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隔多年后，蒋介石在台湾反思在大陆失败原因时曾说：“中日战争完全被共产党利用了，他们利用战争发展壮大了自己。”
1956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日本记者时，曾戏言道：“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人。”
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羽毛日渐丰满。这是个毋庸置疑的历史真实，谁都无法回避。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爆发时，共产党只有不足五万军队，加上1937年11月改编的新四军，总数仍没超过七万人。然而，我们又不能忘记：抗战期间，日本人把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国民党每在与日搞媾和，共产党是最先被出卖的对象。然而，我们还不能忘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苏联除了给共产党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和星星点点物质援助外，多数时间是在和日本人亲热的。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共产党的力量却在壮大，这不算奇迹世界上还有可称奇迹的事件吗？
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党同样也不是一天壮大纳，它的成长史也是七折八弯，每走一步都经过了血雨腥风。
在追寻那已经变得遥远的历史之前，很有必要听一听蒋介石先生对共党的评价。《苏俄在中国》一书有蒋介石这样一段话：“只要你自己内部有了矛盾，被他利用；或是留下一点空隙。使他在你们中间，能够制造矛盾供他利用，其结果，他就能在你们中间煽其斗争，并且他利用这一斗争，不仅控制那被斗争的一方，并且控制那斗争的一方。这就是他共党获得同盟者的方法。”
这种殚思极虑获得的认识，对于蒋介石本人而言，获得的太迟了。
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共两党最早出现纠纷的河北地区吧。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为了抗击南下的日军电令朱德率八路军前往河北敌后“将其后方联络线切断使其陷于援尽粮绝之困境。”八路军奉命行事，进入了这一地区，并无丝毫“越轨”之行动。
1938年3月，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要员与周恩来、叶剑英会商决定：将黄河左岸第一、二两战区合并为一个战区统一指挥，组织野战兵团和挺进支队向敌后冀、鲁、热、察以及平汉、津浦铁路线之间的山地进发。两个月后，八路军再次奉命进入上述地区。
毛泽东认为抗日战争应是一场持久的以人民为主体的全民族战争，加上他视为高于一切的政权观念，八路军的操作程序自然与国民党军完全不同。八路军每到一地，即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组织，很快在冀南扎下了根，并建立了冀中、冀南行政公署。
1938年5月2日，鹿钟麟怀里揣着河北省主席的委任状到河北上任。鹿钟麟可算是冯玉祥的忠实追随者。1914年，冯玉样担任第16混成旅旅长，鹿即入该旅任职。1916年，鹿任营长。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出任国民军总司令。水涨船高，鹿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兼北京警卫总司令，具体负责操作驱逐废清帝博仪出宫。1926年，出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参谋长。1928年，二次北伐时，鹿在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中出任第9方面军总指挥。1928年，冯玉样任南京政府军政部长，鹿任常务次长。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为讨好已和他闹僵的冯玉样，委任鹿为军政部长。翌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鹿没像冯玉祥其它部下背叛他，放弃军政部长之高位，潜逃至冯玉祥那边出任第二、第三方面军前敌总司令。几月后，他和冯玉祥战败，被迫下野，在天津做了七年寓公。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样再次出山，鹿于1937年底继冯玉祥担任了三个月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2月，他被调任军法执行总监。后在冯玉祥的努力下，蒋介石才给了他河北省主席一职。
作为蒋介石宿敌冯玉祥的亲信。自然无法指望捞到大后方的什么肥缺。蒋介石把他派往孤悬敌后的河北。看来并不是买了冯玉样的面子，实在有那么点将他放在火炉上烤的味道。智者干虑必有一失，蒋介石把这样一个靠不住的鹿钟磷派到河北，可谓得不偿失。他可能遗忘了共产党已经控制了河北大片地域这一事实，要不然他不会出此下策。
鹿钟麟到河北踩了踩地皮，马上觉得这个省主席的位置不好呆。除了日军和八路军外，部队都是杂牌，石友三、高树勋都是难相与的主儿，根本无力统一河北的党务和军务。政务呢？更难办！共产党在这里已经扎下根了，部分地区已建立了政权。鹿钟麟试着派人到八路军占领区查了几遭，碰了几个不软不硬的钉子。思前想后，鹿钟麟觉得不倚重共产党，省主席怕坐不稳。
1938年8月19日，鹿钟磷率省党部要员数人出现在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的小院里。离开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多了这样一份协定：一、原八路军建立的冀中、冀南行政专区分区政府人员不变；二、为统一民运决定组织河北总动员会，以鹿为主任；三、八路军在河北之正规军和游击队须得末、彭同意或委任方可指挥，河北专区分区之地方武装须经过所属军分区司令员方可指挥。冀察晋边区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县仍为河北省政府所可指挥，河北专区分区之地方武装须经过所属军分区司令员方可指挥。冀察晋边区政府所管理之冀中各县仍为河北省政府所辖，但省府命令须经过该边区政府同意才能生效。
可以想见，鹿主席打道回府的途中，心情一定不是一般的郎闷。堂堂原军政部长，战区司令官，现在一省之父母官，下驾到一个集团军司令部，打了两天嘴巴官司。才得了一个什么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的虚职，难道会有弹冠相庆的心境吗？八路军的一兵一卒都无法直接调动，两个专区的官员无法自己任命，一个边区的所有事情都无法插手，这个省主席还有什么当头！
然而，鹿钟麟哪里是等闲之辈！两个月后，他就理顺了河北国民党各色武装的关系，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接下来，便开始设法向共产党讨个说法了。国共双方在河北的控制区犬牙交错，鹿钟麟深感难以驾御这地盘上共产党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倒捡了便宜，只要全力进攻一处，另一方注定会坐山观虎斗。
一个月下来，矛盾捆成捆了。双方都有部队，一不留神，枪就要响的。初冬时分，鹿钟鳞向重庆上报了这样一个计划：一、立即取消中共冀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二、在冀之八路军主力一二九师及其所属部队，立即归还第二战区战斗序列，其所编各种游击队统一整编后交省府指挥。不准携去，免绝隐患。如做不到这一点，最少应令八路军在冀境者悉数开入冀中，或分担津浦、平汉铁路防务。鹿主席之老辣呼之欲出！矛盾上交了，办法也想好了，看你蒋委员长如何处之。共产党自然也不是好惹的。
1938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电示将去西安开高级将领会议的彭德怀，要他面见蒋介石提如下要求：“凡八路军占优势而为主力的地区，一切军队，包括友党之游击队及地方自卫队，应归八路军指挥；凡友军占优势的地区，一切部队概归友军指挥。所谓地区应以战略区域为单位，争取委任朱德为一个战区的副司令长官。”指出“华北各区重新划分时，应不照过去省界，而以游击战之形势决定。”彭德怀根据这一指示，上书蒋介石，建议照军事关系重新划分华北行政区，并提出了将八路军三个师改编为军的要求。认为已有十二万人的八路军，用原来四万五千人的经费已不够。建议每月增加一百万元经费。
彭德怀从西安追蒋介石追到重庆，蒋介石发话了：“让行营程潜主任，战区阎长官、卫长官派员调查后再议。”
彭德怀查后，蒋介石擦了一把冷汗，开始想对策。八路军遍地开花，将来就要遍地结果，这还得了！共产党占一块地盘就建立政权，如此蚕食下去，这江山不是要变颜色了吗？可是，八路军现在控制的地方，确实是奉命前去的，不能指责，也寻不出不是。最后，蒋介石向各战区下令：禁止未奉军委会命令擅自开往它区，各战区不得兼管行政。又觉这命令不够具体，又解决不了河北的问题，再令增兵河北和山东。
1939年2月，鹿钟麟从重庆开会回到河北，腰杆挺直了许多。第一天办公，他先给朱德和彭德怀拍了一份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退出河北，交出全部游击队。随后。他摊开地图．开始填写八路军占领区各地区、各县专员和县长的委任状。第二天，他又密令各部队伺机多占地盘。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知道这个铁腕人物下一步要收拾共产党了。
共产党却来了个针锋相对，中共中央立即电示朱德、彭德怀：一、要求当地高级指挥官兼地方行政官，撤换鹿钟麟。以朱德兼河北省主席；二、冀、察、鲁三省战略位置重要。八路军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三、晋察冀边区、冀中、冀南现行政权不仅不能取消，而且山东及其它地区也应照此办理；四、政行发饷少，八路军及游击队要吃饭，停止征粮实难从命；五、对于非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国共两党在河北地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一触即发。
陕北地区自1938年年底开始，国共双方的关系也变得微妙异常。1938年底，发生土桥事件。l939年3月发生龙州堡事件和瓦窑堡事件，4月发生镇原事件和宁县事件。小型军事冲突不断。这些事件的根源在于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可能性存在于陕甘宁边区间题悬而末决。
自1939年2月起，国民党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向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压迫。2月28日，一份名叫《陕北二十三县民众代表请求政府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及绥米葭吴清备区请求书》的东西被炮制出来了。这份《请求书》很有一点泼妇骂街的味道。引言称“国人亦渴望共产党人言符其行，乃事实大谬不然，随抗战之展开，共产党人不顾国家民族之生存，而积极发展其一党之势力，直接与政府摩擦，间接帮助了日寇。事之痛心。无过于此。言念及此，不觉泪下。呜呼！共产党人亦中国人也，何丧心病狂若此耶！”在列举共产党在陕北的多种“阴谋”后，《请求书》列举七条撤销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理由，第一指责边区政府自成体系，另有法令。另有政策，俨然一小国家。此责言不成理，当时，至少有山西、新疆、青海、宁夏、广西地区，实际上在实行地方自治。第二、三、四、五、七诸条，要么是第一条的重复解释，要么牵强附会，强压罪名。第六条则只能让人啼笑皆非了。《请求书》写道：“我中华为五千年之文明古国，礼义廉耻，祖宗遗传，而共产党竞将此立国精神，整个摧残。为拉拢全国男女青年计。将社会公开，自由恋爱之真话，完全曲解，提倡男女苟合，麻醉青年。据去年3月间国际联盟防疫委员会在边区工作结果，得知现在边区男女百分之七十五，皆患有花柳病，致有梅毒区之称。”
这种水平的指责性文字，在当时国民党中下层的报告材料中比比皆是。难怪它们没有出现在高档次的谈判桌上。“百分之七十五的男女皆患有花柳病”，真是个天才的忽发奇想！I政治格斗辞典里，从不收录这种战法。
5月底，毛泽东看到了三个月前蒋介石秘密颁布的《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份绝密文件里，提出两种对付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以严正对之；中下层当予以事实上之打击，以严厉对之。”毛泽东发话了：“来而不住非理也！他们要打，我们没有办法。”6月10日。毛泽东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反摩擦的指导方针：”积极帮助蒋督促蒋朝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破！”
6月7日，中共开始反击了。这一天，周恩来向陈诚递交了一份关于合理公正解决两党冲突问题的建议。要求确定陕甘宁边区区域，要求把沿黄河西岸的七县划为十八集团军之补给区；要求河北省政府改组，要求十八集团军负责晋察冀边区作战。进攻态势很浓。陈诚作不了主，只好把这份建议再转蒋介石。6月10日。周恩来再次见蒋。
蒋介石自然想维持面子上的合作，表现出了公正大家长的风仪。
“恩来呀，你们的建议我看过了。现在问题的症结，不在陕北几个县，而在你们是否有根本的真诚，服从中央。为全国革命的模范，而不自居于整个国体之外，形成特殊。遗攻讦者口实。”
周恩来不亢不卑道：“自抗战以来，共产党所作所为，天地可鉴。”
“这个我知道！”蒋介石换了一种口吻，“我为领袖，完全可以以理智的、持平的态度处理国事。绝不会偏听偏信的，我会权衡一切，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你们为了解决问题，先造成特殊事实，强压于我，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领袖呀？”
周恩来忙解释说：“校长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这次提的问题，大部是些悬而末决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八路军在防御的空隙里主动打击日军，该不会错吧?”
蒋介石再换一种口气，“恩来呀．我什么时候说你们作战方面的问题了？新四军前一段作战有功。我当即下了嘉奖令嘛。只要你们恪守中央命令，使各地事态平息，我能亏待你们共产党吗？我的为人你该知道的，向来以仁爱为本。对共产党也不例外。我责备你们，完全是出于爱护你们呀。你应该明白我的苦心！”
打是亲，骂是爱，娘打儿子谁也不能怪。谙熟这些中国特有文化风尚的人，不难体味出话声中的用意。
周恩来走后，蒋介石立马叫来侍从秘书：“电台西安朱长官、胡副长官，日军近期实难发动大规模行动，西北各军今后主要任务是全面监围陕北奸伪！”
天哪！“爱护共党”的声音还在绕梁呢！
这时，共产党的发展和壮大，已经让蒋介石食量大减了。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历史已不允许他下定消灭共产党的决心了，日本人助威胁依然存在，对共产党只能限制、削弱。华北地区，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他都无力加以控制。提出控制共产党军队，或合并共产党，都过时了，而中共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又有向南发展的趋势，这又如何是好？军事压迫能有多大作用？他对此也深表怀疑。华北已成既定事实，千万不能让华中也变成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注意力渐渐移向了华中。
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密令，派兵包因了新四军平江嘉义镇通信处。惨杀“了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历史字典里又多了“平江惨案”这个条目。这六个人中，有四人是被活埋的！
围绕这一事件，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牵动全局的智斗。
二
平江惨案发生二十天后。周恩来于7月2日电告陈诚，请蒋介石下令查明事情真相，把此多提到可能导致国共关系破裂的高度认识。
为什么中共单单看中平江惨案？在此之前，死人的事件发生过不下十起了。这是因为平江惨案是军队制造的，杀人手段又极其残暴。为什么隔了二十天才提说这件事呢？因为6月30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平江惨案恰能作为有力的回击武器。
7月19日，陈诚电复周恩来：“嘉义旧土匪潜在谋乱，在地方四出抢劫，枪杀国军来往官兵，灭尸缴械。二十七集团军派队前往剿办，该匪主力当即起猛烈抵抗，双方激战，互有伤亡。涂正坤等招集土匪，扰乱后方，枪杀国军，灭尸缴械，危害地方。实属目无国法，该集团军派兵前往剿办，维持后方治安，系适当处置。”
双方各执─词。
7月22日。周恩来致电陈诚近千言，历数新四军通信处功绩，从陈诚电中找出八处漏洞加以反驳。再请第九战区派员与叶剑英一同前往调查。同日，周恩来、叶剑英又写近两千言檄文，电告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军委各部长官，要求主持公道。过了六天，不见国民党方答复。7月28日，周恩来、叶剑英再电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和军委各部长、恳请派公正大员前去详查。
此电仍泥牛入海。
至5月底，报纸也发了文章。电报也打了5封，此事仍无结局，僵住了。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候站了起来。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及群众数千人，举行集会，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必须制裁反动派》的演说。演说指出：“这样一件杀死抗日同志的大事，有谁出来过问呢？……这件事应该由谁出来过问呢？……如果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高等法院早就出来过问了。……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中国不统─。……这样下去，中国就不得了。抗日的人可以统统被杀。杀抗日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中国的反动派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汪精卫的命令。准备投降。所以先杀抗日军人，先杀共产党员，先杀爱国志士！”当日，追悼大会发通电至全国，蒋介石自然也收到一份。不过，他还是把这件事“冷处理”掉了。之后，共产党─方也没再提此事。共产党不用再提此事了，因为这一个回合他们大获全胜。全国都知道有个“平江惨案”，抗日的共产党部队被国民党军打掉了。国民党不得不把刀锋藏一藏。
一波末平，又起一波。河北张荫梧部企图进攻冀中一分区八路军，还没行动，张的命令就被八路军缴获了。铁证在手，共产党自然要向蒋介石讨个说法。
9月里，德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入波兰境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爆发了。蒋介石喜出望外，一边布置军事上的冬季反攻，等待第二次大战扩大到英、美、苏等大国头上，好寻个同盟者，一边重新考虑政治解决国共军事冲突的办法。
9月13日，王明、博古出现在蒋介石的会客室里。
“恩来怎么没来呀？”蒋介石问道。
王明答曰：“恩来骑马摔伤了手臂，去苏联治疗，一时怕回不来。”7月10日，周恩来骑马到中央党校作报告。恰恰第一夫人江青在外跑马，恰恰在这个时候江青的马因狗叫受惊，失了控制，迎面奔向周恩来和他的坐骑。周恩来当场坠地．右臂骨折。他坚持处理完平江惨案的后事，于8月初赴苏疗伤。周恩来去苏，要乘飞机，蒋介石不会不知道这件事。蒋介石咳喷连声：“骑马？太危险了。怎么不坐车呢？我找你们来，是想设法彻底解决一下军事纠纷问题。”
博古道：“上月，我们请求你废止《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没有回音。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怎么办。”
蒋介石支吾道：“是有这么个文件，可是我没最后批准嘛。”王明接道：“很多地方部在实行了，要不然，军事冲突不会这么多。”
“双方都有原因。”蒋介石道：“你们进攻，我们不过自卫而已。那个办法我没批准。”王明笑了一声：“委员长，共产党的力量，军事也好。政治也好，经济也好，都不能和国民党比，能活下去就不错了。怎么能，也绝对不希望进攻国民党。倒是有人企图消灭八路军呢！”“有这回事？”蒋介石问。
博古掏出一份物证递给蒋介石：“委员长，这是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下发消灭八路军的密令，请你过目。”蒋介石认真看看，顺手放在日本式茶几上道：“这事我不知王明又笑了，“那这个张荫梧胆子可太大了。居然背着你做这种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蒋介石恼了。“我以领袖人格担保，我不知道这件事。你们呀，以后要注意大问题。不要总是想占小便宜。我若把你们当敌人，还会约你们来商量吗？下一步我派专人和你们细谈。”
四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位记者，畅谈抗战形势和治国方略。毛泽东说：“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叫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毛泽东在“友”、“异”两字上作出了漂亮文章，这恐怕是制定文件的国民党幕僚始料不及的。美女海伦可以导致一场长达十年的待洛伊战争，一个温暖的词可能会团结一支不可多得的力量。毛泽东这篇“文章”，无形地煽起了其它更弱小党派的愤怒。国民党方面缺乏这种精通中国语言的政治天才。既然这个文件是针对共产党的。何不来个痛快直说共党。一字之差，竟把别的党派也一并扫到共产党一边了。毛泽东话锋一转说出了后来家喻户晓的─段名言：“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大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从蒋介石和毛泽东的谈话可以看出，此时的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双方不可以再作让步的危险地域。
10月间，程潜提出一个初步解决方案。蒋介石怕鞭长莫及，把共产党立刻逼到对立面，主张作适当让步，以阻止自由发展。下旬，何应钦主持拟定了第十八集团军扩编案甲、乙两种。甲案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三个新编旅，增加月费二十万；乙案同意十八集团军扩为三军六师三个补充团，增加月费二十万。两案的附加条件除强调统一于中央外，又加“驻地由军委会指定”一条。
11月中旬，何应钦与叶剑英进行首轮磋商。何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在华北擅发纸币”，“中央有权派人到八路军中去”之后，拿出正式的三项条件。在何提条件里，没讲附加条件。叶剑英表示：“钞票问题纯为地方政府问题，待冀南行署和河北省府矛盾解决后，八路军代表参加河北省府后，方可过问此事。八路军已达二十二万人，扩编三个乙种军仍不能编完，请准予扩编三个甲种军九个甲种师。”
谁知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北又起风云。11月20日，蒋鼎文以中共陕北河防薄弱为理由，调所属骑兵二师进入陕甘宁边区。次日，蒋鼎文再令二十八师在装成保安队夺取了陕北七里镇等战略要地。中共中央于同日急令在晋王震之三五九旅回援陕北。陕北内战一触即发。
蒋介石得知王震率部入陕，深为震惊，此时华中正在进行反攻，如西北一乱，局面就不好控制，忙派张冲约见博古，要共产党令王震旅回晋。
其实，蒋介石这是放一个气球，试试风向。如果王震旅回晋，共产党就是虚张声势。11月25日，张冲见了博古，传达蒋介石旨意后又说：“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划定一定区域，使部队不致犬牙交错，引起双方之疑忌，酿成冲突。”
博古问：“怎么划分区域呢？”
张冲曰：“可以划河北、察哈尔、热河及东北给你们。”
博古怕是迷魂汤，没敢表态，“淮南兄此议甚好，我立即报中央商量。只是这么大的动作，贵党一时能有个统一意见吗？”张冲道：“内战打不得。这事蒋先生可以作主，我可设法说他同意此议。”
如此议施行，不是柳暗花明了吗？
且慢！
晋西北十二月事变发生了。
我们先看看阎锡山抗战两年来的表演。阎锡山可谓近代军阀之中典型中的典型。几十年征杀，他在各种势力中纵横捭阖，像一艘沉不掉的航空母舰。每一个时期，都可以看见他列在前排的醒目的桅杆。依靠“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处事情条，他竟能把山西这个独立王国不可思议地支撑了近二十年。
抗战爆发后，阎锡山表现积极，采取联共拥蒋策略。一度把山西、绥远变成了全国抗战的旗帜。忻口、太原战役时间。他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好名声。同时，他惨淡经营的晋绥军也损失了百分之七十。1938年3月，临汾失守后，阎锡山开始念投降经了。他对校尉级军官训练团训话时说：”蒋先生的脑子里。决无什么抗战的意思。今日面对的只是怎样妥协。我们要看清形势。比如眼看天要下雨。我们就要赶紧准备雨伞草帽，否则落了人后，就成了落汤鸡。”同年6月。他对军、师级军官说：“不应该再和敌人死拼了，要不然。再有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这个会就成了预先给你们开的追悼会。抗战以来。我们差不多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立足的地方吗？”1939年3月、他在黄河西岸宜川县秋林村高级干部会上提出无条件存在。对亲信解释说：“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窿。才能存在。第一个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因为日本人力量最大，咱们必须费力经营好日本这个窟窿。汪先生出走，哪姓足当汉奸。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我如回太原，日本人还不郊迎六十里？”
1939年11月1日，阎锡山以其下属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本军长王靖国、六集团军总司令兼六十一军军长名义派人去和日本人谈判投降。条件是日军帮助晋绥军消灭山西境内的八路军和决死队，发还其部下高级将领在日占区的财产。他愿意在山西作为日军和国民党军、八路军的一个“屏障”。日本人基本上全部答应了他的条件，但要求他像汪精卫那样发通电。阎锡山权衡良久，没敢立即答应。
阎锡山当然知道要是真摊上个汉奸帽子，比戴顶绿帽子还要难受，弄不好就遗臭万年了，还不想立马吊死在日本这棵树上。他作的是这样的梦：名分上还在抗日，实际不抗日，保全名节；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清理好山西这块自留地，继续做土皇帝。他虽没答应发通电投降日本人，但决定作个态拿个样给日本人看看。11月底，机会来了。按蒋介石的部署，要在年底发动全国性的冬季反攻，以求得西方大国卷入中国事变的可能性。12月1日，阎锡山命令新军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破袭同蒲路，同时令嫡系部队作预备队跟进，企图把新军前后夹击歼灭，求得和日本人讨价还价的资本。谁知决死二纵队拒绝执行这一命令。阎锡山图穷匕首见，当即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通令全国进行讨伐。
新军是阎锡山和共产党合作的产物。1937年底，阎锡山的晋绥军溃不成军之时，求薄一波帮他建立一支新部队。到1939年底，这支部队已经发展到四个纵队五十个团五万余人，受阎锡山和共产党双重领导。
共产党当然不能坐视山西新军被歼。12月7日，八路军晋西支队立即和决死二纵队一同抗敌。12月16日，阎锡山又令赵承绥第七集团军参加作战。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23日，电令八路军一二０师派得力指挥员到新军帮助指挥作战。12月31日，中共中央再令八路军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立即集中；贺龙、关向应也回兵晋西北。1940年元月11日，八路军和新军开始反击，连克临县、杨集镇等地。至此，晋西北地区完全被共产党控制。
阎锡山偷鸡不成蚀了米，只好答应和共产党谈判，划界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