萌发的“帝王”念头，抗日战争结束后，何应钦手中的实权每况愈下，到台湾后，头顶上只有“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一顶桂冠了。考察蒋介石和内部的反对者的关系，他对何应钦算是特别开恩了。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分明知道功高盖主的何应钦曾萌动有反念，却仍将军事大权交与何应钦，个中原因很可能就存在何应钦这份研究意见中。
蒋介石作为一代帝王，想唱出一台好戏，需要何应钦这样才华横溢、精通文稻武略的黑脸帮衬。若在战时，完全允许这种黑脸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这类人的结局，常常用来证明“狡免死走狗烹”。何应钦助蒋北伐、平定内乱、助蒋指挥国民党军御侮，最终竞以九十八岁高龄善终，并没重蹈西汉的韩信、明初的徐达的人生悲剧，只是因为蒋介石后来败退台湾小岛，和何应钦一直过着共患难的日子蒋介石仔细阅完何应钦呈上来的文件，心情肯定一言难尽。何应钦对中共所提条件的分析太全面、太深刻、太斤斤计较、太符合他的心思，这多少让蒋介石有点不快。什么话都让你何应钦说尽了，还要我做什么？于是，蒋介石就萌发了再开个会研究研究的念头。这次会议应该在1943年元旦过后举行，张治中的回忆里，一个“随即”搅乱了后人几多的目光。蒋介石开这个会并不想再听什么高论，何应钦的意见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是，眼下又不能按照何应钦这个意见回答中共方面。这么做太清楚、太直截了当、太……人至察则无徒。如果真的同意了这个意见，就可能把中共逼上梁山。于是，蒋介石在会上听完了争吵后，说出了早就作出的决定：“再说吧。”
1月9日，周恩来、林彪去张治中家里探风向。张治中的回忆录里不是说他也认为中共此案可以接受吗？作为谈判对手，当然希望能出现惊人的转机。张治中当时是这么说的：“你们所提四项与中央希望相距太远。与何、白皓电相距也远。我个人认为，党与政府两项问题不大，但军队编为十二个师太多，军队必须限期北移。”
必须补充一点，张治中是当年何白皓电的起草人之一。
周恩来忙接道：“所提四项与皓电精神并无不合，双方的距离只在军队的数目和移动时间上，分歧并不大。”
张治中自然不能把何应钦的意见转述，很外交辞令地道：“我已尽了力了，以后你们找何、白。”
林彪追问：“校长是什么意见？”
张治中答：“好吧，再说吧。”
林彪再问：“这是什么意思！”
周恩来苦笑道：“委座的意思是等一等再说，你就在重庆等吧。”
第二天，***收到了周、林二人的报告。次日，中共中央专门为国共谈判问题召开政治局会议。电告周、林：“将情况进一步询问清楚后，中央再讨论决定。”显然，***这时还没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的一种冷处理。在这次会上，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舞台上风云人物的陈伯达走向了坦途，他被调到***身边任***的学习秘书，专门研究经济。这个陈伯达将在下一轮国共政治交锋中崭露头角。
1月16日，***似乎弄明白了蒋介石的本意，电告周、林：“彼方提出以前年提示案为谈判基础及以何、白为主持人，除面子问题外，是否还有借以拖延之目的？我向陈宏漠、郑延卓几次表示部队日前绝对无法移动，不是不愿移，而是无地方，无路走。具体解决问题时机目前是否已经成熟？是否等苏联的胜利、国民党抗敌更需要我们时较为有利？”
***将计就计，也准备等一等。蒋、毛两人想到了一起，戏就更好看了。这场没有裁判，没有刀光剑影的交锋，会有什么结果呢？
东边日头西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