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驳面容的联想。敦煌莫高窟里的一幅壁画。叙述者感到自己体内的一部分东西正在死亡，一部分正在生长。叙述者从头顶上飞翔的乌鸦，联想到查拉斯图拉洞府中的鹰鹫。
而对罗布泊，我就像面对俄罗斯勇士道伯雷尼亚那张苍桑的悲苦的脸。或者那更像我的脸。我想起自己也曾是一名当兵的。当我从遥远的边疆回到内地以后，一位喜欢过我的女孩子曾称我的脸是斑驳面容。那女孩如今也已经成半老徐娘了哦，应当受到诅咒的时间。
忠诚的乌鸦在我的头顶盘旋着，鸣啾着。
我想起我在敦煌莫高窟看到的那幅壁画。一位印度髙僧，每日黄昏，都要来到恒河边上，开肠破肚，洗涤自己的肠胃，洗涤自己这一日所染的凡尘。他试图在这日日必备的洗礼中，洗尽凡尘，脱胎换骨，抵达一种大彻大悟尽善尽美的大境界。
我忘记了这是哪一个窟中的故事，也忘记了那高僧是准。我的笔一向疏于记录，而我的记忆又大不如前。不过这个佛教故事我是牢牢地记住了。记得，当时我站在莫高窟前，感到一种宁静，一种崇高。我还想到，高僧走下恒河边去的那一级级石的台阶，该就是泰戈尔笔下那头顶汲水罐的印度少女走过的台阶。
我愿意把自己的罗布泊之行，当作一次精神的洗礼。
面对罗布泊，在静静地独坐中，我感到自己身体中的一部分东西正在死亡，而一部分正在生长出来。正如罗布泊用三亿五千万年的时间，用十万年的时间，完成一次捏盘一样，我用丹独坐这一刻的时间，完成我的涅盘。
那只绕着丹飞翔的乌鸦，你就是那只曾盘旋在（尼采笔下的）查拉斯图拉的洞府中的鹰鹫吗？我不知道！
明天我将离开罗布泊。摄制组将离开罗布泊，而地质队将留下来，继续他们的使命。九月三十日晚上，营盘将喝一次酒，算是联欢和告别。十月一日早晨，将在罗布泊丹附近完成一次爆炸。这爆炸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拍摄的需要。尔后，摄制组撤离。
最后的晚餐。爆破。告别罗布泊。逃离罗布泊。在丹前照相。路途上遇到的两辆拉水车。看见迪坎儿绿洲了。四次洗澡。人生的一次阅历至此结束。
九月三十的晚餐，是我们进驻罗布泊以后，最丰盛的一顿饭。地质队打开了他们带来的各种罐头。摄制组则搬出了剩下的半箱白酒。一张桌子不够用，于是，又搬来两张钢丝床，用作餐桌。营盘里所有的人都到齐了。陈总点了点人数，差五个人。两个人用那辆大卡车去拉水了。而那三个人，也就是在小红旗上写诗的陈建忠他们，还在罗布泊深处勘测井位。他们像断线了的风筝一样，联系不上。
小发电机开着。酒一直喝到夜半更深。
我们要走了，而这些人将要留下来。这使我不安。记得当年在白房子边防站，服役完五年，那天早晨离开的时候，我就是这种心情。
但是随着年龄渐长，马齿徒长，这种狭隘的心理现在已经没有了。也许是他们比我小二十多岁吧，我现在心里更多的是一种长辈式的担忧和怜悯。我甚至不敢去看那些留下来的人的眼睛。好像我这是在逃离似的。
那最后的一夜，我在地质队员们的帐篷里坐了很久很久。我把棉衣棉袄脱下来，送给那个给地质队扛标杆的小民工。我把照我写过好些字的手电筒，送给技术员小石。我对摄制组为地质三大队赠送的罗布泊之子字样。字系本书作者所写他们说，出了罗布泊，这些就用不上了。第二天上路的时候，我还把我的太阳镜，送给司机老任。我说，做个留念吧，你比我更需要它！
第二天早晨，是十月一日的早晨。太阳从敦煌方面，像一枚红色的硬币一样，缓缓浮上地平线。在距离丹一百米的地方，实施了一次爆炸。巨浪腾起，一片欢呼。继而，所有的人，或躺，或坐，或站在丹一侧，照了一张合影相。
接着就上路了。
上路前，我对陈总说，没有水怎么办，要不，地质队随我们先回到连木沁吧！陈总说，还有些矿泉水，可以坚持几天，再说，现在派出去了两个拉水车，总该有一个能回来吧！陈总也和我们一起走，回库尔勒队部去。他走后，罗布泊这一摊事，将由技术员小石负责。
确实有一种逃离的感觉，一种有一只猛兽在后面追赶的感觉。
出了罗布泊基地不远，快到龟背山的时候，见到了维吾尔人开的那辆拉水车。这车果然是迷路了。后来我们的车来到那片沼泽地时，看见维吾尔人在戈壁滩上留下的昨晚歇息的痕迹。这辆拉水车的到来，令离开的所有的人的压抑的心境轻松了一些。
而在库鲁克塔格山以北，我们又见到了地质队派出的那一辆拉水车。太奢侈了！我们现在有两车水了！陈总说。他对开车的两个年轻地质队员说，水送到罗布泊后，放一天假，让大家都洗个澡，洗洗衣服。
这两个地质队员从坐进车里以后，车就一直没有停。一个开，一个睡，一直到现在。我很为这些可爱的年轻人感动。他们中的一个，正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雷平，或者王勇。
车过库鲁克塔格山山脊的时候，本来想在山顶那家小店歇息一下，可是小店没人，杨老板和何昌秀，大约都到山下的采石场去了。
如飞的车轮是在那一天黄昏，到达迪坎儿这一片绿洲的。一过觉罗塔格山的山口，风便变得柔和起来。而一进人康古儿海沟，风竟有了一些湿意了。我们贪婪地呼吸着这风。
突然，张作家端起自己的保温杯，哗哗地将水倒出了窗外。我说，你疯了，这是水！张作家往前一指说，已经看见绿洲了，不用再担心了，这红色的铁锈水，将它倒掉吧！
从迪坎儿到连木沁，短短的二十公里，我们洗了四次澡。
一进迪坎儿，看见了白杨，葡萄架，路边的蒿草，许多人眼睛变得湿汪汪的。路旁有一条小渠，这正是来时我们看到的那坎儿井流出来的水。一见水，张作家就大喊停车。车没停稳，他就跳了下去，鞋子也没有来得及脱，衣服也没有来得及脱，就爬在了水渠里。他先咕嘟咕嘟地喝了一肚子水，然后又将脑袋半浸在水里，洗那毡片一样的头发。
陈总说，这水太小，迪坎儿村子里，有一条小河，那里水大一些。于是，我们便从这渠爬出来，去找那小河。
一个美丽的小河从迪坎儿横穿而过。一群维吾尔族少女在下游洗衣服，一个维族老大爷在上游担水，一个维族老大娘在中游洗羊头、羊蹄。他们怜悯地看着这一群蓬头垢面的人们。
这一次，我们斯一些了。我们坐在河边的石阶上，洗头，洗脸，刮胡子，刷牙，我们把双脚浸在水里，听任鱼儿轻轻地咬你的脚趾头。
第三次，是在汽车穿越一条小河时，蓝汪汪的水流又诱使我们停留下来，再洗了一次。
第四次是大洗。这天晚上，回到了连木沁地质一大队的驻地。我们每人，都在浴室的热水龙头前站了一个多小时。我们一边洗着，一边想着尚在罗布泊的地质队员们。
后来，我们重返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分手，安导带领摄制组，随陈总前往库尔勒拍摄。继而又从库尔勒，到和田，到喀什。我和张作家，则乘火车，回西安去了。
后来在西安的家中，看到电视上报导的一位骑摩托车的报社记者，横穿罗布泊的情景。在电视屏幕上我看见了我居住的那一处丹，它比我居住时，显得更为苍老和凄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