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第一时期，新中国与外部世界刚刚开始磨合，两个阵营的压力与影响逐渐呈现，探索定位的努力有了一定成绩，但客观形势制约的总的内政和外交方位，决定了社会主义中国倒向苏联，与西方冷战架势对峙的大局。
二 外交调整时期（1956-1966）
1956-196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段十分特殊而重大的时期。
虽然东西方对峙及冷战的总体局面没有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深刻的裂痕。
苏共二十大的召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里掀起了巨大波澜。
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先是惊愕不解，继而强烈抵制，最终选择与苏联分道扬镳。
不论后人如何判断中苏分裂的原委与责任，包括毛泽东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态度与决定，就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的关系判断，这场争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开始向更加"左"倾的方向调整，国内一波甚于一波的"革命运动"给对外工作造成直接的压力，中国人的世界观与全球战略更加注重两大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
在这一时期的国人那里，除了原先来自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外，又增加了对苏联老大哥控制野心的担忧，维护国家主权的任务似乎变得更加繁重。
这一时期中国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更显密切，在新建交的27个国家里有24个属于"穷兄弟"。
中国与多半为非社会主义的邻国关系却没有多少改进，邦交正常化及解决领土争端事宜没有积极推进迹象，与印度的边界战争暴露出本应患难与共的两个发展中大国关系的脆弱。
像前一时期一样，世界经济与中国的联系仍然很少，外部迅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及科技进步，对于这个人口大国似乎没有什么影响。
新中国建国初期一段时间，来自苏联的援助突然中断，也对新中国本来薄弱的工业基础造成不小的打击。
有意思的是，作为中苏决裂的一个始料未及的结果，中国在一些既不愿受西方资本主义支配、也不希望依附苏联阵营的国家和地区那里受到欢迎与拥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重要成员，后者是中国的天然盟友的思想得以萌芽，为下一时期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三个世界"论断奠定了基础。
"**"前这个时期的另一个积极动向是，中国的外交学和国际政治教学工作得到由上而下的推动，毛泽东、周恩来都感受到培养自己的国际斗争及对外交往人才的迫切需要，因而建立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建立，便直接受益于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
详细情况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史编撰小组2004年编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四十年》。
关于广义上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及其启动过程，联系文中叙述，可参见王军、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大学、专业系及课程（如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几个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成立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系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