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虽然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
守旧业”、大量任用汉臣等政策，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
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
不克、战无不胜、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开始显露出骄傲专横、刚愎自用的缺点。从天命八年
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
清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
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
进行征剿屠杀。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
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
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朝）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
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
尼堪（汉人）”。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
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
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
“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时有辽民几
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
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
“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
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仆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
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
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
加深了辽民的苦难。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臣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
拢汉族书生、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进入辽沈初
期，不少降金汉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赋，佥汉兵，派役夫，运官粮，筑城池，清点人丁，查获“奸
细”，捕捉逃人，劝诱辽民听从新君的命令，做了许多事。但是，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
反抗，明又不断派遣密使劝说汉官弃金投明，有些汉官就犹豫了，担心金国汗、贝勒不能久驻辽沈，
因而或与明臣书信往来，以留后路，或暗订密约，伺机叛逃。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
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当努尔哈赤决定派
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
矣。”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
，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
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这样一来，汉官人人疑惧自
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谏，妨碍了努尔哈赤对辽东汉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处理，影响了满族贵族
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