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局内人的毛泽东，此时却这样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应钦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做出其他吓人的事。除吓之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对一切吓我之人，应以我之法宝(政治攻势)吓之。我们除在位电中表示缓和，在皖南作出让步外。其他寸步不让，有进攻者必须粉碎之。胡宗南部正准备进攻关中地区。只待胡发动进攻，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隔断韩德勤、霍守义两部，打通皖东、苏北。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在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集团的交锋中，去猜对手灵魂人物心中的底牌，等同于拿身家性命押在轮盘赌的赌盘上，只有绝对自信的同样是灵魂的人物，才敢把全部的希冀押在第三十六门上。在这种押注的瞬间，理性的分析悄然迟到了背景的位置，需要的是直感。后来，毛泽东胜利后，我们看到的是英明。可是，谁能否认，在得出“蒋介石是吓人”这一结论的时候，毛泽东没有捏着一把汗？
11月21日，也就是毛泽东作出这种惊人判断的同一天。他专电叶挺、项英：“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隔了三天，毛泽东等再电叶挺、项英：“你们必须准备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叶率一部分立即出发；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几个小时后，毛泽东又电叶挺、项英：“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现在可以用毛泽东的行为修正一下毛泽东几天前的判断了。他认为，从全局来看，蒋是吓唬人，而局部肯定会下杀手的。毛泽东深知蒋介石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而且他感觉到蒋肯定会对皖南痛下杀手。从战略上考虑．消灭了江南的新四军，江南中共就再无一支像样的军事力量了；从得失上考虑，皖南是新四军的军部，消灭一个军部，可作的文章很多。
然而，毛泽东用得着管皖南新四军如此之仔细吗？他不是三国时的诸葛亮，凡事必亲躬，杖二十以上处罚必自己亲自执行。且看他在同一天(24日)给肖克的电报是怎么写的。“目前的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一个大战略家，却在想一支万把人部队转移时的细技末节，正常吗？难道他忘了北伐时叶挺曾带出过所向披靡的铁军？难道他忘了项英是打游击战争的军内少有的一个行家？他没有忘。然而他又必须这么做！
个中原因需要讲一个长长的故事才能明了。
新四军的前身，是红军主力北上后留在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国共合作之初，共产党当然没忘记这支不可多得的武装力量。七七事变后，中共提出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设想。国民党很快答应了。1937年8月，周恩来见到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长达十年的叶挺，提出要叶出面收编游击队。因叶挺当时已不是中共党员。又是北伐名将，国民党自然愿意让叶出面改编红军游击队。9月28日，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达了叶挺任新编第四军军长的任命。因为叶挺已经脱党，项英作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实行政委之职。同时，项英又是东南分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种微妙的安排便产生了叶、项之间微妙的关系。
便是在1938年，项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官职已当得不耐烦了。项英在极艰难的条件下，在南方打了三年游击，身上又多了一些难驯之气。在他看来，叶挺算什么？一个革命意志薄弱的人嘛。南方暴动失败，就对革命失去信心。跑到国外躲清闲，一躲就是十年，如今竟大模大样做起军长来了。国民党中反动的、草包的军长多得是，你却来当共产党军队的军长，哪有这种便宜让你拣？
1938年4月，蒋介石命令新四军集中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项矛盾交响曲奏出了第一个音符。项英认为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不应执行。叶挺却认为可行。4月18日，项英一人致电毛泽东、王明、周恩来，要求应由党和蒋介石打交道，毛泽东却同意了叶挺的意见。项英不得不咽下这口气。5月4日，毛泽东又电项英：“你要始终与叶挺同志保持良好关系。”这回项英冷笑了。毛泽东？你也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你怎么忘了，九年前我还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同意开除你后补委员的职务哩。人一阔，脸就变，你也太不把我当回事了，要我一个堂堂政治局委员和一个退党的变节者搞好关系？亏你想得出！从此后，中共中央发给新四军的重要指示，项英连给叶挺通报一下都不愿意。我错了吗？他不是党员！
叶挺是什么人物，能当这种木偶军长吗？1938年8月，他电告王明、周恩来、博古，表示准备辞去军长职务。因周恩来苦苦挽留，叶挺暂时留下了。9月底，叶挺电催项英回部队，他准备请假去香港。项英回军部后，于10月23日电台中央：“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都才是根本之办法。”随后。叶挺离军去香港。在项英看来，正是有了叶挺，新四军才像个后娘养的孩子。你们长征固然不易，我们在南方汀游击就容易，监军一走，新四军才和八路军平起平坐嘛。
周恩来不同意项英的意见，1938年11月2日。他与叶剑英电告项英：“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我们拟向叶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叶不应有异议；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我们估计叶不回部，蒋亦不肯另委别人。”蒋介石得知叶挺辞职后，多次对周恩来等人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办法是：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10日，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建议，明确指出要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又经周恩来等人劝说，叶挺面见蒋介石后，又回到了新四军。
为叶挺回新四军能顺利开展工作，周恩来特地陪同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向军部其它领导传达中央指示。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呆了三个星期，曾多次对项英提出严厉批评。周恩来在党内的职务历来比项英高，项英只好作自我批评，表示愿和叶挺搞好团结。历史为我们留下这样一幅珍贵的照片：项英、周恩来、叶挺三人自左至右立在一堵白色的墙前，叶挺身穿黑色的夹克，样式像是舶来品，面带难以辨出的淡淡忧愁。只有本嘴的附近尚有一抹轻笑可以捕捉，粗看上去，极橡一个儒生。关于他的叱□风云的传说，只是从他依然威仪的目光里不经意地露出了些许；周恩来面带不虚此行的满意的微笑背着手居中站着；左边的项英，只有一米六多一点的个头，从身材上判断不出他的独特，他的一切个性相力量都通过头颅向人诉说，面无清晰的表情，两眼似睁非睁，却有不可逼视的难驯神色从上下眼皮间旧徊泄出，整个头是仰着的。这一姿势暴露了他的心声：我有什么错！我为党争利益反倒把我弄成副的了。战争时期，不让我管军事，这不是朝我屁殷下塞冷板凳吗？
事实证明，叶挺的处境依然如固，项英仅仅只是把打游击战的好手，到1939年底，华北的八路军发展了五倍多，开辟了十多个根据地，而新四军兵力只增长一倍。根据地只有茅山一处！项英的下一个目标只是到黄山、天目山打游击去。1940年7月，周恩来在重庆见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特地叮嘱道：“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袁国平回去后却不敢传达周恩来的指示！
谙熟这个故事的毛泽东，在万分危急的1940年隆冬，怎么能放心皖南的新四军呀！黄桥战役前，项英要统一指挥华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权力，毛泽东没允。黄桥战役后，毛泽东又多次点名不点名地批评过项英。这样，各种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都变成电报飞向了延安。渡江北移的事，一个月前就定了下来，如今仍来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毛泽东能不急吗？项英随临时中央从上海到江西苏区后，没少给毛泽东脸色看，那时，毛泽东在党内的职务和项英简直没法比。长征后这六年，两人除了政治局开会时见见面，没有一起共过事，项英能服毛泽东吗？虽说共产国际两年前就承认了毛泽东是共产党的领袖，可眼下的党内总负责仍是张闻天，项英当然有理由我行我素。
1940年11月27日，项英以他和叶挺名义电告毛泽东、朱德，说他们经多方研究考虑，决定移皖北，不移苏南，问他和叶挺谁先走，谁后走。29日，毛泽东、朱德等只好同意项英的设想，但明确指出叶挺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的行动另电台之。
11月30日，一件局外人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发生了：日本政府公开承认了南京汪精卫政权，并公布了汪和日政府驻汪政府待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班子虽搭起了七个来月，然而却是以“正统”面目出现的。它的政府主席也是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就是说，在11月30日前，汪精卫在南京唱戏，主要是反对蒋系统。这一事件对局内人的蒋介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日政府不准备再和蒋介石谈“和平”了。如果蒋仍降日。他就成了汪政权下面的二等政权。蒋介石当然不能接受这一结果。这样，他不得不再次掂量打内战的得失。几天前，日军大规模攻鄂西、鄂北。蒋介石还以为日本此举是为“和谈”增加压力，原来是真的要打他呀！这一天，蒋介石授意张冲和军令部次长刘斐约见周恩来，表示他同意在《中央提示案》内容不变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北移可缓。但至12月底为止，黄河以南十八集团军部队必须移至黄河以北，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必须移至长江以北。明年1月底，新四军亦须全部移至黄河以北。
对照何、白皓电可以看出，蒋介石让了一步，把11月19日的最后期限改至l2月31日。必须注意这一改动给双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影响。项英至少得出这一判断：这都是吓人的把戏。然而，项英说蒋在吓人和毛泽东讲蒋在吓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11月30日，毛泽东得知日承认汪政权后，也松了一口气，即电周恩来、叶剑英等：“在日承认汪后，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打下去。”毛泽东心里那根紧张的弦还在绷着。
12月1日，毛泽东亲自为周恩来、叶剑英起草了十二条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答应皖南部队北开。但要对方保证道路安全。并：要求给八路军发响发弹。否则只能渡河南下。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同时，毛泽东又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问题，第一次公开指出六大后期出现的是路线错误，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所以这个决议须有些修改。国民党想让张国焘进入参政会，说明他还有可以利用的“虎威”；王明还是口服心不服，整天摆出一副理论家的面孔到处指手划脚，项英的种种表现分明可以嗅出异样的味道。在上个月，王明在《共产党人》第十二期发表《论马列主义确定策略的几个基本原则》一文，大谈持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兜售自己的理论，诋毁攻击毛泽东的着作，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革命的所有基本问题上(如对革命性质、阶段、动力、革命前途的估计、关于领导权等问题)，同列宁主义是矛盾的，《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和行动纲领。据《张闻天传》披露，1940年的冬天，张闻天也“有点苦闷”，“有时也发点牢骚”，说毛主席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一个人在一件工作上，他看中意了。就只看见他好的一面，另一个人什么地方不满意了，就什么都是坏的；中央决议通过的，照着做了又来驳斥。
这些现实证明，1940年冬天。毛泽东在党内仍没取得可以全部仲裁一切的权威。“七大”不开，“六大”留下的悬案一件都不能彻底解决。在这种情况下，有人闹闹情绪，有人出一点“情况”，再正常不过了。因此，一旦内战的危机稍有好转之迹象，毛泽东就不失时机地提出澄清历史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不对历史进行重新的、正确的评估。开“七大”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理论问题。共产党需要自己的理论权威。
1940年．蒋介石没有给毛泽东留出足够的时间让他开始塑造理论权威这一重大工程。12月6日，蒋介石批准了二十二天前军令部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12月9日，蒋介石再下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1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次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拿着蒋介石的手令去找蒋介石。“委座。共匪难驯，此令没见不遵令开拔如何处置，职以为有就此先下达命令之必要。”徐永昌何有此举？他对蒋介石的犹豫搞害怕了，如不逼他先下命令，到时新四军不走，他也无法下手，做这种兄弟相煎之事，日后保不准会有翻案的一天，还是让最高统帅留下白纸黑字为上策。蒋介石再写一纸手令：“新四军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先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得知蒋介石已正式同意军令部的作战方案后，针对上月朱彭叶项佳电，再发长达四千余言的齐电。
齐电颇有文采，深晓舌战之奥妙，把狰狰杀机深藏在浓烈的**之后。是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文字战中不可多得的一份洼构。
“来电不云乎？该军所有部队，莫不遵照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任务；倘事实词如所言，足乃统帅之殷切期勉，举国之所共同仰望；然而兄等部队之实际行动。果为何者？第十八集团军，自抗战之始，即列入第二战区之战斗序列。新四军自成立之初，即列入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均各有指定之作战目标与作战地境。乃对此命令规定之范围，迄未始终遵守，以求达成任务，始则自由浸入冀察，继则自由分兵鲁省，终则阴移新四军渡江而北；明派扰鲁部队，伺隙而南。桴鼓相应，夹击苏北；似此擅离规定之战区，夹击苏北之友军，究系遵何命令？而且所到之处，凡属友军、莫不视若仇敌，遍施袭击。苟非意存兼并，宁至一无例外；此种任意相残之战争，又系遵何命令？”
此段深谙“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战法，这比莫须有高明多了。
“其尤可痛者：各该省区，原有各军，受命抗敌。对于兄等部队之突然攻击，事前既略无情疑防范之心，临时更力避冲突为志！因之当受不意之夹击，竟由忍让而被创！及至事后又须格遵中央严禁阅墙之旨，未敢稍存报复之心，只有纷向中央呼号哀诉。佥谓：苦斗前方，不败于当面凶悍敌寇，而将之于并肩作战之袍泽，应钦、崇禧每览前方此类报告，既不胜一一上闻，更无词何以相慰，经经揽电踟蹰，咨磋累日。”
对国民党各派系军队稍有感性知识的人，不难看出这一节散发出的很浓的护短意味。向来视地盘为生命的国民党军，在这种时候能是谦谦君子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不要忘了，何应钦、白崇僖是在下战书呀！
“河北方面，自鹿、高、朱、孙等部，因兄等横施攻击，奉令调开以后。我军实力遽行薄弱；敌遂得舒其喘息，部署军事。发展交通；故一面兄等部队方庆握苏北暨正宣传百团大战之时，一面敌人横断河北之德石铁路，自本年6月中旬动工，未受丝毫障碍，竟得迅速完成者。且于11月15日大事铺张，举行开车典礼。此即兄等排除友军，自残手足，养寇资敌，所谓团结抗战中实际行动之表现也。”
还是不要提河北的好，石友三刚刚因通敌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了。“百团大战”日本人已有评说，德石路通车一事怎能将歼敌两万余的大战役一棒打杀呢？“自残手足”、“养寇资敌”，这种弥天大罪，蒋委员长都不好开口。因为他这几个月来至少发给八路军四份嘉奖令。
“至于政治方面，在兄等部队所到之处。凡县以下之基层机构，则假借民意以摧毁之，凡主管全省政务之省政府，则罪以摩擦口号，滥用暴力以破除之；上自地方军政当局，下至县乡工作人员，该军欲加排除，则一律还以投降妥协之恶名。驱迫残戮、极人间之至惨！在晋冀各地如是、在苏鲁战区亦复如是。闻者惊人，见者错锷！”
可惜没有实例，不足致人信服。
“夫统帅部对于各军任务分配，均视其军队之素质与敌寇之情况。而规定作战之地区与作战任务；第十八集团军原在晋北作战，新四军原在江南作战，其性质装备，皆与规定地区悉相配合。乃兄等均不遵照命令，擅自放弃规定任务，而肆意越境略地，夺枪勾兵。自由扩编，故十八集团军遵令改编之始，原仅四万五千人，而至今竞称为五十万人，今姑不问其人员武器有无虚实，亦不计裹胁成军能否作战！而事前既未照章核准，事后又不许中央过问，仅要求中央照数发饷；现在全国集团军总司令不下数十人、从未有未经奉准，而自由扩编者！敌后游击队，且不下百余万，亦未有不经点验编组，而自由领饷音，兹兄等所称人数，若未奉核准，而擅作毫无限度之扩编，恐再阅几时，势必号称百万。中央安有如许财力，地方安有如许民力。供给此核定数目以外，无限制之兵源？”
这一段文章做得好！你不经点验就是虚报，虚报就不发响。若想发饷，必先点验。然而，若共产党军队没达几十万，用得着这样惊恐万状吗？政治的盛宴，肉丝可炒可爆可炖可手抓，奇用迭出，令人美不胜收。前些日子，“五十万”是实的，因为谈的是两党谁想独霸的问题；今天，“五十万”是虚的，因为牵扯到发饷。
“兄等来电竟谓：十四个月末发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倘果如所言，则此十四个月来，该军在河北连续攻击鹿钟麟、朱怀冰、高树勋、孙良诚各部；在山东连续攻击沈鸿烈等部；在苏北连续攻击韩德勤等部，以及其它各地攻击友军之一切行为，其弹药从何而来？”
此说粗看言之成理，细想仍有漏洞，中共可以“从日寇手中夺得”对之。
不用再“赏析”这篇奇文了。把它当作一纸通煤和战书来看，就不会大惊小怪了。眼下，蒋介石非要报复一下不可，韩德勤属他的嫡系，如今被新四军搞掉一万多人，死一军长一师长，能无切齿之痛？
12月10日，顾祝同接到蒋介石密令后，立即做了两件事：第一，令李品仙集团军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第二，派人向日军泄露了新四军上报的北移线路。
“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又一次在上将军顾祝同身上得到了验证。
四
1940年12月14日，毛泽东还没获得蒋介石已下达消灭皖南新四军手令的情报。这一天，他发了这样一份电报：“移动时间蒋限12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宽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
从此电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对新四军人事问题已有彻底解决的打算。
12月18日，毛泽东看形势严峻，再电叶挺、项英：“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镇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20日又电叶、项：“叶挺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
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叶挺先过江要报告蒋介石的主意是哪位高人出的呢？又是一桩历史疑案。三天后，蒋介石已下达了“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
圣诞节这一天，周恩来应邀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很动感情地说：“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四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故得以见面谈话为好。”
日后周恩来这样写道：“他开口就是什么患难之交，我一看就知是在灌迷魂汤，迷魂汤不好喝。我说，四年前也是为了不打内战。”
蒋介石动了真情：“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周恩来当然也会动感情：“校长苦衷，我们都明白。我们部是你的部下，在哪里打日本人不是一样吗？既然校长是叙旧，我就说说心中的迷惑，你为什么非要让八路军、新四军都开到黄河以北呢？当然，这也不是不可行。可是，他们北面有长江。还有日本人。”
蒋介石挥挥手：“不要怕日本人。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如果都和我讨价还价，我这个统帅还怎么当？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决难避免打起来，我敢断言。你们必败！”
至少在蒋介石看来．江南的新四军已插翅难逃了。他准备合围新四军皖南部队的人马，已基本完成对新四军的包围，碉堡工事已修了大半了。
前几天，新四军尚有北渡机会，日军对顾祝同泄漏的消息将信将疑，并没派重兵加强对长江南岸的封锁，江北岸李品仙的部队行动迟缓，尚未达到指定的区域。因项英的动摇犹豫。这一机会错过了。
顾祝同这时候又令新四军改道繁昌、铜陵北移，项英顿时方寸大乱，再提假苏南北移之说。毛泽东、朱德只好同意。
12月26日，毛泽东根本忘记了这是自己第四十七个生日，吃江青做的长寿面也毫无滋味。吃了半碗，放下来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再写一电：“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转移，至于如何转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宽展期限。发给的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事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拖或走的问题，究竞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如果项英后来活了下来，毛泽东会用什么办法处罚这一员大将呢？恐怕连一个排也不会交给他了。写这份电报时，毛泽东肯定预感到了江南大势已去，言语里充满了悲愤无奈。下午，他发给项英的电报很像料理后事了，他说：“关于销毁机密文电是否执行？”项英有无能力点火烧一堆无法反抗的纸，毛泽东这时也深表怀疑。
这个项英让他伤透了心。他像是在预先品尝诸葛亮失街亭之后的复杂心情。两年前没撤他，一年前没撤他，两个月前为什么就没狠下心来把他撤了呢？睡了一觉后，毛泽东平静了些许。新四军可是他的嫡系中的嫡系呀。这支部队的骨干，是当年红军中最能打仗的一群人，他们有的奉命留下，有的是因伤留在了江南，这些人还有一大半留在军部和三支队呀！毛泽东决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步入绝境。27日，他一面请周恩来、叶剑英去求蒋令李品仙给北渡新四军让出一条生路，一面急电李宗仁和李品汕，请他们高抬责手，给新四军北渡提出尽可能的方便。
29日，周恩来交涉结果出来了：蒋介石口头上答应了让出皖北。可是，这时候蒋介石的话能信吗？因此，周恩来建议新四军“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30日，毛泽东、朱德放弃了前两天强调的直接北渡的主张，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的意见见又是项英摇摆案个的一个。30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从前线回来进中央党校学习的人，谈了这样一番话：“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有洋房，有电灯，可是全国人民都不听他的。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不要看不起土窑洞。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如果犯了错误又不能立即去纠正，革命胜利的时间就要拖长。没有大量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延安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强调犯了错误要立即纠正，都是有的放矢之语。毛泽东在这个时候，仍没有中断对另一个工程的构想。
1941年1月1日，毛泽东终于收到了项英下了决心后的电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隔了一日，毛泽东和朱德才复电道：“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在皖南时局干钧一发之际，毛泽东的电报为什么迟了一天才发呢？因为1日叶项来电中，根本没提转移具体路线。是疏忽？是怕泄密？都不是，只能是还没“矛盾”出一条线路。蒋介石于今的最后期限已过，项英还在脚跟，皖南新四军真的在劫难逃了。
1月5日，叶挺、项英致电中央：“新四军皖南部队于1月4日夜开动，5日晨到太平、径县间茂林地区。”
6日。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湘指挥七个师，八万余人包围了新四军九干余人。“皖南事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在以后的四天里，不见叶挺、项英给中央电，也不见中央给叶、项指示电，这真是千古不解之谜！9日上午，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样：“我江南遵今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那时。刘少奇还在诸侯的队列里，自然不知国共最近关系详情，这一电态度中庸。晚上，刘少奇又来一电：“项英、袁国平等在紧忿关头己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今饶在政治上负责；叶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刘少奇肯定以为项英、袁国平当了逃兵，才用如此激烈词汇，才建议取此非常手段。同日，毛泽东等令刘少奇再探详情回报。
1月10日，刘少奇转来了叶挺、饶漱石电：“项、袁等率小部队不辞而别，行动方向不明。部队受包围激战，决定9日晚分批向北突围。”刘少奇报告道：“他们在何处及情况如何我亦不知，─支队在江南集结，待命行动接应他们，亦不知他们行动。他们应从泾县以北青弋江、宣城向郎溪东进才安全，而先向南行动到茂林拖了许多天致受敌包围。”
这一天，毛泽东等终于收到了叶挺、饶漱石直接发来的电报。原来密码还没有烧毁？就是烧密码，为什么单单烧和中央联系的密码？这一天，项英离队突围不成，狼狈地回到了军部，即向中央报告与袁国平离队经过，承认“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密码带在项英身上吗？很有可能。毛泽东这天没理睬他们，却电告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击破反共军队十分之七靠宣传”，要求他们立即向围攻他们的部队发起公开的宣传战。皖南悲剧实在不敢重演了。
11日，毛泽东等电台刘、陈：叶、饶完全正确、你们应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以鼓励，项英撤职一点暂时不提。
12日，毛泽东等经刘、陈电示叶、饶：“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
谈判已无济于事。13日，中共完全明白了蒋介石的用意，立即改变了策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名义发表抗议通电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告八路军、新四军高级将领：“表；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新四军一万人的聚歼计划。”同一天，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叶剑英：“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
这种强硬的以攻为守策略，只有毛泽东才敢一试。然而，江南局势已非。项英、周子昆被叛徒所杀，衰国平战死。叶挺去国民党一０八师谈判被扣押，九干余人只有两千人突围、伤亡五千余。大悲剧铸成了。
用“得意忘形”来形容蒋介石和他的高级幕燎此时的心态再恰当不过了。1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迫不及待地发表通令，以新四军叛变为罪名，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决定将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他们显然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皖南新四军只占当时新四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强。
毛泽东这时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冷静。1月l9日，他确定了这洋一个方针：政治上全面揭破蒋的阴谋，但暂时不提蒋的名字。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军事上先取防御战；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宣传上展开强大攻势。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两项重大决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活。元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该办法共有：悬崖勒马、停止挑衅；取消1月l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湘三人；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等十二条。
蒋介石当然不会接受这些条件。然而。他又不能真的撕破脸打全面内战。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了蒋介石，指出：“中国打内战就意味着灭亡。”同日，苏驻中国使馆武官崔可夫拜会了参谋总长何应钦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崔表示中国如内战扩大有害于世界反侵略战争，暗示如果继续内战苏联方面很可能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苏联此举，“友谊”到底起没起作用呢？“友谊”只是美丽的托辞，它能使交易变得温情脉脉。中国内战爆发意味着对日抵抗停止，就意味着苏联还需要抵防陷在中国关内战场的百万大军。
日本人对蒋介石令八路军、新四军开赴华北也不满意。1941年年初，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公开宣称：“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的共产党军队去华北，直接破坏帝国利益，这是不能容忍的。”
1月27日，蒋介石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不得不表示：“皖南事变完全是我们整伤军队的问题，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性质夹杂其中。”
因1940年下半年军事冲突不断，加上1941年初发生了皖南事变，国共双方的相互信任度大大地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