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作为《新生命》月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在该刊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创刊号，周佛海发表了《今后的革命》和《民生主义的特点》两篇文章。
在《今后的革命》一文中，周佛海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反蒋各派，尤其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他声称：过去的一年，国民革命军的努力，发展到长江、扩张到中原和西北，中国的版图三分之二以上，都隶属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因此，“过去的革命，不能不说有相当的成功。但是事实上，党的主义和政策，没有实行，党的信用，因而堕落；党的轧轹和分裂，继续增长，党的中心，因而失坠。党的信用坠落和党的中心失坠，使党的环境更加恶劣，革命的前途更加艰难。”
周佛海不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却污蔑是由于“有些地方，政权党权，为共产党徒所劫持”。他污蔑说：“自从武汉党部和政府，被共产党劫持之后，党的中心，突然失坠。直到现在，没有事实上能够统一指导全党的中心。”
那么，今后国民党应该如何“革命”呢？他说，首先在民众运动方面，必须打破共产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即他所诬称的“把持”。在党的方面，“就是要建设党的理论，严密党的组织，实行党内无派的原则”。所谓“建设党的理论”，就是要“确定一个三民主义的中心理论”。周佛海：《今后的革命》，《新生命》月刊创刊号。
也就是说，要同共产主义的理论进行斗争。
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学说；只有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才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精髓，而且这种三民主义是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运动的三大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任何将二者分裂的三民主义，都是违背孙中山先生本意的三民主义，是假三民主义。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解释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孙中山先生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其含义是明确的，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但是，周佛海却玩弄偷梁换柱的手法。他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不易简单概况答复的问题”，其原因是由于其“流派既多，其所理想的社会，又各不相同”。而且，他说，即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论，也都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只是实现的方法不同而已。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以阶级斗争作为实现的手段，但是，在中国却是“此路不通”。也就是说，在中国既不能采取阶级斗争的手段，去推翻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统治，也不能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而只能由反动的统治者“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周佛海：《今后的革命》。
接着，周佛海又在第2号和第3号上，分别发表了《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民族主义之科学的说明》两文。
周佛海竭力为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涂脂抹粉，粉饰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在《民权主义的根据和特质》一文中，在大谈近世的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主义”之后，宣称：“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自然是近世民主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且是近世民主主义中最进步最完全的一种主义。”他说：正因为如此，他不是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是“主张国内一切半民，在政治上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乃是主张一切人民，在经济上都是平等的地位”。甚至宣称国民党的民权主义，是一种“全民政治意义”的民权主义等等。
在第1卷第11号和第12号上，周佛海连续发表了《三民主义的本体》和《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动因——再论三民主义的本体》两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大谈所谓“三民主义的本体”；竭力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的存在，剥削和压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绝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乃至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他宣称“第一，民族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不过是民生问题的表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问题。第二，民族、政治和经济他们本身发生和发展，都是以民生为最后的动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动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三民主义只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三民主义的出发点，在解决民生问题，三民主义的归宿点，在保障民生。所以三民主义，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手段。”周佛海：《三民主义的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