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很缺乏指挥才能，而湘军则是他最大的资本，湘军也成就了他。之所以能够澄清宇内，要归功于他的知人之能。曾国藩善于识别那些能帮助自己的人，也善于用人以长来补己之短，借助别人的力量来成就大业。他的识人之术、知人之智、用人之略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
不独揽功劳，学会推功让贤
曾国藩语录：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任何时候，一个团队想要取得更高的成就，光靠一两个英雄人物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讲求互助合作，个人英雄主义在现代社会成就不了大事，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即使在古代，那些有大智慧者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人讲求“和”，儒家提出了“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立人，就是培养锻炼人才，使其成材；达人，就是帮助人才去功成名就。
社会是一个金字塔，那些身处高层的位子总是越来越少的，对于身处高层的领导者来说，很多成绩的取得显然离不开手下人员的共同努力，但是作为“出头鸟”，如果不懂得“立人”和“达人”，如果总是把功劳独占，把责任推给大家，那挨打的日子就不远了。
《黄石公兵法》中有一项“推恩施惠”的主张，非常有见地。意思是：有功劳的时候，要懂得将功劳往上推；有利益的时候，则要懂得施惠给下面的人。
曾国藩尤为推崇孔孟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他还把是否施于人的问题当作识量大小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孟子所说的“取人为善，与人为善”，都是“恕”和“仁”的道理。如果一个人懂得这个道理则说明这个人见识广博胸襟广阔，否则就是见识短浅肚量狭隘。
曾国藩认为：“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曾国藩把这种信念用在自己的事业中，就是功不己居、名不己出。
比如在对待湖广总督官上，因为长江水师改制的问题，曾国藩总是将官的功劳摆在最前面。这样做是深谋远虑的，官这个人很复杂。他既仇视湘军，又沾了湘军的光。不是湘军的胜利，哪有他的一等伯爵？但他是个聪明人，背地里陷害你，表面上却恭恭敬敬，还要说湘军的好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贪名贪利，无定识，无风骨，你给他点好处，他就会站在你这边。曾国藩这次给了官一个大大的好处，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他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让官做，他们都做他的副手。这样一来，官自然会站在湘军一边，还帮着曾国藩的湘军做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推一个满人出来做领导的做法是极为明智的。这体现了曾国藩的“推功让贤”和“与人为善”的思想。
对手下那些英勇杀敌、拼死疆场的将领，曾国藩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每每谈到收复安庆的事，曾国藩总是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及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到后来攻下金陵，则又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的时候，赞扬他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称他们是一代名流，不是说自愧不如，就是说谋略莫及，这往往从他的奏折和信函中表现出来。
曾国藩不光嘴上夸奖，还会实实在在地为他们争取功劳。自担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对患难与共的有功者多次上疏，请朝廷给他们上次，予以提拔。攻陷天京后，曾国藩兄弟封侯荫子，湘军的诸多将领也得到了很大的荣耀。但是此时曾国藩更想的是为那些死去的以及活着而“有功未赏”者讨个说法。
光同治三年（1864）八月十三日一天，他就三次上疏。第一次是为攻打天京时阵亡伤残的501人恳请朝廷“议恤”。对准备“荣归故里”的数百人，他请求朝廷能够让他们衣锦还乡。第二个折子是对吏部的批评，因为他之前上疏为部下请功的保荐案被压下了22个之多，这些都是“积年有功之士，所保官阶，悬而无薄（兑现）”，这将使他们有被朝廷抛弃的感觉。但是办理这些案子需要很多年时间，这本身对他们就是不公平的。于是，他请皇帝下旨发交吏部，“将臣营自（咸丰）十年起所保各案，均免加考，报部核议，即照原单一体注册”，让现在仍在军营中的人感受到激励。第三个折子是密呈皇帝和慈禧太后的，他讲了几个自己内疚的人，认为这些人都是有“冤屈”的，当然这些“冤屈”和他自己有关，他请求能够允许为这些人正名。这些人包括李元度、江忠源、何桂珍、刘腾鸿、毕金科五人。申请对他们的奖励和抚恤。最后，朝廷基本都满足了曾国藩的请求，使曾国藩对和自己出生入死的湘军将士有了安慰。
反过来，曾国藩对极力想得到一个人打下南京大名的曾国荃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说：“古来的大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人的谋划只占十分之三，天意要占十分之七。往往是出力的人并非就是成名的人，成名的人并非就是享福的人。这一次行动，像克复武汉、九江、安庆，出力之人就是成名之人，在天意已经算是十分公道了，但这是不可靠的。我们兄弟但在尽心尽力上下工夫，成名这两个字则不要管了，享福这两个字就更不必问了。”
曾国藩同时告诫老九，即使攻克了南京，也应该明白不要居功的道理，因为“富贵功名，都是人世间的浮荣”，只有“胸襟开阔”，才是“真正的财富”。最终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却在上疏中将攻克南京之功完全归于朝廷，表现得十分理智。
曾国藩推崇“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主张，同时他还懂得“利己利人，达己达人”的道理。这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彻悟。人的本性上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适当的**是激励自己前进的动力，而**太盛就变成了一个陷阱。对帮助自己成功的人来说，一定要明白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你的成功，所以你的成功中有对方的功劳，千万不要独揽功劳。如果都揽到自己头上，难免会压得自己抬不起头来，还会把自己压垮。
一日一心得
《老子》中有一句话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原意为任其自然存在，不占为己有。后用来表示立了功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如果一个人明知道干下去不可能得到任何利益，他怎么会情愿再干下去呢？如果手下众人明知道跟着自己东征西杀没有发展，什么也得不到，他为什么要白白地跟着你玩命呢？
宽于待人，不可求全责备
曾国藩语录：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
“人无完人”这是谁都知道的道理，因此，与人相处时，不必苛求对方，应该以宽容接纳的心态看待对方，容许对方的缺点存在。“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要求别人太严格了，就没有伙伴。我们在与人相处的时候不要用放大镜看对方的缺点，而应该用放大镜看对方的优点。如果过分地追求完美，不断指责他人的过错，就会失去朋友和合作伙伴。只有包容别人的缺点和过失，才能赢得人心。尤其是身处高位者，更应该有容人之心，唯有此才能使人愿意追随在左右，心甘情愿地为之出生入死。
曾国藩说：“概天下无无瑕之才、无隙之交。大过改之，微瑕涵之，则可。”意思是说，大抵天下没有完全无缺的人才，也没有完全无缝隙的交情。只要能将大的缺点改正，小的缺点包涵，也就可以了。
曾国藩提倡“恕”，其中心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应该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做到“恕”就可以容人之短，甚至可以接受旁人不可容忍之事。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没有任何的根基，没有一兵一卒，但是他能够突破深厚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敢于重用有识之士，使得好多人愿意为他忠心效劳，这些都得益于他坦荡的襟怀和识才善用的本领。曾国藩常告诫他的幕僚和兄弟说，断不可轻视有一技之长者，“人才难得，恐因小瑕而遽去有用之才也。”
曾国藩说：“敬以持身，恕以待人”，就是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交友方面，他提倡交友要有量，如果朋友间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情况；双方应该宽宏大量，这样才不伤和气。
在《答欧阳勋》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曾经思虑自己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吸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量。”
曾国藩提出待人要做到“恕”，不可怀有偏见心理，不可求全责备，要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道人善，即是善：扬人恶，即是恶。”要与人为善、宽于待人应该尊重和关怀他人。
待人以诚恕、宽容的思想在给其弟的信中也曾有这样的表述，他说：“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谁都有顺境和逆境之时，得意时以谦让宽恕之心待人，就会为自己今后留下一条出路。”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经历了几次波折，从中体现出曾国藩“待人以诚以恕”的精神。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个人的性格反差很大，因此，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尽管如此，但曾国藩从来没有因此对左宗棠不满，甚至记恨他。相反他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朝廷举荐左宗棠，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他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因此，他的保举才使左宗棠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曾国藩因为李元度有倾向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而弹劾他，结果遭到了很多人的指责，说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闻此，非常气愤地对他说：“听君之便。”李鸿章便负气离开了祁门。后来，几经辗转波折，他又想回到曾国藩的门下，曾国藩不计前嫌，大度能容，并且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
关于曾国藩的宽和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他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刘的字体，但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刘以草写的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身边的人。同时，曾国藩也因为他的宽容大度获得了他人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少树了一些敌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和超人的气量，做大事，要能容人，能容天下难容之人，更要能包容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能与不同性格的人相处，互补缺失，共创大业。
一日一心得
宽容是人生的一种智慧，更是建立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法宝，一个拥有宽容美德的人，能够对那些在意见、习惯和信仰方面与你不同的人表示友好和接受，宽容不仅对你的个人生活具有很大的价值，而且对你的事业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一个人经历一次宽容，就可能会打开一扇通向成功的大门，借助宽容的力量，你才能实现自己伟大的梦想，成就自己的事业。
多结交良朋益友
曾国藩语录：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
俗语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正是由于朋友弟兄的通力合作才让曾国藩成就了一番事业。我们也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古时候人交友和现在不同，古人交友如同求师。贾岛曾经说：“君子忌苟合，择友如求师。”曾国藩择友，注重的是对自己是不是有所裨益，结交的大都是高明之人，博之士。他反复嘱咐兄弟：“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
孔子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益友有三种，损友也有三种。与那些待人耿直、宽容，博学多才的人交朋友有益处；与那些走邪门歪道、谗媚奉迎、花言巧语的人交朋友是有害的。
选择朋友对一个人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结交益友，会促使你进步，在你陷入危难时，益友会鼎力相助；反之，结交损友，会让你堕落，当你陷入困境时，损友会落井下石，让你的处境雪上加霜。
曾国藩深知朋友的重要，因此，他说：“择友乃人生第一要义。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贤否，不可不慎也。”他认为择友是人生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件事。一个人一生是成功还是失败，跟他所结交的朋友是否才华出众、品性优良紧密相关，因此，选择朋友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非常慎重！
曾国藩交友如此慎重，那自然就有择友的原则和标准，他说：“若果威仪可测，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能，友之可也。”就是说一个人若举止威仪，诚实通达，可以尊之为师；一个人若博学典，擅长诗，可以待之为友。无论是尊为师，还是结为友，都应当长存敬畏之心，不能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渐渐地怠慢不敬，如果这样就再也不会从他身上获得教益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鉴和倭仁两位理学大师对曾国藩的帮助是非常大的。唐鉴告老还乡后，咸丰帝连连召他入京，垂问军国大计。唐鉴向咸丰帝举荐曾国藩，请皇上任命他为湖南团练大臣，授给他便宜行事之权；并且详细地向皇上讲述了曾国藩的出身、学问、为人、才干，说“曾涤生才堪大用，为忠诚谋国之臣”。他还以自己的一生名望作担保，请咸丰帝坚信曾国藩将来必成大事。1853年1月8日，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的命令。而湘军的崛起、强大称为曾国藩之后倚重的主要力量。
倭仁点拨了曾国藩很多的为人处世之道，和修心养性之法，这些虽然没有唐鉴的举荐来得直接，但却最是让曾国藩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这两位对曾国藩来说，就是可以尊之为师的人。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人以类聚，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有志之士。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此二人皆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在京经由郭嵩焘引见，曾国藩认识了江忠源。江忠源因为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干将，官至巡抚，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罗泽南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是宋儒，时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学问。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结为师友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你拜人而人不受，碰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曾国藩曾引用韩愈的话：“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就是说，好人不愿与我交往，我要尽力向他靠拢。只要有心向学，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曾国藩深知学问事业受师友的影响很大，所以他平生对于访师择友，极为留心。他曾说过：“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都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由此我们看到，结交好的朋友不但是一种感情的慰藉，还可以互相砥砺，共赴患难，在事业上共同进步。朋友之间，无论是志趣还是品德上都会互相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选择朋友就是选择自己的命运。
一日一心得
朋友有很多种，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的人才是你的真朋友。所以，选择朋友最主要的是要看他的品德。有人说“要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看他身边的朋友就知道了”，可见，朋友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另外，朋友之间也需要经常联系以维持良好的关系，避免“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给人留面子，自己更有面子
曾国藩语录：予人一分面子，人必予两分面子。伤人一分面子，人必损十分面子。为人处世，面子不可不慎。
古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谓“失节事大”，其实是面子事大。还有句俗语道：“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这句话充分表达了人们尤其是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问题，而打脸和揭人短处都是最伤人面子的事情。虽然这面子看不见摸不着，却代表着作为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做了皇帝后自然少不了有昔日的穷哥们儿到京城找他。这些人满以为朱元璋会念在昔日共同受罪的情分上，给他们封个一官半职，谁知朱元璋最忌讳别人揭他的老底，认为那样会有损自己的威信，因此对来访者大都拒而不见。
有一位朱元璋儿时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好友，千里迢迢从老家凤阳赶到南京，几经周折总算进了皇宫。一见面，这位老兄便当着武百官大叫大嚷起来：“哎呀，朱老四，你当了皇帝可真威风呀！还认得我吗！当年咱俩可是一块儿光着屁股玩耍，你干了坏事总是让我替你挨打。记得有一次咱俩一块偷豆子吃，背着大人用破瓦罐煮，豆还没煮熟你就先抢起来，结果把瓦罐都打烂了，豆子撒了一地。你吃得太急，豆子卡在嗓子眼儿里还是我帮你弄出来的。怎么，不记得啦！”
这位老兄还在那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宝座上的朱元璋再也坐不住了，心想此人太不知趣，居然当着武百官的面揭我的短处，让我这个当皇帝的脸往哪儿搁。盛怒之下，朱元璋下令把这个穷哥们儿杀了。这就是戳人痛处的下场。
为人处世不能随心所欲，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定要知道哪些话是不该说的，尤其是当我们知道别人不愿提及的事时就必须“绕道而行”，否则必会自食其果。
有一位姑娘交友不慎，被初恋的男友伤得很深，姑娘为此难过了好一段时间。朋友们和她在一起时都会避讳这一话题，怕引得她伤心。偏偏有位同事口无遮拦，在聚餐时，就感叹道：“我觉得你挺优秀的呀，人品好，长相不错，为人处世也大方得体……”这本是句好话，却没想到酒过三巡的同事没经大脑又加了一句“我真不明白当初你那个男友为什么会弃你而去呢？”姑娘本来听了前半句赞扬很是高兴，但听完后半句立刻沉下了脸，回敬了一句：“这关你什么事呀？”同事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支支吾吾地想道歉，却是越抹越黑，结果举座不欢，以尴尬收场。
不揭人短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做人的涵养，是一种对人的爱护之心，体现的是宽和的态度和平和的心态。曾国藩说：“说人之短，乃护己之短。夸己之长，乃忌人之长。皆由存心不厚，识量太狭耳。能去此弊，可以进德，可以远怨。”
早年的曾国藩也是个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欢交往的人，也喜欢对别人品头论足，还经常和别人争口舌之胜。结果，因为“多言”而得罪人的事时有发生。
一次，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他的朋友小珊也前来，席间两人观点不和，争论不休，曾国藩的父亲看在眼里。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面子的话。曾国藩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几于志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遣问其他？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给别人面子，自己才有面子。你给了别人面子，一是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二是为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别人给你面子，这样就会让许多难处的关系变得容易，让许多难办的事情变得顺利，一举而多得，何乐而不为？
一日一心得
有的人把自己的面子看得贵如金，却把别人的面子看得贱如纸。他们为了自显高明，无视他人的尊严，甚至将对方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其结果，也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在人际交往中，只要维持住双方的面子，则一切争端都有回旋的余地；一旦撕破面皮，就极可能转入火星四溅、双方都无力控制的局面。
选对人才，选择成功
曾国藩语录：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
所谓选对人才，就是首先要求选人者具备伯乐的眼光，能够准确地识别人才。这是选对人才的前提和关键。
曾国藩在识人方面可以说是高人一等的。他习惯凭感觉识人，他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看这个人的气质、精神风貌，然后凭自己的经验做出判断与抉择。
一天，李鸿章带了三个人来拜见曾国藩，请曾国藩给他们分派职务。恰巧曾国藩散步去了，李鸿章示意那三个人在厅外等候。不久，曾国藩散步回来，李鸿章禀明来意，请曾国藩考察那三个人。曾国藩摇手笑言：“不必了，面向厅门，站在左边的那位是个忠厚人，办事小心谨慎，让人放心，可派他做后勤供应一类的工作；中间那位是个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人，不值得信任，只宜分派一些无足轻重的工作，担不得大任；右边那位是个将才，可独当一面，将大有作为，应予重用。”
李鸿章很是惊奇，问：“还没用他们，大人您如何看出来的呢？”
曾国藩笑着说：“刚才散步回来，在厅外见到了这个人。走过他们身边时，左边那个态度温顺，目光低垂，拘谨有余，小心翼翼，可见是一小心谨慎之人，因此适合做后勤供应一类只需踏实肯干，无需多少开创精神和机敏的事情。中间那位，表面上恭恭敬敬，可等我走过之后，就左顾右盼，神色不端，可见是个阳奉阴违，机巧狡诈之辈，断断不可重用。右边那位，始终挺拔而立，气宇轩昂，目光凛然，不卑不亢，是一位大将之才，将来成就不在你我之下。”
曾国藩所指的那位“大将之才”，便是日后立下赫赫战功并官至台湾巡抚的淮军勇将刘铭传。
可见，只有准确地识人，看出他的性格、性情，才能有针对地使用他们。
曾国藩在选人方面坚持三个原则：要求不能过高；首选血性忠义之人；德才兼备，以德为重。
第一个原则：要求不能过高。
人无完人，人才也是一样。每个人必有所长，也必有所短。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因为他自己就是有所长也有所短的一个人。比如统领将帅规划战略他很在行，但是亲自指挥作战他可以说是屡遭败绩。因此，他指出，一世之人才足够一世之用，就看怎么去发现和识别。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大约上等的贤哲，只能靠天缘才能遇到。中等人才，则可以以人力求得。阁下眼界太高，将来恐怕没有一个能够为你所用的人才。程子曾经对司马光说：愿相公宁愿受一百个人的欺骗，也没有使好贤之心从此而没。阁下仔细体会一下这两句话，降低取才的标准，获取的人才也渐一天比一天多了。
曾国藩认为，挑选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拘一格，评判人才的关键在于不求苛细。他说：“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地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扶植。
选才不拘一格不只是不受地域的限制，还要不受出身、资历等的限制。他手下的大将，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第二个原则：首选血性忠义之人。
曾国藩提倡的是不拘一格选人才，这并不是说他选拔人才是没有标准的。相反，曾国藩在选拔人才上有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而有血性够忠义，是选人的最核心标准。他说：“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持。”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了忠义血性，那么这四个条件就都会具备；缺乏忠义血性，虽然貌似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也终究是不可靠的。
曾国藩强调血性，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将湘军训练成一支“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部队。
《中兴将帅别传》一书中描述说，曾国藩“有百折不挠之志”，胡林翼“虽然一败再败，但斗志更加旺盛”，江忠源“每当作战的时候都是亲自上阵”，罗泽南和他的弟子们“以镇压太平天国为己任，忠义愤发，虽败犹荣”。这些平日里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在战场上居然表现得如此凶悍，完全是因为他们内心里都有一股所谓的“忠义血性”。
第三个原则：德才兼备，以德为重。
司马光从德和才两方面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他主张用人应以德为重，这样才能用君子而不用小人。司马光分析人们选拔人才时往往重才轻德的原因，是由于有德的人被人所敬畏，而有才的人一般被人所喜爱；对所喜爱的人容易亲近，对所敬畏的人则容易疏远。因而考察和选拔人才时往往只看到了才能方面，而忽略了品德方面。他提醒后人说，这样的历史教训太多了，“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
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曾国藩曾说：“有才无德，近于小人；有德无才，近于愚人；与其有才无德近于小人，不如有德无才近于愚人。”这段话反映了曾国藩既强调德才兼备，又注重以德为先。
曾国藩所谓的“德”，含义很广泛，忠诚、勤俭、朴实、耿介、不怕死等等都属于“德”的范畴。对“心眼太多，好说大话”的浮滑之辈，曾国藩是深恶痛绝的，所以他一直强调“崇尚朴实，杜绝浮华”，厌恶油嘴滑舌的夸夸其谈。他认为“湘军的优点，全在于没有官气而有血性，如果官气增加一分，那么血性就必然要减掉一分”。“湘军向来不喜欢用花言巧语的将领”，“凡是不经过深入的思索，就信口开河的，我从来不跟他们说长短。”
到了晚年，多年的经历让曾国藩发现，德才兼备者没有几个，大凡愿意出来做事的，大多都好名、贪财，因此，他在选才标准的认识上已经有了不小的改变。他总结说：“对有才无德的人，应当不要埋没他的长处，只需要稍微与他保持一点距离就可以了。”显然，这时他在“德才兼备”的标准上已有所让步。
一日一心得
选对人才就是选择成功，得力的人能够给你巨大的帮助，而不得力的不但不能给你帮助还会坏你的事。所谓得力的，就是有德行，有血性，对事业够忠诚，又有才能的人；所谓不得力的，肯定是没有德行的，至于其他的，才能也许很高，但是会不会帮助你，会不会用在正途上，则很难说。当然，首先，你必须能够发现你需要的人，这是前提。
用人以长，不计小节
曾国藩语录：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也应用其长。
清代思想家魏源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人都是各有所长的，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知道要想成就大事，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必须借助有才之人的帮助才可以，所以，他很善于使用人才，让人才为自己的成功助力。曾国藩认为，对于人才，无论其性情如何，只要有利于事情的顺利完成，就要为我用，不论其出身，不论其所从事职业。因为人才是多方面的，瞎子的听力好，哑巴的手势打得逼真，这是常理。人有这面的缺点就有另一方面的特长。
曾国藩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
每个人都有缺点和短处，同样的，每个人也都有优点和长处。不要以偏概全，光盯着别人的缺点，更要看到别人的优点，进而利用别人的长处成就自己。曾国藩用人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够用人以长，而忽略其小节。这首先得益于他对人才的清晰分类和深刻的认识。
他把人才分为了以下十种，而且分析了各自的优劣：
一是节清之家。节清之人德行厚重，仪容端庄，未被使用就已引人注目，他的道顺畅而有救化，因此在未显达之时，众人乐意举荐他。显达之后，上下之人都尊敬他。功足具激浊扬清，德足以师表风范。这种人对社会没有祸害又能长久显达，因此为世人所尊重。他们处理各种事物井井有条，政绩与德行齐飞，声名和形象一色，让其他人肃然起敬。
二是法家。法家之才，以制度为本，待成功之后才显出效果，这种方法先苦后甜。严厉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未显达时，众人猜忌，政令施行之后，上下之人又畏惧他。功绩在于能建立法制，安邦定国。
三是术家。术家之才，出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成功才显现出他的本领。一般在开始时深藏不露，然后方逐渐显现才华，达到精深玄妙的地步。在未显扬本领之前，许多人发现不到他的才能。他的才能，会得到明主的珍视。功业足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通古今之变。而当其引退时，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作为一种人才，神奇而不经常被用，因而有时会沉没无闻而不显扬。
四是国家栋梁之才。国家栋梁之才往往德、法、术之才兼备。其德足以整肃社会风气，法制足以匡正天下，权术足以制定国策，可谓国家栋梁一类的人才。三才兼具者才能德行足以代替君王掌管国家。他们道德清扬，可谓一国表率；能依法治国，整肃法纪，又不会失之严酷；他们足智多谋，果敢善断，而且能诗，武可行兵打仗，竭尽忠诚，为国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上古的伊尹、吕尚可谓代表，三国时的诸葛亮也可以算在此内。
五是大臣或地方官之才。兼有三才，但是三才都不够纯备。德行可以做一地一域的表率，法足以治理一地一乡，权术足以权衡处理一般事宜，这是出任大臣、地方官的人才。
六是智识之士。智慧明识的事业，本于推原测度。其治理之道顺遂而不违逆。所以当其未发达时，被一般人所容纳，已成功时，为宠爱者所推许。其功业足以佐助明主，深于思虑。而其弊处在于只知直趋，不知退隐，或者违背正常以保身自全。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但难以维持正义，因此有时先得利而后招致祸害。方略谋划一事，对军事、行政、教化工作能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这种人才在才智上也许不逊于谋略家，但在勇气和行动上不如谋略家强劲，往往是知而能争，争而不得。无力坚持正确的东西，要么屈从，要么逃避，因此声名功绩终不如谋略家显达。
七是臧否之才。褒贬善恶的事业，根本在于是非。其治理之道清廉而且规范。当其未成功时，能够被一般人所认识，一经显达，又为一般人所称道，其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其弊害在于为毁谤者所怨恨。其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为人赞赏，而后被人疏远。
八是伎俩之才。讲求技能的事业，根本在于事功能。其治理之道辨慧而且神速。当未显达时，为一般人所惊异，已成功时，被政府委以职任。其功业足以清理繁冗，纠正邪谬。其弊端在于使普通人劳顿而使地位低下者疲惫。作为一种事业，细致却不安泰，因此是治理之道的末等。
九是儒之才。这是三种人才的合称，包括：章写得好的人，可传道授业的教育人，才和德都好的舌辩之士。章之才可以著书立说，章千古，如司马迁之著《史记》；能传授圣人经典，激扬理，却不能干预施政的人才是儒学教育之才；论事未必有道理，但应对自如，能自圆其说，或洒脱，或放浪形骸，或偏激，或正统，这类人属于口辩之才。
十是骁雄之才。骁雄之才一般胆力卓绝，才略过人，但是对于治国的才能和人际的心机考虑不够。他们属于政治上幼稚、容易被小人陷害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和宋朝的岳飞都属此类。
由此可见，无论是怎么的人才，无论在哪个领域有着突出的成就和高深的造诣，也都不是样样精通的，总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这些缺陷并不妨碍有识之士让他们一展才华。于是，曾国藩强调了在使用上述的人才时，要小心谨慎，尽可能人尽其才，扬长避短。
曾国藩在用人上一直坚持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他深知左宗棠、李鸿章等是统率全局之才，便向朝廷推荐担任封疆大吏；他深知彭玉麟、杨岳斌等足智多谋，能够独当一面，就奏举其担任水军将领；他深知丁日昌、容闳等熟知洋情，多次出国学习考察，就让其负责操办对外贸易事务；他深知李瀚章、郭嵩焘等有理财之能，便任命他们担任财物部长，负责筹集工资粮饷之责；他深知赵烈、薛福成等才思敏捷，就把他们长期留在幕中担任书工作；他深知李善兰、华蘅芳等熟悉工程技术，就聘任他们负责产品研发。
曾国藩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李兴锐等。
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倪蔚、方宗诚等。
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容闳后来评述说：“当时聚于曾正之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如此众多的各方面的专家，就是他用人以长的结果。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都有比我们强的方面。我们要学会把这些长处用在对自己有帮助的地方，而千万不要妒贤嫉能，看到别人比自己强就心里不舒服，那是成不了大事的。
用人以长，首先要了解人之长到底在哪里，到底是什么，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物尽其用。相反，如果因为某人有缺点而故意疏远，或者干脆不用他，那就有“因噎废食”之嫌了。有缺点没关系，重要的是他的长处是不是你需要的，能不能为你所用。
一日一心得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即使是圣人，也一样有不知道的事情，也一样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所以，使用人才重要的是要看到他的专长在什么方面，然后将他安排到最能够发挥其专长的岗位上，用他的专长帮助你完成事情。而不要因为他身上有某个缺点，就否定他的全部，这不是明智的用人之道。
知人善任，量才器使
曾国藩语录：若佳人人建言，参互质怔，岂不更为核实乎？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是我们现代人才管理中常说的一句话。很多人并不是没有才能，很可能是待错了位置，才导致自己的才能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因此，要想人尽其才，就得先才尽其用，这就需要领导者能够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这样才能保证把合适的人放在了合适的位置上，也才能保证每个位置上的人都发挥出他们最大的才能。
知人善任的例子，历史上有很多，比如：曹操让作风正派、清正廉明的崔琰和毛玠去主持选拔官员的工作，果然他们两个选拔推荐上来的都是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任劳任怨的枣祗和任峻两个人去屯田，结果曹操的屯田制得到了贯彻和落实，曹操获得了丰厚的粮草和经济基础；曹操最负盛名的五个将军中，于禁、乐进拔于“行阵之间，”张辽、徐晃取于“亡虏之内”，“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其中，大将张辽独当一面，曾经在逍遥津大败孙权，差点就活捉孙权。
**也是一个知人善任的领袖。他发现了罗荣桓是个人才，经他的介绍，罗荣桓被破格提升为红四军政委。当时任红四军军长的是**。**是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打起仗来比较灵活，但个性很强，性格古怪，刚愎自用，不愿听取别人批评，同各届党代表大都搞不好关系，别人很难与之共事。在物色红四军政委的人选时，**考虑到这个人除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外，还必须既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经过他的慎重考虑，选中了貌不惊人的罗荣桓。**说：“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已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罗荣桓上任后，在红四军开展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的政治工作，使全军指战员始终保持了非常旺盛的战斗情绪。罗荣桓把军事训练、后勤工作也抓得井井有条。性格偏狭的**也感到没有什么好挑剔的了。
知人善任，当然首先得有人才，广纳贤才只是使用人才的第一步。其次，让人才在合适的位置上各尽所长。如果你招纳的贤才很多，却不能让他们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还是等于没有人才。知人善任，包括知人与善任两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为政之本，在于选贤”，选贤务必知人善任。知人就是要了解人，善任就是要用好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善任是知人的目的；通过知人以达到善任，又在善任中进一步知人识人。
曾国藩生前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曾国藩的原则是：“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采访宜多，委用宜慎”。也就是在“广收”的基础上要“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这里的“慎用”就是知人善任。
“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
曾国藩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深刻认识及对人才的重视和善用，在当时是有名的，太平军翼王石达开曾说：“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左宗棠对此也有“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这足以说明曾国藩知人善任，他最早培养提拔的“干部”，大多都官至高位，封疆大吏也有多人。
曾国藩喜欢读《史记高祖本记》，特别是欣赏刘邦赞称萧何、张良、韩信三人的一段话，刘邦武平平，后得天下，可以说全在于使用这三个人，而使这三人各尽其才，便是刘邦的本事。曾国藩以人身份带兵，深知自己打仗既无才，又无经验，所以，他时刻不忘像刘邦那样，选好人，用好人。
要真正做到知人善任，量才器使，首先在于如何去认识人。曾国藩主张“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因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为了“慎用”，必须对人才时时加以考察。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臣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到集思广益的效果，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
曾国藩幕府人才众多，但没有一个是滥竽充数的，个个都有真才实学。在量才录用的基础上，曾国藩用其所长，尽其所能，他幕府中的人有做封疆大吏的，有做水师将领的，有操办对外贸易的，有担任财物部长的，有担任秘书工作的，有负责产品开发的。各种人才各展所长都是曾国藩推荐提拔的结果。
一日一心得
知人善任，知人要做到“五不”：不以好恶而取才；不以妒谤而毁才；不以卑微而轻才；不以恭顺而选才；不以小过而舍才。善任要做到“五坚持”：坚持德才兼备；坚持重用人才；坚持用人所长；坚持注重实绩；坚持明责授权。
选对继承人很重要
曾国藩语录：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
古语说“创业难，守业更难”。我们看到过太多这样的事情，父一辈花几十年时间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等到了下一代手里，往往几年时间就衰败了。虽然世事的变化是不可忽略的客观因素，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没有选好接班人，或者说所选的接班人并不具备管理的才能。所以说，要想使基业保持长青，选对继承人很关键。
曾国藩曾经说过：“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他常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在曾国藩看来，办事离不开人，善用人者，虽弱必强，虽衰必兴，不善用人者，虽强必败，虽盛必亡。
曾国藩去世后，他的影响力不但没有减弱，相反还被继承了下来，并且支撑了晚清摇摇欲坠的危局。而继承了曾国藩思想的就是李鸿章。
清末学者夏震武这样评价曾李的一脉相承，他说：“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李鸿章能够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晚清重臣，拜相封侯，权倾朝野，主持清廷内政外交达数十年之久，固然与时代环境和个人才识有着密切关系。但曾国藩对其精心培育、着意栽培提携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李鸿章本人也自称不仅为曾国藩门下“传教习教之人”。而且是曾氏“诸门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亲切”的“忠实继承人”。
李鸿章于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这期间，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天国起义后，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国藩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率湘军收复了九江，李鸿章赶往九江，投奔曾国藩。由于两个人有师生之谊，李鸿章以为事情会很顺利，但是没想到曾国藩借口军务太忙，没有见他，把李鸿章晾了一个月。后来在陈鼐的劝说下，李鸿章才进了曾国藩幕府。原来，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他心高气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打磨他的棱角。此后，曾国藩果然又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早上要早起，吃饭有定时，虽在战时也不例外，而且他规定，每顿饭必须等幕僚都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
李鸿章一开始还能坚持，但是有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想多睡一会儿。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才下令开饭。
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从此之后，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才，早在赴京途中，就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曾国藩就让他掌管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他当众夸奖李鸿章：“少荃天资聪明，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曾国藩也深知李才高气盛，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前面讲到的早起是一例。每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曾国藩就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
后来，曾国藩和李鸿章在李元度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使得李鸿章离开了祁门曾国藩的幕府，暂居南昌哥哥家中。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在江浙取得突破性进展，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太平军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的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于是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辞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而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国藩幕府。于是，曾国藩排李鸿章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工作。
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临行前，曾国藩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针对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李续宜以“从容”二字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他表示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处处秉承曾国藩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他写给曾国藩的信有44封之多。他把曾国藩比作佛祖释迦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附以成名。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首肯，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从李鸿章的身上常常可以看见曾国藩的影子：曾国藩早就使用洋炮，李鸿章来到上海后更爱洋枪洋炮；曾国藩幕府中供养着“三圣七贤”十位名儒，李鸿章到上海后也很快和上海势力中的商绅打成一片；曾国藩处理军政大事虽然会咨询幕僚们，但最后的决定还是自己的主意，李鸿章在这方面青出于蓝，来上海后不容许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李鸿章有生之年感谢曾国藩的“积年训植”，他曾向部将刘秉璋说起曾国藩对自己的恩情：“我跟从的师辈多了，没有一位像这老翁善教的。他随时随地随事都有所指示。”李鸿章成名后朝野舆论也说他“果毅坚贞，克绍曾门衣钵”；他自己则说，别的弟子多不愿遵从师门成法，但“鸿章笃守”。他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曾国藩曾有一句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一日一心得
要选对继承人，首先要会识人，从中找到那个最能继承事业的人；其次，要重在培养，可以全面地对继承人进行多方位的培养，使他真正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才。最后，不要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因为你选的是继承人，所以你必须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管理人才两手都要硬
曾国藩语录：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一个好的管理者，首先要能够管理好手下的人才，用他们所长，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作用。在曾国藩看来，“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广收就是广泛招揽人才；慎用就是仔细考察，通过多加培养和教育，合格了就加以重用；勤教，就是多教育培养人才；严绳就是培养、选拔时要有严格的标准。
曾国藩是理学名儒，道德、纲纪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尤重。他说过：“德若水之源，水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因此，对那些缺德之人，曾国藩始终是非常警惕的。警惕并不是说不用他们，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李鸿章有两大缺点，除了没有“恒”外，还很贪财，曾国藩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这方面，尽量满足他。对于钱财，曾国藩向来不看重，虽然贪财是无德的表现，但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这毕竟没有他能带兵打仗重要。
还有一个人才是黄冕。这个人有大才干，但为官很贪。曾国藩不仅不说他，反而委他以筹办粮饷的重任，并经常保举他。
美国著名企业家玛丽凯阿什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第一要做的就是了解下属。她在任用每一个部门经理前会对他们进行彻底的调查和了解，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委以不同的职务，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
管理人才除了有严格的标准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先了解人才，这样才能做到有针对、有区别地管理人才。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后来自己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李鸿章奉命招募淮军时，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军，命名为“铭军”，并给“铭军”装备了洋枪洋炮等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后来，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事情发生后，怎么处理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有勇有谋，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了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畏惧。这一招果然管用，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李鸿章很欣赏曾国藩处理刘铭传的办法，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被委任为台湾道员。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粉碎了法军占领台湾的梦想。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刘铭传固然桀骜不驯，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只要驾驭得当，就可以让他多发挥打仗的才能，而少闹事了。
在处理同一事件的另一个当事人陈国瑞时，曾国藩软硬兼施，成功收服了陈国瑞，使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曾国藩拼杀疆场。
陈国瑞没读过书，性格耿直、倔强和暴躁，但是打仗异常骁勇，不仅敢打仗会打仗，还能以少胜多，临阵决断又有谋略，还是性情中人，喜欢听人讲《孟子》，对那些名儒很尊重亲近，既不好色又不贪财。他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这样的人被比他更暴躁、更喜怒无常的僧格林沁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是如今在曾国藩的手下，他的军士和刘铭传所统率的军士发生了械斗，曾国藩了解他的为人，处置吧，又可惜了；不处置吧，又是非太多。曾国藩知道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
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他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因莽撞毁了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平时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这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而且在处理时公私分明，只参公罪，不计私恶，目的就是在成全他的一世英名。
但是，陈国瑞脾性难改，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国藩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曾国藩的软硬两手成功制住了刘铭传和陈国瑞这样的骁勇之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管理人才要准备好两手，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众所周知，曾国藩的湘军上到将领，下到士卒绝大多数都是由湖湘子弟组成的，但是也不排除一些外省人，特别是一些外省将领，如鲍超。鲍超是四川人，又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几个。而曾国藩对读书人较为看重，像鲍超这样的盲做将官的极少。然而，曾国藩并没有因此而对他另眼相看，相反一开始就信任他。鲍超手下全是湘勇，而且是他亲自在长沙招募而来的，并以他的名字号为霆字营。此人骁勇善战而且敢战，因此也屡建奇功，鲍超本人官也升得很快。
在对待那些投降的太平军将士方面，曾国藩善于揣摩他们的心理，他总结一句话：宽在名利，严在礼义。这样驾驭降将，确实也收到了实效。韦志俊、程学启、李世忠等降将无不为之拼命效力。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能够统帅几十万将士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如果没有高人一筹的用人、驭人之术，又怎么能建立如此功名呢？
一日一心得
一个管理者最需要管理的就是手下的人才，能不能建功立业，做出成绩在于人才的劳动和付出，但是管理者的手段是不是高明决定着人才的付出程度。所以，一个好的管理者会根据不同人才的性格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管理，该软的时候软，该硬的时候硬，审时度势采取最恰当的手段，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赏罚分明，真心激励
曾国藩语录：立法不难，行法为难。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在用人方面赏罚分明，这历来是领导者统领队伍，打造有战斗力的团队的不二法则。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治军赏罚分明的典型案例。曾国藩作为湘军统帅，自然也是深谙其道的。
曾国藩很清楚自己在带兵打仗方面缺乏识见，他组建湘军，一方面是作为朝廷命官被委以重任难以推辞，另一方面是自己内心中有“成不朽功勋”的圣贤情结。曾国藩初建湘军，显然一开始并未想要名扬天下，只是迫于朝廷的压力，为了完成任务。然而，当时的清王朝贪贿成风，腐化堕落，导致国无良将，将无良兵，清军在气势如虹的太平军面前不堪一击，甚至望风而逃。这让素来以天下为己任的曾国藩大失所望，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不是太平军不可战胜，就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而言，太平军只能算是乌合之众，清军溃败的原因在于将领平日骄奢**逸，兵士缺乏斗志、贪生怕死。所以曾国藩就把赏罚分明、严肃军纪放在第一位，要求各部精诚团结、形如一体。
曾国藩对部属的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儆百，训练女兵的故事。
曾国藩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一再得到过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曾国藩仍将其弹劾去职。
1860年，太平军攻打徽州。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为李元度并不精于用兵，曾国藩怕他有闪失，就一再告诫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并特地与他约法五章。
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了徽州，犯了和当年马谡一样的错误。
曾国藩也就做了和当年诸葛亮差不多的事情，他倒是没有挥泪斩李元度，而是在悔恨交加之余，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弹劾李元度。没想到很多人都反对曾国藩这么做，有的人甚至指责他背离恩义，有失恢弘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最后，曾国藩顶住压力弹劾成功。
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曾国藩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都很害怕，才知道军法无情，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
曾国藩真正挥泪杀的是金松龄。
曾国藩把罗泽南的泽字营和金松龄的龄字营派往江西前线和太平军作战。几天后，江西前线即传来捷报，使曾国藩大为高兴。但不久，前线传来凶讯：泽字营在南昌附近中太平军埋伏，大败。损失了好几员大将。
原来，罗泽南和金松龄在离永和门十里外扎下营盘，在永和门周围则是驻扎的太平军。罗泽南求胜心切，邀来金松龄商议，他提出了当夜劫营的计策。金松龄跟随江忠源打过两年多的仗，知道太平军的厉害，他并不赞成罗泽南去劫营。但是罗泽南提议自己率泽字营去偷袭太平军大营，让金松龄的龄字营跟在后面，万一有危险可以及时相救。金松龄最后还是答应了。
当天夜里，罗泽南率兵偷袭，结果中了对方的陷阱，最后被杀得惨败。结果龄字营见势不妙，后哨变前哨，撤离了战场。最后还是永和门内江忠源的部队闻讯来救，罗泽南才带着败兵狼狈冲出包围圈。
曾国藩得知这场战斗的经过后，感到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罗泽南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龄的败不相救。绿营在广西战场上与太平军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也在于此。倘若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他认为尽管金松龄不赞同罗泽南的轻率冒进，但他终究答应了共同行事，即使不答应，也不能见死不救。金松龄罪不可赦。
于是，他先重重奖赏了泽字、龄字二营。营官罗泽南、金松龄各赏银五十两，各营的官兵也都拿到了数额不一的赏钱。但是最后金松龄因为见死不救还是被曾国藩处斩了。这是湘军建立以来，第一次斩自家兄弟，而且这首次开刀的竟是一个营官！台下的勇丁和各级将官们一时全都吓懵了。虽然罗泽南上前说明情况并替金松龄求情，但曾国藩并没有因为和罗泽南的深厚交情而给他面子。
同时，曾国藩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正直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雷嘉澍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曾国藩很懂得用自建功勋，来激励士气，“曾国藩赠腰刀”也被传为美谈。
湘军在连续攻克湖南岳州、湖北武汉与汉阳之后，曾国藩心想，打胜仗的湘军将领，可以按朝廷的规定升官晋级，但是他要如何感谢这一群陪他出生入死的湘军弟兄呢？
曾国藩苦思了一天后，决定命令属下打造100把精美腰刀，在刀面上刻着“涤生（曾国藩的号）曾国藩赠”，每一把腰刀都有专属的编号。
在颁发腰刀的前一天晚上，曾国藩考虑了好久之后，决定只颁发50把腰刀，以彰显建首功军官的身价。
第二天下午，曾国藩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授刀典礼，在操场集合了将近400位的湘军军官，所有与会的军官都穿着正式的朝服，大家都翘首企盼曾国藩即将颁发的奖赏。
曾国藩在台上命令兵勇抬出一个沉甸甸的木箱，现场所有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着曾国藩手中的腰刀，心想到底这一把编号第一号的腰刀是要颁给谁？曾国藩用低沉的嗓音高喊：“湖南水路提督塔齐布！”随后又陆续颁发了49把腰刀。
从此，曾国藩所赠的腰刀，成为湘军重要的奖励象征，每个人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争取这样稀有的殊荣。
一个好的统帅想要让手下为自己“卖命”，就得知道怎样调动手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历来纪律都是效率的保证，有铁的纪律才能打造铁一样的军队。但是，光约束不激励是不行的。缺少激励就缺少动力，缺少动力自然就不会去“卖命”。另外，有了铁的纪律，还要切实贯彻执行，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两点：一、要讲清楚怎么做，要让手下人知道、明白；二、严格照章办事，如有违犯的，严惩不贷，以收惩一儆百之效；如有执行得好的，有立功表现的，则要毫不吝啬地给予表扬和奖励。
一日一心得
赏与罚，曾被古人称为管人的两把利剑，是领导者统御部属，使用人才的重要手段。孙武把“法令孰行”、“赏罚分明”，作为判明胜负的两个重要条件。曹操也说：“明君不赏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赏罚分明得当，是古今中外一切用人者的根本原则。领导者一定要正确使用赏罚，切莫随心所欲，毫无原则。
打造自己的“和”谐团队
曾国藩语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俗话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铁腕、高压手段能治人一时，却不能治人长久，想要让手下的人真心听命于你，就要让他们从心里对你服帖。而要做到这一点，“和”字是很重要的。只有将帅之间、将士之间，每个人之间都和睦相处，才能凝聚在一起形成战斗力。一个互相猜忌的团队是不能劲儿往一处使的。曾国藩打造自己的“和”谐团队，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的：
首先，湘军的核心层是由很多老乡中的杰出人物组成的。比如刘蓉、郭嵩焘、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等人，不仅和曾国藩是同乡，而且都是有志之士。他们经常在一起砥砺志向、钻研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了很大的启发、教益和鼓励。后来，刘蓉和郭嵩焘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而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等人都成了湘军的主要将领。
其次，湘军的中层和基层据史料证明，在组建时，在组织上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也就是说，在打造团队时，中层和基层也和高层一样，大多数来自两湖地区。
在具体做法上，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曾国藩规定，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在一起，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乐“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
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例如：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勇丁，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
曾国藩的这一做法是在感情上笼络人，在组织上控制人，使全军“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的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是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如此一来，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
众所周知，曾国藩本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重视礼法，而湘军将领中的儒生很多，曾国藩想以此来训练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还制定了营规，来加强士兵的思想教育。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作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这样，天长日久，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曾国藩认为，将士在一起出生入死，不是兄弟胜似兄弟，就应该同呼吸共命运，生死与共，而不应该各自为政、见死不救，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终于成为“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还有一点不可不说，那就是平定太平天国前后的4年多时间里，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这些人和曾国藩之间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他们祸福相依，为曾国藩的辉煌死力相助。比如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人，一直处处支援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粮草库。曾胡的“和衷共济”是湘军崛起的关键和基础。另外像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都是曾国藩事业上的黄金搭档，他们对曾国藩事业上的成功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日一心得
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一个团队的凝聚力就在于其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样才会互相为依存，才能产生112的合力效果。而曾国藩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建立团队的做法虽然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也不无借鉴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