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世凯清除革命党人
邓家彦民国元年中山先生让大总统于袁世凯后，余即辞参议员之职，在沪发刊《中华民报》，专事反袁。同时有周浩、戴季陶等主办之《民权报》，李怀霜（之后任李协和之秘书长）主办之《天铎报》，均在上海同持反袁立场，颇得桴鼓相应之效。先是冯自由主持之稽勋局，对革命有功人士纷予官费遣送出国留学。余虽因赶回上海参加革命而未竟学业，但仍拒绝此项机会，而留沪办报，其时因租界之保护，得享言论自由，日日著论攻击袁世凯及北京政府。胡适之旧文学甚佳，尝以翻译及旧诗投寄《中华民报》。
宋教仁遇刺一案，连带搜出若干文件，其中有暗杀名单，余亦赫然列名。可见袁氏对余衔恨之深。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党羽鉴于租界当局已有戒备，且派印度巡捕来保护余等党人，既无法行使其暗杀之卑劣手段，乃具名向租界当局控告，诬余以阴谋颠覆X国家之罪名，因此余遭英吏判决系狱6月。余虽遭缧绁，而报馆未被封禁，乃由汪洋、胡朴安等同志代为经营。旋以经费不支而自动停刊。余出狱时总理及吾党同志多已亡命日本，总理遣龚炼百及李剑尘同志（九江人）来迎余赴日。
2孙中山决定讨袁
马超俊袁世凯任总统后，以全国铁路督办名义畀予总理，总理认为如果袁真心为国为民，两人可以精诚合作。不过袁有野心，与总理在北京的晤谈，仅系虚相委蛇，毫无诚意。其实现野心步骤有四：清帝退位、取得政权、南北议和、控制全国。那时梁士诒（燕孙）为袁世凯的智囊，自比张子房，以“帝师”自任，为袁计划一切（此事为卢信所言，卢为广东人，当时给梁燕孙作秘书，很能写文章）。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且到各处演讲，为袁所忌，故贿买应夔丞、武士英，于3月20日下午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北站。总理闻讯，从日本返抵上海。我甫从武昌出狱，急乘轮赴沪，在铁路公司晋谒总理，报告黎元洪昏庸无能，武汉由其控制，实有莫大的障碍。不久，总理有《为袁氏叛国对国民宣言书》的发表，劝袁氏辞职，以谢国人，其宣言略谓：“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继之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先后宣布独立，黄克强于7月15日起讨袁军于南京，翌日陈其美就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炯明、许崇智在粤、闽相继宣布独立，但因力量孤单，均相继失败。
我在上海参加居正、钮永建淞沪举义，准备攻占吴淞炮台及高昌庙制造局。不久我偕朱卓文、唐继星往南京，希望有所作为，哪知到南京后，黄克强已出走，南京新军各师长，虽同意讨袁，而内部互有猜忌，饷械不足，士无斗志，知大势已去，即与李祥、许烱黎两同志返沪。此时总理已去日本，郑汝成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淞沪，陈其美、居正、钮永建均失败离沪，二次革命遂如昙花一现而告终。
3李烈钧起兵湖口
周雍能李烈钧做了江西都督以后，有他的计划和布置。当江西北伐军被解散的军官遣送回赣后，李烈钧特别召见了年轻的军官，要他们继续在赣军中服务。这时有些他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如杨希闵等）远来投奔，他也一一收容。到了七八月间，他便开办陆军讲武堂来容纳这两批人。我适在此时回到故乡，讲武堂名册上有我的名字，也就报了到，进讲武堂完成我的军事教育。
讲武堂是利用陆军小学旧址开办的，学生来源除了上述两批外，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生即原陆小及测绘学堂合并后的学校，修业时间6个月。也可转入讲武堂，此外也招了一些人，如夏声（鄂人，后曾任广东兵工厂厂长）、赵连芳（字兰屏，河南人，后转学农业，为农业专家）即在此时考进来的。开课时有同学二百多人，分成几班上课。我们陆小四、五期同学，经过半年多的变乱，伤亡离散，所剩无几，这时进讲武堂者仅约50人。
李烈钧把讲武堂交给堂长夏之麒办。夏堂长是浙江X青田人，他与吴介璋均是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生，曾任江西陆军小学监督，为人很好，我们同学发生什么风潮，闹什么纠纷，别人解决不了，他一出来便可以解决。二次革命失败后，夏亡命赴日，与陈英士等在一起，是陈英士十八弟兄之一，后来回到上海策动反袁，被袁氏爪牙暗杀，还比陈英士早死几天。
民国2年7月我们在讲武堂毕业，这时局面已很紧张了，不久便发生二次革命，我们讲武堂很多毕业生都参加这次反袁行动。
民国2年，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使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冲突白热化，局面很紧张，国民党加紧反袁活动。其时有一江苏籍的国民党人何子奇到江西做说客，鼓动反袁，江西当局招待他，请他到处演讲。有人问他：“拿江西这点兵力，怎能打倒袁世凯呢？”他回答：“你没有读革命历史，法国大革命时，老百姓是拿棍子来革命的。”口才甚佳，颇具煽动性。是年6月9日袁世凯免掉李烈钧的江西都督，不久又免掉胡汉民的广东都督、柏文蔚的安徽都督。三位国民党都督因为猝不及防，皆遵令解职，而国民党已决定讨袁，不久湖口起义，二次革命爆发。
二次革命前，江西陆军有两师，第一师师长欧阳武（字南雷，江西吉安人）驻南昌，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抚州人）驻九江。李烈钧被免职，袁氏即令欧阳武任江西护军使，是以李无法在南昌发动，转到湖口来组织“讨袁军”，希望起义后刘世钧会在九江响应。湖口军队很少，李组“讨袁军”，无论正规陆军、杂牌军都在罗致之列，而主要组成分子竟是水上警察。
江西在清末有旧式水师巡弋于鄱阳湖及内河，民国以后改为水上警察，这些水上警察驾驶旧式炮船往来巡防，每船装土炮一门，人员除一船长一正目外，另有12人，携有枪械。李烈钧组织讨袁军是枪械、粮饷、兵员俱缺，而水上警察有枪械、有粮饷、有兵员，而且水上警察总监蔡锐灵是共进会要员，可以调用他的部属。李烈钧设法从每一炮船上调来8名，共调来一千多人，分为三营，称为“调练团”。调练团在6月底（阴历5月间）成立，我在这时也到湖口来参加调练团，被派为第二营营附。
调练团刚成立时团长是余徽照，第二营营长是何犹兴（留日）。
7月12日，湖口正式举义，那位能说善道的何子奇做了湖口守备军司令，邓文辉做副司令，调练团团长换了蔡梓华（湖南人）。我们调练团防守湖口对岸地区，团部设在回峰坑，第一营守桃花山、第二营在第一营右侧，第三营守江边。起事后我们满希望九江方面响应，没有想到刘世钧动摇了，据说他拿了袁的二十万元，而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也动摇了，在江西策应的就只剩德安方面林虎所带的桂军了，因此讨袁军就显得势孤力单。而当袁世凯所派北军第六师李纯部登陆九江往南攻击，除了林虎自德安北上，在沙河镇抵抗一阵外，赣军根本毫无抵抗。至于湖口方面北军张敬尧部从新港登陆，我们调练团便首当其冲。
7月16日，袁世凯命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大约在7月20日左右，北军张敬尧的一团人从新港方面向我们逼近，最初两三天只是远程射击，从炮船上带来的枪有九响枪和十三响枪，打一弹要抽一下弹簧，坏在子弹是铅做的，有时打不出去。有的枪打了一二天，枪膛塞住了，板机扳不开，烦急之至。到了决战那天，我们营长忽然害了疟疾不能出来，我自告奋勇带领全营作战，整整打了一天，无所谓害怕了，背着枪跑来跑去指挥。打到下午，敌人打着赤膊拿枪向我方冲锋，我们营里一个护兵名叫凌则安（丹阳人，40多岁的老营兵）对我说：“赶快退，不得了，桃花山都被占了，团长叫退了。”我说：“有没有命令？”他说：“失掉联络了，快退。”我看敌方红旗反而从左后方逼来，我方死伤枕籍，便下令撤退，在田畴中退了七八里，靠近江边才发现第三营早退了。我太年轻，不知厉害，桃花山一失，第三营一退，我这营突出孤立在前线，实在十分危险，幸亏凌则安劝我速退。退到中途，看到第九连连长卢铁公重伤倒在地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停下来要带他走，凌则安说：“不可以，退不了。”我不愿见死不救，坚持要带他走，凌则安只好和另外一个卫兵帮助我扶着卢铁公一起退。这样一来，四个人目标很大，敌人的机关枪集中向我们射击，可是我们一点也不害怕，成弧形跑，终于退到回峰坑，不幸的是凌则安受了伤，和卢铁公一起送医，卢得救了，而凌不治，救了一人也折了一人，我不知是功是过。
我到回峰坑团部时天色已暗，我看团长吓得面无人色，怪这怪那。那夜敌人炮火猛轰一整夜，到了一天亮，团长失踪了，我们只好退到湖口去。事先我们并没有撤退的计划和准备，江面没有撤退的船只，大家乱糟糟的看到船就抢着上，因此翻船惨死的很多。退到湖口，看不到兵站总监俞应麓，看不到湖口守备司令何子奇，也看不到讨袁军司令李烈钧，他们发动了战事，看到情况不对就跑了。我便从湖口退出，回到鄱阳。7月25日湖口便失陷了。
李纯带着第六师从湖北到江西，登陆九江南下，起先他以为江西军队都不战而溃，不加提防，没有想到自德安北上的林虎倒和他打了一场硬战。林虎的桂军原是广西北伐军，训练比较好，军力也较强，并且有过战斗经验。南北议和后许多军队解散了，南京留守黄克强特别把林虎一团（本为王芝祥所带桂军中之一团）改为混成团拨归江西都督节制。到了江西编成一旅，驻扎德安，这是国民党布置下的一着棋。那时南浔铁路还在建筑中，李烈钧在湖口举义，先约林虎北上策应，在沙河镇和李纯的第六师遭遇，打了一仗。那时报纸猛捧林虎，报导沙河镇战役标题是“飞将军从天而降”，但是桂军终于抵挡不住第六师，败退了。其他赣军更不能打，没有战斗经验和士兵是本地人都是失败的重大原因。桂军是客军，士兵溃散了很容易被认出来，所以打败仗也不敢离队逃散，赣军士兵是本地人，把枪杆子一丢，衣服一换，逃离战场就和老百姓一样自由了，何必拚命？就这样，赣军溃散的溃散，投降的投降，使李纯如入无人之境，轻易地解决了江西反袁势力。8月4日袁世凯任命李纯做江西护军使，到9月29日李纯便署理江西都督了。
4江苏举义旋起旋仆
邓家彦宋案发生后，孙总理即欲举兵反袁。但党人多犹豫。国民党籍之四都督，湘督谭延闿、粤督胡汉民、赣督李烈钧、皖督柏文蔚亦多有苦衷，而不愿与袁决裂。时粤省内部不和，陈炯明为客家，而胡汉民属广府，客广之间向来隔阂，而炯明复具野心，益以黄士龙之掣肘，汉民实自顾不暇也。安徽民贫兵少，柏艾蔚无能为力，湘谭出身阀阅，对于革命冒险原未热心，故真能响应讨袁者唯李烈钧一人而已。上海会议时，四督之中仅李出席。但李于会中表示，时机未至，如必欲讨袁，亦须俟四督向袁辞职以后，方能行之。盖就法理言，未辞职之前，四省都督如举兵讨伐总统，无异犯上作乱也。
黄克强初亦感手无寸铁，力不从心，故对举兵与否，持模棱两可之态度。后碍于孙总理之坚持，克强始勉允出力。
时程德全（四川人）任苏督，在南京，孙总理欲令德全举兵反袁，且谓克强曰：“如君不愿赴宁主持，余可独往。”克强不得已，乃偕汪精卫、蔡元培二人连夜赶赴南京，谒程，力请反袁。德全亦表示时势所趋，不宜作此举动。都督万无反对总统之理，且谓：“今南北幸得统一，吾等唯有共佐元首，整顿国家，励精图治。革命党人势力已孤，即使再举，亦难成功。”黄等三人下跪固请，涕泣劝求。程不得已，乃曰：“如此只有令余退隐，部队奉诸各位统领，余则祝发为僧。”反袁之局遂定。
当时南京驻军三师，冷御秋之第三师与章梓之第一师均似可用，陈之骥统第八师，陈虽为冯国璋之女婿，然亦赞同讨袁。孰料各部中下级军官先已为袁收买。故宣布独立未及三日，部队已尽散矣。上海报载黄克强已走避，余等初犹不肯置信，未久消息传来，证实此说。总理大怒，忿欲亲赴南京，力挽危局。同志等苦苦劝留。同时英国租界当局宣布驱逐孙某离境。总理不为所动，盖总理熟悉国际惯例，其时已成举世闻名之政治犯，租界当局不敢轻予驱逐也。
此役失败之前，林虎尝在江西奏捷。克强既弃走南京，邓鼎丰等所统部队感群龙无首。先遣人来沪邀余前往主持，余以不谙军事，又无克强之人望，故婉却之。未几何海鸣被邀往南京，何胆大妄为，赴南京后亦尝苦撑数日，终无补于大局。
5讨袁失败，亡命海外
戢翼翘二次革命以黄克强、李烈钧在南京及江西的军事行动为最重要，国民党人又设法请清末袁世凯的政敌岑春煊出来号召，希望两广的龙济光、陆荣廷（均岑在清末两广总督任内之旧属）响应，然而龙已受袁收买，甘为鹰犬，而陆亦踌躇未动，没收到预期的效果。至于李黄在赣宁发动的讨袁军，由于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仓猝起事，缺械缺饷，这仗便无法打下去了。7月25日湖口讨袁军败退，北军李纯兵队进占了江西。上海陈英士等所起的讨袁军攻制造局的计划也失败了，29日黄克强、章梓等鉴于大势已去就离宁走沪，以后由一报界中人何海鸣，从8月起在南京自任为讨袁军总司令，竟支持到9月1日才被张勋攻陷。
讨袁军初动时，我率部进驻徐蚌，协同第三师（师长冷适）对袁军作战，不幸全局既败，我们亦无法独存，我遂于12月间亡命日本。检讨此次失败原因是：“准备不周，缺械缺饷。”而一些同志白白牺牲了，很可痛惜。值得一提的是黄克强的参谋长黄凯元，他的资格比朱爵森还老，是一个老革命党人。讨袁运动酝酿时，他活动江苏军队，把百万家产都拿出来充为军费，讨袁失败后，钱收不回来，还被军队责骂，一气之下到普陀山上削发为僧，闭关面壁，后来就死在闭关的禅房里。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缉起事党人，我亦在其中。我于12月逃亡日本，看到在日本避难的人太多了，这时想读书没有钱，想找事做又找不到，大家都是通缉犯，带钱的就藏起来不见人，有的穷得很，生活艰苦。我没带什么钱，以后生活怎么解决？当时确很烦恼，幸而到民国3年年初，有一位江苏朋友陈陶遗介绍我到南洋群岛去工作，他有一表弟原在爪哇的泗水教书，现在要到日本来，把他的教员职务让我去接，我就在民国3年年初到泗水做教员。
我到泗水后发现在南洋的革命同志很多（陈炯明、傅鑫、朱遐九、吴雨霖），当然又免不了要联合起来鼓吹革命了。这年年底我又有机会离开南洋回国加入滇军，很感愉快的是一年之后，我因此才能亲自参与云南起义，推翻了洪宪帝制。
何成濬讨袁失败后，总理与黄克强先生暨同志中之锋芒较露者，都流亡日本东京，余亦与焉。国内议会解散，自治取消，民气消沉，暴X政日甚。革命党人虽远适异域，不能忘怀家国，再接再厉之革命精神，固未因失败而稍馁也。黄先生由日赴美，争取国际友人，联络侨胞志士，而以与留沪同志共患难，伺机活动之责任属于余，大义所在，虽力不能胜，亦遵嘱回沪，勉为其难。未几陈英士先生亦回沪，彼此过从甚密，一切互相商讨，历时两载，备尝艰险。多数同志卷伏于危楼一角中，有求日食馒头一枚、开水一杯而不可得者，有被恶探用麻袋蒙去而不知所终者，在此恐怖恶劣环境下，与北洋军阀恶势力作殊死斗，英士先生屡率党众攻打上海制造局，前仆后继，牺牲惨重，终以策动变乱过急，误受鸿运公司之**，致为军阀恶探所暗算，惨遭杀害，革命未成，賷志以没，至今思之，有余痛焉。袁世凯多行不义，终至众叛亲离，忧愤以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函邀黄先生入京，黄嘱余先往察看情形，余目睹大权操在军阀，约法等于废纸，知不可为，迅即离京。未几，大借款案发生，国会再被解散，政象日趋败坏。黄先生蒿目时艰，忧心如焚，致患脑溢血逝于沪上。人之云亡，邦国殄瘁，不仅余一人之私恸已也。
马超俊二次革命后，郑汝成在上海通缉党人，株连甚广，很多亲友，因怕遭受牵累，谢绝往还。我跟二三位同志，没有固定住所，身边又没有钱，也无法离开上海，白天则蒙首盖面，绕行僻巷，夜间则冒充日人，偷坐黄埔公园，至深夜，再投宿三洋桥小客栈，或往苏州惟盈饭店小住。如此流浪，有数月之久，后得友人林佐治介绍，入英商捷足洋行，任广东经纪代理人，借此作掩护，于民国2年冬回到广州。
到广州后，集资开办惠民织造公司于太平沙大巷口，吸收忠贞优秀同志，从事秘密活动。当时龙济光督粤，侦探局长曹鼎钟以残害本党同志著称，我派同志卫一新、邓耀权、赵卓庆渗入该局充当眼线，以保全革命同志。民国3年6月，我派凌定邦刺杀龙济光的统领马存发（云南人，所谓四大天王之一）于天字码头南园酒家门前。定邦行刺后，安然逃脱，龙氏大震，派人至惠民公司搜查，逮捕李祥、邓耀权，严刑拷问，并派军警于深夜至西关我住所的亲戚家搜捕，我先逃往逢源，拂晓步行至佛山，转乘广三路车至河口，再搭英商德庆轮往梧州，从梧州折返香港。民国四年初，由香港赴日本。
周雍能我回到鄱阳后，邓文辉等也到鄱阳，还有一个卫兵营营长欧阳盾，和第二营营长何犹兴都来了，我看何犹兴并没有病，与袁军决战那天说不定是装病。邓文辉将溃兵集合，共约150人左右，并宣布他的新计划，他说：“我和驻在赣南的第四旅旅长蔡森是好朋友，我们去赣州。”赣州是邻近广东的重镇，我们虽然失败了，料想广东总会在讨袁军掌握中。蔡森是九江人，马队排长，南昌起义时最先率众入城，升到团长、旅长，现在又做了赣州镇守使，他既是革命同志，去找他应该是对的，大家便同意邓文辉的意见。邓文辉带了我们先到他的家乡临江府（今清江县），这地方很多革命党人，像蔡锐灵、熊罢士都是临江府属樟树镇人，在这里筹了一些钱再向赣州进发。路上看到很多散兵游勇，有的把枪都丢了，有的还带着枪，我们沿途挑了两百个有枪的，合起来编成一营，由我做营长。我们过了吉安快到赣州边界，发现赣州已沿边界布防了，不让散兵游勇随便过境。这时邓文辉便耍花枪了，他说要先到南康去等我的消息，队伍由我带到赣州。我心里一点也没有猜疑，认为有把握，蔡森底下有两个营长是鄱阳人，鄱阳人对我家都是很尊重的，我去了他们一定会好好照应我的，便答应下来。邓文辉写了一封信给蔡森，然后和欧阳盾、吴楚凡挑了几个年轻的做卫士，佩着驳壳枪走了。
赣州在赣江上流，是章、赣二水合流处。我带着三百多人进入赣州境，边境警戒布防的对我们没加阻止（只是不许散兵游勇入境），我们直达赣州城下，没遇到一兵一卒。部队在城下扎营，我自己进城，找一间旅馆住下来，晚上去找一个卫队营营长（姓金），他很感到意外说：“你怎么来的？”我说：“带了人来的。”我请他转告蔡森说我求见。第一天见不到，邓文辉在等回信而蔡森不见，急得很。第二天蔡森约见我了，他穿长褂出来，对我说：“信收到了，很好。你暂时住几天，队伍摆在这里，我照料好了。”我很高兴。金营长偷偷对我说：“不要高兴。”过了两天，队伍被调走了，我没法子，金营长说：“快走，不要等他下命令捕你。”原来蔡森被袁世凯收买了，采取“维持治安”政策，并不响应反袁。我根本不懂军政界这种翻云覆雨的手段，也未了解当时情况，否则我带二三百人出其不意直入赣州城内，解决了蔡森是不成问题的，现在我只好赶紧逃出赣州城，到南康和邓文辉会合。
不久，我奉命参加讨龙军敢死队，讨龙军的全部计划我并不了解，不过据载所知讨龙军司令是邓铿，预定在9月9日（公历10月27日）于广州、惠州、广州湾等地同时发难。朱卓文到广州湾去主持，邓铿到惠州去主持，广州方面由龙侠夫、史古香等负责。龙侠夫是云南人，他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和头山满等很熟，相当活跃，因为龙济光所带的兵有很多是云南人，所以邓铿派他去运动龙军，这次派他任攻城军司令。史古香是四川人，也是在日本就参加同盟会的，常在龙家出入，邓X派他做攻城军参谋长。我曾做过营长，派为攻城军炸弹队队长，带几十个队员。那时有人诳我们：“黄克强也来了，炸弹队队员打进去都可做营长。”我知道这是打气的话。
在香港的同志各不相往来，我和史古香因为有直接关系常常见面，他是老同盟会同志，又是革命军领导者，我把他当做革命领袖看待，他有什么事也喜欢找我做，后来他派我兼任少校参谋。阴历8月27日，邓铿约我到中环市场边的文英茶馆吃茶，他神色凝重地说明9月9日就要发难，并问我家住那里？寄信给我家怎么写？我把我哥哥的名字、地址写给他，我知道他怕我回不来好通知我家。临别他拿10元给我充当零用，分成两卷，一卷50张，每张是1毛毫洋，那时东西便宜，牛肉沙河粉一份才1毛钱，有这两卷钱，可大饱口福。
9月初，同志纷纷由港潜入广州，我本来是9月2日该去的，史古香知道这一天是我生日，特别让我玩两天，初四才离香港，住在西濠口海关旁的万安栈，客栈登记着“周雍能、上海人”，另外不少同志也住在这客栈，我只记得一个姓汪（人称阿汪）的广东人。我常在西长濠长堤走动，避免被人看到。
9月7日，离起事的日子只有两天了，我也无所谓害怕，青年人一股热血，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只准备到时动手。这天晚上，史古香叫人对我说：“太平戏院正演广东戏，你可以去听听。”我广东话讲得并不好，可听一些，当天晚上正感无聊，就去看戏。一般广东大戏院要演到天亮才落幕，我等不及天亮就离开戏院返回客栈，一到客栈附近，一看不得了，有军队布哨了，警戒森严，军警正在搜查客栈，我知事情不妙，不敢进去。还好广东茶馆五点就开门了，随便进了一间茶馆，叫茶暍，一边吃早点，一边盘算如何应付变局，不久阿汪过来，只对我讲一句：“快搭船走。”说完赶快就走了。于是，我连忙搭船到香港。
回到香港先找邓文辉，邓文辉搬家了，找龙侠夫、史古香也找不到，后来才找到梁醒吾同志。梁教画为生，几个钱都为革命花光了，穷得很，仅租一间小房居住。他为人很好，看到我一个人什么都没有，便对我说：“你暂时在我这里住，房东女儿是我的学生，不要紧。”他每天花6毛钱让我吃饭。后来他又介绍我到他的朋友何奇石家去住，何是个画家，也没有什么钱，我每餐吃白饭一碗、一碗汤、一块小豆腐、一片芥菜叶子加少许的糖。何的地方小，堆了许多要画的招牌，我怕妨碍他作画，吃了饭经常在海防长堤上走来走去，一切都失去了联络，真也不知怎么办才好。幸而两个星期后，我又在长堤上散步，竟看到朱卓文在买船票，连忙上前打招呼。朱卓文到广州去活动，不知为什么缘故失败被捕，幸而他拥有中美双重国籍，当地官吏把他释放了，所以迟了两个星期才到香港。他说惠州方面也失败了，他在上海有个家，要到上海去，看到我便把一张特等舱船票换两张统舱票把我也带回上海。
这一次的失败大家都很奇怪，许多人还没有动就被捕了，被捕的受严刑逼供，用熨斗烫手指，铁丝穿手指，刑毙了不少人，没死的也判了死刑，牺牲惨重。又过了一年革命党还是不断起事，但总是莫名其妙的失败了，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肇和”兵舰起义失败后，孙先生又派人到广东活动，朱执信到澳门，洪兆麟到香港，可是洪一到香港没几天，香港巡捕立刻把他逮捕起来，同时被捕的有龙侠夫等。中华革命党请律师打官司，不断派人去探访洪、龙两人。可是令人起疑的是龙侠夫表现出一点也不在乎的样子，另外有些同志发现史古香出入龙侠夫的家和龙太太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就这样不断注意，才发现龙侠夫和史古香都是龙济光的侦探，龙侠夫和龙济光还是亲戚，他和史古香在革命阵营中卧底多年，替龙济光解决了不少的困难。最后同志便想法子处置他们，史古香住在澳门靠海一个小山顶上，楼上有花园，革命同志就在花园将他处死，尸体丢到海里。我这次参加讨龙军差一点彼捕，还是史古香放过了我，因为我年轻，待他一如革命领袖，他于心不忍，才叫我去看戏，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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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12年2月，南京的革命临时政府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妥协。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改选袁世凯出任，以换取袁及北洋军支持革命，迫使清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的五国银行团代表合影帝退位。1913年2月，中国首次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国会选举。由同盟会为骨干组成的国民党获得议席最多，预备由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两天後去世。凶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获，同时被搜出与国务总理赵秉钧的通讯。袁世凯则被认为暗杀背后的策动者。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袁世凯批准他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
孙中山于事发后即从日本返回中国，于上海开会，主张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但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部分领导人(如黄兴)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
4月26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约，国民党人等认为袁意在扩张北洋军队，而借款未经现任国会批准属非法。5月初，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贷款。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国民党之争。6月，北京免除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都督职务。之后袁世凯派北洋军第六师李纯部进入江西。
开端
7月12日，被免职的李烈钧在孙中山指示下，从上海回到江西，在湖口召集旧部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正式宣布江西独立，并发表电告讨袁。7月15日，黄兴抵达南京，组织讨袁，宣布江苏独立。推举江苏都督程德全为南军司令，但程弃职，逃遁上海。随后安徽柏文蔚、上海陈其美、湖南谭延闿、福建许崇智和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亦宣布独立。浙江朱瑞、云南蔡锷中立。
7月18日，陈炯明响应孙中山号召宣布“广东独立”。
7月22日，江苏讨袁军在徐州地区与冯国璋北洋第二军和张勋武卫前军会战失利，退南京。
7月22日至28日，上海讨袁军屡攻江南制造局未克。指挥部被上海租界当局解散。
7月28日，黄兴看到大局无望，遂离宁出走，讨袁军全局动摇。
8月11日，何海鸣率南京第八师部分下级军官及士兵重新举旗讨袁，宣布恢复独立，2000多名士兵们与北洋军展开血战。
8月13日，拥袁桂军龙济光部攻占广州。
8月18日，北洋军李纯部攻克南昌。
9月1日，张勋武卫前军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独立。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被通辑，相继逃亡日本，二次革命宣告失败。
结果
10月6日，国会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袁世凯从此成为寡头总统。应桂馨、赵秉钧不久即被灭口，宋教仁案不了了之。
由宋教仁遇刺引发兵戎相见的二次革命，是民国史上一个不幸的开端。不少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的举措，如将军队国家化、民选议会、以法治国等等，于事后都失去了健康发展的契机。代之而起的是明目张胆的军队干政、起迭不断的革命与反革命，引致兵祸连连。袁世凯在事件中的责任是不容旁贷，事后的历史亦证明了他的野心。
国民党联合资产阶级，并且没有兵权。政治基础不牢，武装力量薄弱，亦二次革命失败原因之一。
但亦有意见认为，在当时凶手已经抓到、凶手与国务院有关官员的来往电信也已搜获并已公诸报端、传讯国务总理赵秉钧问话的传票已经发出、中国正出现空前的司法独立时，孙中山却决定举兵反抗，从而为袁世凯制造了口实，并以此为契机彻底摆脱了国会的牵制。有批评认为，孙中山选择使用武力，而不尝试采用政治、法律方法，诉诸公民理性的方式对抗，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推进了错误的轨道。
一
清末新政显然是在内外交织的压力之下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戊戌变法，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可是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反对，结果变法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终。可是，形势比人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强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级官员认识到，大清帝国若要强大，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强，不自强就无以抵御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1900年底纷纷上书，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