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年（1915），袁世凯筹备当洪宪皇帝，拍马屁者从四方云集而来，环绕在他身边。有些御用文人考证"龙脉"之来源，认定其远祖是三国时代的袁术，近祖是明末名将袁崇焕，在效忠信中献计献策，请求袁世凯每年要祭祀袁氏先祖，以保"龙脉"兴盛。袁世凯看了这些效忠信，没点头也没摇头。那阵子他正在筹划坐龙椅的大事，没功夫操心这些鸡零狗碎。何况有人在他耳边嘀咕，那两个姓袁的大人物在历史记载中并不怎么光彩。
袁寨村的人告诉我，多年前袁氏祠堂墙壁上有一块铁铸的牌匾，上面刻印着族谱，据说，这块牌匾是清朝咸丰年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所主修，被当地人称做"袁氏铁板家谱"。上面一共排列了袁家谱系80代人的辈分，依次是"志三耀九，保世克家，启文绍武，卫伟国华……"。相传这份族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有个叫袁道涣的人撰写的，后来到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袁家后代又将这份族谱重修了一次。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多半是这份重修的族谱。
在现存的《项城袁氏家集》中，有文字可考的袁氏先祖名叫袁九芝，生活在清代乾隆盛世，是个私塾先生。其子袁耀东，从小跟随父亲读书，长大后子承父业，也以在蒙馆教授学童为立身之本。追溯起来，到了袁耀东这一代，袁家的光景仍然不好过，但是父子两代教书匠却在项城远近乡邻中赢得了一些清正的好名声，提起袁家父子塾师，人们都认为那是很有学问的两代人。以至于淮宁富户郭如珽也不嫌弃其家境清贫，心甘情愿地将小女郭氏嫁给了声名鹊起的袁耀东。
谁知道郭氏刚嫁到袁家后不久，公爹袁九芝就病不起，没过多少日子竟一命呜呼了。袁家有人背地里嘀咕，认为是郭氏带来了霉运。郭氏出身富家，是知书达礼的大家闺秀，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和当塾师的夫君一商量，决定搬出来另立门户。
河南项城是个穷地方，这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袁家此时刚刚脱离贫困线，不再租种地主的土地，顶多只能算是"下中农"。过惯了富家生活的郭氏，现在知道了清贫的滋味不好受。不过，这个有教养的女子堪称优秀，她身上没有世代富家子女那种懒散习气，相反，贫寒的处境更是激起了她要帮助这个家族出人头地的决心。袁耀东是个庠生（庠生，科举制度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别称），肩不能挑重担，手不能干农活，郭氏鼓励夫君，唯一的出路就是发奋读书。
郭氏身上具备中国传统妇女的许多优点，她不仅勤劳、勇敢、善良、吃苦耐劳，而且能生育，会治家。
先说她的能生育。她和袁耀东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长子袁树三，次子袁甲三，第三子袁凤三，第四子袁重三，女儿排在第五，姓名不详。子女一个接一个出生，家庭中的经济收入却并没有增加，这样一来，家境越发显得窘迫。郭氏毅然辞退了家中唯一的一个婢仆，凡事皆事必亲躬，白天下田忙活路，还要围着锅台转，夜晚稍有点空隙就纺纱织布。附近的人家见郭氏这般能干，无不伸出大拇指夸赞。
中原一带有句古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运、风水和积阴德这些属于玄学，简单几句话说不清楚，这里暂且不论。让我们看看袁家先辈是如何看待读书的。郭氏是个心性很高的女性，她自从嫁到袁家后，将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袁耀东身上，除了承担所有家务活外，还一门心思要帮助丈夫参加科举考试。在中国古代，这类故事成千上万，只不过历史学家一般不会注意这些细节，任其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方志、笔记中了。
谁知道袁耀东到了40岁光景，不仅科举考试没有成功，反倒因为用功过度，不幸染上了痨病。用今天的医学观点来看，痨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症，医学上叫做肺结核，打几针青霉素就能解决问题。但是100多年前，痨病同今天的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每天，郭氏看着丈夫袁耀东在书桌前佝偻着身躯咯血的情景，心中如同刀割般难受。为了治愈丈夫的病，她经常出入于典当铺和中药铺之间，当掉从娘家带来的金银首饰，抓来一副副中草药，杀掉家中正在下蛋的老母鸡，炖煎鸡汤端到丈夫跟前，伺候他喝下去。可是袁耀东的身体依然一天天继续消瘦，痨病到了晚期，咯血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到最后身亡。
丈夫的葬礼结束之后，郭氏望着几个尚未长大成人的孩子，悄无声息地抹掉眼泪。袁耀东的去世，使这个家庭失去了栋梁和主心骨，靠一屋子的孤儿寡母，还能将袁氏家族这一系支脉支撑起来吗？尚未脱掉孝服，刚成新寡的郭氏拿起丈夫用过的教鞭，在袁耀东的灵牌前给几个儿子训话："如果谁不发奋读书，就不是他爹的儿子！"几个儿子眼里噙着眼泪，一边跪着朝父亲的灵牌磕头，一边聆听母亲的教诲。
跪在地上的几个儿子都还很小。老大袁树三14岁，次子袁甲三10岁，老三袁凤三和老四袁重三分别是5岁和3岁。几个年龄尚小的儿子看着母亲铁青色的脸，似懂非懂地点头，14岁的袁树三和10岁的袁甲三已经开始懂事，忽然遭遇了这一场父亲去世的变故之后，他们似乎在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他们向母亲的承诺，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这之后，袁树三和袁甲三果然很争气，每天闻鸡起舞，用功读书。
为了给几个儿子请个好塾师，郭氏不仅自己辛勤劳作，还三番五次去向娘家求援。在郭氏的费心操持下，几年后，袁树三、袁甲三相继考入县学，成为秀才，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廪生"的荣誉称号，官方定期发给廪饩，用今天的语言解释，叫做困难补助金。
在古代，对于所有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之路是他们唯一的途径。然而这条路又是那么狭窄、拥挤和艰难。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袁世凯先祖们的科举之路时，感慨万千地将科举考试比喻为买彩票，买的人不计其数，中奖的幸运儿只有少数几个。他举例说，在他祖籍安徽的唐氏家族中，历大清268年，只考取了一个秀才，由此可见科举考试之不易。"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唐德刚语）考进士是皇帝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的方式，每四年才一次，荣登红榜的仅有百余人，用今天的参照系数比较，远不亚于考取一个博士后的难度。
让人称奇的是，原来数百年间默默无闻的项城袁家，忽然好运连连，道光十四年（1834），袁甲三中了举人，次年赴京应试，又中进士。红榜发出，报喜的人马排了一里多地，袁甲三身披大红绶带，骑在高高大大的大洋马上游乡串村，着实风光了一回。十几年后，袁家再传捷报，这一回给袁家带来荣耀的是袁甲三的大儿子袁保恒。道光三十年（1850），袁保恒考中进士，此时袁家的家境已经摆脱了先前的穷困，袁保恒考取进士后的喜庆活动，要比他父亲当年隆重很多。
一门两进士，一时间在项城这个穷乡僻壤成了爆炸性的新闻。在旧时官宦升迁制度的影响下，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是合族的事业。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仅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袁氏家族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显赫人家。
如果细心探究的话，一个家族的兴衰，必定有其自身运行的规律。
在袁氏家族最初的一轮崛起中，郭老太太绝对是个功不可没的人物。在她含辛茹苦的操持下，家庭境况逐年好转，蒸蒸日上。更为可喜的是，几个儿子不仅用功，而且团结，有的会当官，有的能赚钱，不管会当官还是会赚钱，所有兄弟都是一门心思想着这个大家族。这个传统一直影响了几代人，直到袁世凯这一辈的早期，袁家子孙仍然像群星围绕太阳转似的，整个家族都以郭老太太为中心运转。
这是后话，按下不表。先来说说郭老太太四个儿子以及一群孙子的情况。
大儿子袁树三，年轻时异常用功，人也聪明，曾经以优异成绩考取县学，并且破例成为享受困难补助金的"廪生"。然而长子的地位，决定了他必须得比其他兄弟多承担一份家庭义务，郭老太太虽然能干，但毕竟是个女人，家庭大事上遇到难题，往往是同老大袁树三商量。翅膀上系了包袱就难以飞高，也许因为这些原因，袁树三的科举之路并不通顺，后来他在陈留县署理训导，兼涉教谕事宜，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
不过在为人处世方面，袁树三堪称楷模，言谈举止，进退有度，成为袁家兄弟的一面旗帜。袁树三之妻王氏，也是个通情达理的贤内助，孝敬婆婆，侍候丈夫，抚养子女，均为乡邻们所称道。袁家兄弟几个从小以大哥袁树三为榜样，对他十分敬重。在《项城袁氏家集》中有这么一则记载：有一次，袁树三偶遇风寒卧床不起，请来游医捏脉吃药仍不见好转，听说四十里外有棵神树，跪拜许愿特别灵验，几个弟媳妇商量之后，提着祭品专程前往跪拜祝祷，没过几天，袁树三的病果真好了。
次子袁甲三是袁家由平凡转为荣显的重要一环，情况特殊，下节专叙。
第三个儿子袁凤三，年轻时也试图走科举之路，无奈时运不佳，几次应试都没能考中举人，不免有些灰心。家里人鼓励一番之后，袁凤三继续拼搏，结果仍然不中。于是，袁家人决定捐纳，用银子为他买顶官帽。
捐纳，又叫赀选、开纳，或者称捐输、捐例，通常是由政府根据国库的财政情况和官场上的潜规则，将官位品爵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制度。捐纳制度始于秦汉两代。每逢国家有征战、灾情等大事，财政出现重大危机，就会采用捐纳的方式，拿出官帽子公开兜售。此后历朝历代，国家到了紧要关头无不开办捐例。千百年来，官场上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捐纳制度和科举、荫袭、保举一起，成为登仕升官的四大途径之一。
从经济上看，捐纳是一桩效益奇佳的买卖，一次投资，一辈子受益，而且所花成本和收益比较起来，并不算大；从仕途上看，捐纳比通过科举正途得到官帽子要容易许多。正因为此，清朝从康乾盛世到光绪年间，报捐者众多，一些官宦门第、殷实人家以及有钱的商人财主都乐意为子弟捐官，美其名曰"讨饭碗"，用今天的观点看，也就是找份好工作。
那时候袁甲三还未考取进士，袁家的经济状况正处于上坡起步的初期，郭老太太将几个儿子聚在一起召开家庭会议，说明了要为老三捐官的实情，两个兄长十分支持，争相解囊相助。据史料记载，捐官银两不足，两个嫂嫂（袁树三的妻子王氏和袁甲三的妻子陈氏）立即取出私人钗钏等贵重物品，拿到当铺去典当。袁凤三捐官后，得到了个禹州训导的头衔。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此人以平定捻军守城有功，获赏五品衔，以知县候选，但那只是个挂名的官，一直没有补缺。
袁家老四袁重三，年轻时也曾考过科举，几次应试不中，遂打消了这一念头，一直在家当乡绅。虽说袁重三没有出外做官，却也是个相当重要的人物，提起袁家的发家史，怎么也离不开他。
原来，袁重三这个人读书不怎么样，然而很有经济头脑，尤其善于治家理财，在三个兄长离家出外当官期间，袁重三是支撑整个家族的重要支柱。袁重三敛财的办法有很多，三个兄长按月寄回帮衬家用的银两，他都尽量节省下来，拿去购买土地田亩，然后租给农户耕种，到了年底稳收租金。除此之外，袁重三还在县城开了好几家典当铺，偶尔也放放高利贷。十几年的功夫，袁家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清贫之家一跃而成项城首富。
精明强干的袁重三如果活在现代，大概是个各方面素质都优秀的复合型人才，袁氏家族男女老少几十口人，在他的管理下井井有条，这种大家族的日常管理貌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看过《红楼梦》的读者就会心知肚明。如果说袁甲三是袁氏家族最初一轮崛起的发动机，那么他的四弟袁重三则是这轮崛起的掌舵人。许多年以来，袁重三都是影响袁氏家族的一个重要人物，在少年袁世凯的身上，依然还能看见他这个四爷爷的影子。
项城袁氏家族由郭老太太发端、四个儿子齐心协力共创的红火家业，到了他们下一代"保"字辈头上，仍然保持着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
老大袁树三，娶妻王氏，生子袁保中、袁保庆；老二袁甲三，娶妻陈氏，生子袁保恒、袁保龄；老三袁凤三有一子，名袁保颐；老四袁重三有四子，姓名分别为袁保晋、袁保纯、袁保恬和袁保皖。
正应了一句俗话："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大概因为袁家老大、老二当年勤奋苦读的缘故吧，在"保"字辈的这九个儿子中，真正能为袁家争得荣耀的，还是袁树三、袁甲三生下的四个儿子。
袁保中是一代枭雄袁世凯的亲生父亲，少年时两次应试科举不中，遂断了这个念头，一生也没有入仕做官。在郭老太太孙子这一辈里，袁保中是老大，顺理成章地留在家中帮助四叔父袁重三操持家务，即使后来太平军占领了清朝半壁江山，袁家子弟办起了团练，纷纷奔赴疆场效命杀敌之时，袁保中依然没有迈出乡关一步，尽心尽力帮忙主持家政。他曾经走过捐纳之路，以附贡生的资格捐过一个同知，不过那只是个挂名的官衔，并无实际意义，相当于名誉副县长之类虚职。有了这块金字招牌，袁保中与人打交道时多了一个筹码。
袁保中生有六子三女。先是娶妻刘氏，刘氏病故后纳了个妾，又是姓刘。原配妻子刘氏生有二子，长子袁世昌早夭，次子名为袁世敦，自持嫡传，血统正宗，与父亲后娶继室小妾所生的袁世廉、袁世凯、袁世辅、袁世彤诸兄弟素来不和。即使后来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权势极重，他们之间的关系仍未能改善。这是后话，下边的章节还将叙述。
袁保庆是袁树三的二儿子，也是袁世凯的嗣父。咸丰八年（1852），袁保庆考中举人，此后再考进士，初试未中。太平军兴起，朝廷暂停科举，天下读书人断了做官的正途，袁保庆收拾起书袋，跟随叔父袁甲三南北征战，建立功勋。由于平乱有功，也由于叔父在官场上的照应，袁保庆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奉旨候补知府，赴山东济南补用，后调赴南京署理江淮盐运道--这是天下官人全都羡慕的一个肥缺。袁保庆走马上任，带着正室妻子和新纳的美妾金氏，以及过继来的10岁的嗣子袁世凯。
官运亨通的袁保庆，私下里却有一个难言的遗憾。原配夫人牛氏出身大户人家，知书达礼，夫妻间感情一直不错。不幸的是，她生了两个儿子均因病早夭，牛夫人伤心欲绝，从此郁郁寡欢，再也没有生育。从繁衍后代的想法出发，袁保庆先后续纳了小妾王氏、陈氏，可惜两个小妾的肚子并不争气，生下三个女儿后，便再也没有了动静。一晃袁保庆年龄过了40岁，官运财运样样都很通畅，就是未能有一个儿子，心头时常泛起断后之忧。妻子牛氏见丈夫整天如此郁闷，想到了一个两全的主意。原来，她在生下头胎时，正巧袁保中的继室刘氏也生下了袁世凯，当时刘氏奶X水不足，而她的奶X水极为充足，于是经常将两个婴儿放在一起哺乳。后来牛夫人的孩子不幸早夭，而袁世凯却健康地活了下来，在牛夫人的眼里，她一直将袁世凯视为己出。袁保庆无子，袁保中却有六个儿子，牛夫人所出的主意是，将袁保中家的老四袁世凯过继为子。
袁保庆听了这个主意，也表示赞同。他先去向郭老太太请示，郭老太太一心巴望袁氏家族早日兴旺发达，没有不同意的。袁保庆再去找他哥哥商量，袁保中也十分豪爽地满口应承，挑个吉祥的日子，把过继的仪式从简办了，从此以后，袁世凯就始终跟随在他的嗣父身边，过着一种轻裘肥马、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儿生活，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袁保庆因霍乱死于江南盐运道任所，那年袁世凯14岁。
袁世凯处世的八面玲珑，与嗣父袁保庆的教育和少年时的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据史料记载，袁保庆到南京署理江南盐运道时，新娶了一房漂亮的姨太太金氏，此人是南京城里有名的交际花，凭借花容月貌，恃宠而骄，经常和正室牛夫人争吵，闹得家中硝烟弥漫。此时才十一二岁的袁世凯却能调停其间，既可博得牛夫人欢心，又可逗得金太太开怀大笑，两个女人往往看在袁世凯的分上，暂停了她们之间无休止的"战争"。
袁保恒是袁甲三的长子，也是袁氏家族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此人字小午，道光三十年（1850）考中进士，时年25岁，经馆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职编修。之后不久，太平军起事，他离职随父从军，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袁保恒在与捻军的作战中，是一名彪悍威猛的战将。因为平捻的战功，于咸丰七年（1857）被封侍讲学士衔，并赐顶戴花翎，次年又被加封伊勒图巴图鲁封号，这个满语封号的意思是"勇士"。这之后，袁保恒在宦海中几经升迁沉浮，先是在李鸿章麾下差遣任用，后来随陕甘总督左宗棠赴陕西，担任帮办，专管西征粮草，功绩卓著，赢得赞声一片。
据说，袁保恒之所以深得左宗棠赏识，是因为一件国宝。随左宗棠西征途中，有个偶尔的机会，袁保恒听说了一则传闻，陕西岐山有个破落的大户人家想卖掉一尊大盂鼎，因无人识货无法出手。袁保恒听后兴致盎然，专程秘密前往，以700两白银的价格买下那尊价值连城的国宝。这事后来传到了左宗棠耳边，他围着大盂鼎足足看了两个时辰，连声称赞袁保恒慧眼识宝，独占大运。袁保恒来了个顺水推舟："所有的好运气都是左大人带来的，当初买下这件宝贝，原本就想送给大人。"左宗棠一听眉开眼笑，并不谦让，当场笑纳。
不知道这则传闻是否带有一些演义成分，但是袁保恒在官场上为人豪爽、出手大方的特点确实比较突出。至于袁保恒是否爱拍长官的马屁，据笔者所看到的史料分析，此论并没有多少根据。事实倒是恰恰相反，袁保恒为人耿直磊落，遇事敢于直言，在颟顸衰颓的清朝官场中，算得上一个口碑不错的好官。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袁保恒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光绪元年（1875）入京任吏部侍郎、刑部侍郎等职，成为正二品朝廷大员，也是袁氏家族中功名仅次于其父袁甲三的二号人物。
在袁世凯成长的道路上，袁保庆、袁保恒是两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们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了袁世凯的一生。关于袁保庆、袁保恒的故事，在本书以后的章节中随着主要人物袁世凯的出场还将提到，此处暂且略过。至于袁家"保"字辈中的其他人物，相比袁保庆、袁保恒而言要逊色许多，事迹乏善可陈，此处也不多叙述。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盛极而衰"，还有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袁氏家族因为袁甲三、袁保恒父子连捷考中进士而光宗耀祖，那时候乡邻里所有人都说：老袁家的祖坟开始冒青烟了。但是祖坟冒过青烟之后又将如何，却是一个没人愿意提及的话题。任何一件事物，过了鼎盛时期之后都难以逃脱逐渐下滑的命运。随着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升，项城袁氏家族的人变得嚣张跋扈起来，有的人甚至依仗权势，肆意干预地方事务，闹得县太爷毫无办法。官员们私下议论时个个摇头，认为"项城官难做"。项城袁氏家族是沿着兴盛的路继续往下走，还是由盛而衰转向滑落？这个暂时成了一个谁也说不清的谜团。
二
概括地说，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朝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实行新政，一步一步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还能加强清廷贵族的威权统治。这个构想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世事难料，设想和现实效果之间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清末新政正是这样。
在人心思变的时代，清廷有能力发动一场社会改革事业，但是，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场改革了。换一句话说，清末新政最初虽然是朝廷发动起来的，可它后来的发展轨迹却超出了朝廷的设想。这一点看似难于理解，其实并不复杂。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本身往往是有发展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并不以发动者的主观期许为转移。
以新政中派遣留学生一事为例。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①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