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君强（1902—1970），名光治，别号庸生、竹候、健行。湖南省湘乡县人。早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共。后意志消沉，脱离中共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上校秘书，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秘书处少将处长等职。1939年3月，追随汪精卫投敌，先后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司法行政部部长、伪中央税警总团中将总团长、伪安徽省省长兼伪蚌埠绥靖公署主任、伪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等职。
抗日战争结束，罗君强被捕入狱，判无期徒刑。
新中国成立后，罗君强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改造下，对自己叛国投敌，充当汉奸卖国贼的罪行，有所悔悟。晚年因身体多病，被保外就医，1970年2月病故。
1922年5月的一个夜晚，湖南省城长沙市的一间小屋子里，一位青年正庄严地举起右手，面对鲜红的旗帜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推翻旧中国，建设一个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即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屋子里，汽灯发出“嘶嘶”的响声，明亮的灯光映照出青年红红的脸颊。他，就是正在长沙岳云中学念书的罗君强。罗君强出生于湘乡县一个地主家庭，受当时湖南进步思潮的影响，他曾报名到法国勤工俭学。到了法国后，因身体不适，连连生病，只好又回到了湖南。
当时，毛泽东、蔡和森、李立三等人正在湖南从事革命运动，受他们革命思想的影响，罗君强加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刚成立，他很快被吸收为青年团团员。
入团宣誓完毕，李立三握着罗君强的手，说：“祝贺你加入到团的组织，好好工作吧，争取能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罗君强的脸上，洋溢着兴奋的色彩。
罗君强聪明好学，对新思想接受很快，人也能干，青年团交给他的工作任务，总是圆满完成，常常得到上级表扬。果然没过多久，他就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入党后的罗君强，工作积极主动，他曾与湖南革命运动的领导人李立三一起，发动过一次“拥谭反赵”运动，并获得成功。这次运动的成功，使得罗君强名声大振。
两次脱党1922年底，罗君强在岳云中学毕业。鉴于罗君强的表现，湖南党组织派他作为湘区及安源的代表，赴上海出席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罗君强打点行装上路了。一路乘车转船，来到了上海。
第一次来到上海，罗君强被上海花花绿绿的世界所迷惑。
高耸的大楼，川流不息的汽车，入夜后多姿多彩的霓虹灯，弄得罗君强眼花缭乱。“二大”会议定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李达的寓所召开，可罗君强在上海的大街上竟迷失方向，找不到开会的地点，为了保密，他又不敢多问，最后在上海呆了几天，开会的时间早过，他不得不返回湖南。
党非常重视对罗君强的培养，他在革命的道路上，可谓志满意得，一帆风顺。时间一长，罗君强便产生了骄傲的情绪，个人主义的东西在脑子里开始膨胀。1923年4月，罗君强的父亲去世，他从长沙赶回去奔丧。
罗君强的父亲是大地主，有钱有势，他回去后，借给父亲办丧事之际，大摆筵席，大宴宾客，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丧事办完，罗君强回到长沙，李立三知道这件事后，严厉地批评了他。李立三对他说：“罗君强同志，你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应该与自己的地主家庭划清界限。你父亲去世，你回去奔丧，本也无可厚非，但你却大办丧事，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这是我们党所不允许的。”
罗君强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脾气暴躁，听了这话，表示不能接受，当即与李立三吵了起来：“我父亲去世，我为什么不能请客！”
一气之下，罗君强跑到长沙晚报社，登报发表声明，表示要脱离共产党。
自此以后，罗君强便不再参加党内的一切活动。
1923年春，罗君强来到北京。他在北京大学找到了以前在湖南工作过的蔡和森。蔡和森一见面，便问他为什么要脱离共产党，罗君强仍感到委曲，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蔡和森听后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他非常严肃地对罗君强说：“这件事情，是你的错。你要知道，我们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说话办事的党，我们共产党员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党的立场。而你的所作所为，是违背党的宗旨的，是十分错误的。李立三同志对你的批评，你应该接受。”
罗君强还想申辩，蔡和森摆了摆手：“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再来找我。”
罗君强这次来北京，本是想取得蔡和森对自己的支持，哪知他也批评了自己。罗君强知道，再这样闹下去，对自己不利。第二天，他来找蔡和森，表示自己想通了。他说：“这件事情，是我的不对，应该检讨，接受批评。”
蔡和森说：“你个人意气用事，竟然登报脱党，这不仅仅是批评的事情，而是你要写出深刻的检讨。”
罗君强低着头，道：“是，我要好好反省自己。”
“那好，下一步你怎么打算？”蔡和森放缓了语气。
罗君强皱着眉头，说：“我在湖南呆不下去了，想到北京来读书。”
蔡和森笑了：“你不要意气用事嘛，湖南的同志们都了解你，你还是回去吧，那里非常需要你呢。”
在蔡和森的教育帮助下，罗君强给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表示愿意回湖南工作。
罗君强在北京没呆多久，就在蔡和森的劝说下，启程回长沙了。
鉴于罗君强的认错态度，经过批评，湖南的党组织原谅了他，很快就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
不久，罗君强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兼中国共产党湖南训练委员会秘书。
罗君强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他患有心脏病和严重的支气管炎，回长沙工作了大约一段时间，因身体原因，便请假回到老家湘乡养病去了。
一晃半年时间过去了。这期间，罗君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自己在共产党内的工作进行了一些错误的思考。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信仰，共产党纪律严明，约束太多，自己如果长时期为共产党工作，是耽误青春和前程。再加上家人的劝说，罗君强萌发了退出共产党的想法。
党组织对罗君强的病非常关心，常常派人来看望他。开始，罗君强还向党组织表示，只要身体一好，马上回长沙工作。可是到后来，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便开始躲着党组织。
1925年秋天，罗君强以要读书为由，再次脱党。他独自一人来到上海，进入大夏大学读书。
读书期间，罗君强加入了国民党。
罗君强是个很会投机钻营的人。加入国民党后，大学还没有毕业，他便投奔张治中，在他手下当了一名政治教官。后来，张治中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罗君强也调到该校任上尉科员，主编校内的《革命生活》杂志。
一天，罗君强正在办公室修改自己撰写的一篇文章《再论国民革命》。一个胖胖的年轻人走了进来，罗君强抬头一看，原来是学校的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罗君强正想起立，被周佛海按住了，他拿过罗君强正在修改的文章，认真看了一篇，直夸罗君强的文笔好，文章写得很有功力。经过攀谈，原来周佛海与罗君强都是湖南同乡，周佛海比罗君强要大几岁，以前也曾在共产党内干过。
两人的谈话非常投机，周佛海在罗君强的办公室聊了一个多小时。周佛海离去后，罗君强十分兴奋，他为结交上这位同乡而感到高兴。这次与周佛海相遇，对于罗君强的一生影响很大，从此，罗君强成为周佛海的忠实朋友和政治上的得力助手。
寻花问柳罗君强天性好色，喜欢寻花问柳，常常泡舞厅，逛妓院，见了漂亮女人眼睛便发直。家里有了原配夫人，又弄了一个小老婆还不满足。有一次，他为烟花巷一个风尘女人着迷，竟要娶她回家，最后逼得小老婆吞烟片自杀，闹得满城风雨。
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烧杀奸掳，侵略者的铁蹄在中国土地上肆意践踏。罗君强被日军的残暴行为吓破了胆，对抗战丧失了信心。
西安事变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蒋介石不得不放弃不抵抗政策，宣布对日作战。听到这个消息后，罗君强表示强烈反对，他对人说：“对日军，我们应该采取和平谈判的态度，而不是用机枪和大炮。否则，我们会败得一败涂地。”
当时，日军的飞机经常袭击南京。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住所的花园里，建有一个地下室。战争爆发后，这个地下室就成了防空洞。每当日机来袭，国民党的不少要员都跑到周佛海家的这个地下室去躲避。在那里，罗君强与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常常谈论时局，共同流露出悲观的情绪，表示了对抗战的不满。因为这些人经常聚在一起，发表反对抗战的言论，于是有人称周佛海的家是“低调俱乐部”。
有一次，日机又来空袭，罗君强与梅思平、高宗武、陈布雷等人在周佛海家的地下室相遇。一见周佛海，罗君强就叹起气来：“蒋先生的焦土政策，焦到南京来了。打不赢战争，就只有和谈。我看只有和平一条路能阻止日本人的轰炸。”
“是呀，只见日本飞机满天飞，我们天天跑地下室，这样的日子要到什么时候！”周佛海也是满腹牢骚。
“我们应该向蒋先生建议，与日本人谋求和谈的渠道。”罗君强道。
“唉——一言难尽呀！”周佛海长叹一声。
不久，南京沦陷，罗君强随着国民党政府来到了重庆。大敌当前，抗日将士在前线流血牺牲，罗君强却秉性不改，以为老婆暂时不在身边，跑到后方寻花问柳起来。
罗君强中等身材，方阔脸膛，浓浓的眉毛，戴一副金边眼镜，平时西装革履，显得风流倜傥，也很讨女人喜欢。当时，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武汉时，罗君强在武昌认识了一个姓孔的交际花。这位孔小姐，年方二八，名慧明，人长得丰满漂亮，又很会体贴人，一下子就把罗君强迷住了。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三天两头就往孔小姐家里跑。国民党政府搬迁到重庆后，他把这位孔小姐也带上了。
事情很快就被罗君强的老婆罗吉羽发现了，她与罗君强大吵大闹，弄得他下不了台。罗君强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罗吉羽痛打一顿，宣布要与她离婚，和孔小姐公开同居了。
有一天夜晚，罗君强挽着孔小姐的手，醉醺醺地从一家酒馆里出来，刚好遇到戴笠到上清寺蒋介石官邸汇报工作从这里路过。夜幕中，他在车上隐隐约约看见路边好像是罗君强，便让司机马上调头。再仔细一瞧，果然正是。此时的罗君强喝醉了酒，正在街上与那位孔小姐打情骂俏，丑态百出。
戴笠到蒋介石那里报告完工作，蒋介石与他聊了起来。
“雨农啊，近来风传张道藩、陈公博等人，生活浪漫，行为不检点。现在正是抗战时期，这样下去，成何体统，你听到这方面的反映没有啊？”蒋介石满脸严肃地问道。
面对老蒋的问题，戴笠非常小心。他知道，国民党的高级要员，包括自己，哪个没有几桩风流韵事，如果回答说不知道，老蒋定会骂他养着军统的一帮人只吃饭，不干事。如果回答说知道，这都是些捕风捉影的事情，弄得不好，会得罪不少人。戴笠小心翼翼、模棱两可地对蒋介石说：“报告委座，国民政府西迁武汉的时候，我在汉口法租界的咖啡馆里见过他们几次。”
“你说的他们都是谁？”蒋介石怒视戴笠。
“除了张道藩、陈公博外，还有何应钦、陈立夫、罗君强等人。”戴笠小声地说。
蒋介石“腾”地一下从沙发中站了起来，大声说道：“这些人有辱党国声誉，太不像话，你马上进行调查，两天内将结果报我，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