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新中国建立后的头三十年，是一个既有伟大成就也有重大失误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和具有崇高威望的政治人物，创造了一个拥有世界1/5人口的红色政权，彻底粉碎了西方列强继续奴役中国、并用资本主义制度一统天下的梦想，为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时代创造了不可逆转的坚实基础。
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给几百年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宰的当代国际体系以巨大震撼和冲击。
总体上观察，新中国第一代掌权者基本上延续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精神与做法，对于一个熟悉长期革命与战争的政党和领袖尚未完全适应和平发展的长期年代的要求（不管是国内建设与发展，还是国际斗争与交往）。
在对外关系领域，延续革命的传统与适合国际外交惯例两种线索之间的关系构成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微妙复杂的"双重变奏"。
如果把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的中国对外关系大体称作"社会主义革命年代的外交"，并不为过。
不论这三十年间中国外交如何曲折，有哪些亮点和调整，大致的偏左方位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只能基本上由此加以判别，即它是一种斗争大于合作、猜忌压倒协调、对峙多于对话的关系，是"造反者"对抗"权势者"的态势。
三 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外关系（1979-2009）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三个大的参照系。
鉴于邓小平的主要设计师作用以及江泽民、胡锦涛对邓小平路线的继承性，把这一时期称为"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提法相对应）是一种有道理、有意义的说法，也可以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与头三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相对应），或索性简称为"改革开放年代"。
与新中国第一个三十年相比，"邓小平时代"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期，所有领域、所有工作完全转向服务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着眼于综合国力提升的轨道，一切不适合这一重心的体制和观念都在进行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对外开放尤其对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开放与借鉴成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这些转变与调整，使得前三十年具有的革命的、斗争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大大减弱。
与内政相一致，中国外交工作迅速适应了新的主题与要求，努力营造适合国内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国际氛围。
邓小平对于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一个具有转折性意味的重大判断：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中国应当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它与此前立足于准备世界革命、防备外来的各种帝国主义入侵、准备早打、大打甚至打核战的认识有根本差异，也正是这一点创造出新时期中国人全力搞建设的信心与智慧，鼓励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交往与合作的勇气和办法。
比较而言，中国这艘大船在毛泽东时代的主航标是与形形色色的各种内外反动势力抗争，确保国家的政治独立不受干涉，并最终解决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的重大课题，一扫百年来外部各种列强分割欺负压迫中国之辱；中国这艘巨轮在邓小平时代的基本航向则是努力推进使"中国人民富强起来"的目标，创造了改革开放的特殊机制，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建立，激发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富裕生活的强烈欲望。
这中间当然存在无数曲折与干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麻烦，不过总体而言，从邓小平执政的时期到江泽民接替的时期再到胡锦涛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当权，三十年间由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航向始终没有改变，经济目标的优先性一直得到高度保障，中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由此一步一个台阶，不断迈向新的高点。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着力方向，也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改善方向。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中国让世界感受到逐渐壮大的实力与潜能、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与新貌的大国气象以及中国公众深入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好认知中国的愿望；即便是那些对中国抱有成见与敌意的国家，也越来越无法压制中国的声音，无法把中国排斥在各种全球或地区问题的解决方案之外。
在世界范围内，这一时期也恰好是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集团化和一体化迅猛发展的阶段，中国在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相互协作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发展中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成为全球经济一个新的拉动力量，由一个地区性强国走向有全球意识和责任及影响的大国。
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包括中国学者自己在内，对于中国是否算是全球大国的说法仍然众说纷纭。
只是到了最近几年，特别是随着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三位事实的确认，各方面对于中国作为一个有全球利益和影响的大国的定位，才有了比较趋近的看法。
然而，究竟这个全球大国是什么性质的大国，朝着何种方向演化，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成功与失败的前景如何，争论并没有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