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决定命运，抱负决定成就，良好的品性是成功的前提。在优秀的领导者身上，我们总是能发现许多优秀的特质。但是没有天生的领导，这些特质无一不是从修养中来的。自我修养，是领导者走向成功的起点。早年的曾国藩同平常人一样，也有很多缺点，然而他凭借着自己的修身工夫，确立了良好的品格。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修身艺术。
欲正人先正己
曾国藩语录：1.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2.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一些人有好为人师的毛病，总是轻易对别人的作为指指点点，甚至横加指责，满口仁义道德，但是，自己的作为却难以服众，说一套做一套。这样的人别人是会敬而远之的。
曾国藩说，正人先正己，“以己所向，转移习俗”。他恨官气，因此摒弃官府排场，禁止部下迎送虚；他恨懒惰，自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
当然，曾国藩的这些认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自身经历中得到的教训。
曾国藩被朝廷任命为两江总督后，为了树立威信，整饬**到了极点的官风吏治，仿效当年武则天的办法，在总督衙门口设置了一个举劾匦（与今天的举报箱类似），号召军民将官吏奸弊等情事写成举劾书投入匦内，由总督大人亲自阅览。
这个举动引起了一些人的极大恐慌。当时两江总督衙门驻节祁门县，祁门县令包人杰就有大祸临头之感。他不惜重金，向一位当过48年刀笔吏、侍候过十多位县太爷的施七爹讨教对付办法。施七爹略施小计，便让曾国藩败了兴。
曾国藩开匦所拆开的第一封举劾书，就是检举其弟曾国荃打下吉安后偷运两万多银两回家的事情。接下来还有揭发曾国藩打仗无功，争权有术，办事不按国法等内容的举劾信。曾国藩极为恼怒，明知道这是有人故意和自己作对，有心想查个水落石出，又怕事情一旦传扬出去更不好办，朝廷对握有兵权的汉人早有戒心，这些真真假假的事情怎能说得清楚？于是只好以“军务紧急”为由，撤掉了举劾匦。
一个小小的刀笔吏，竟能轻而易举地挫败堂堂封疆大吏、一品大员整饬吏治的雄心壮志，的确发人深思。看来，“打铁还须自身硬”，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至理。若是曾国藩本人的后院干干净净，施七爹即使再老奸巨猾，量他也“老鼠咬龟无从下嘴”，包人杰也就难逃厄运了。
无独有偶，在《元史张雄飞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至元十六年，地方高级长官阿合马的儿子忽辛犯了罪，皇帝下令让宦官和中书省共同审问。忽辛一个个指着执掌国政的官员们说：“你们都曾经用过我家的钱物，现在有什么资格来审问我？”这时，张雄飞说：“我收受过你家钱财没有？”忽辛说：“只有你没有。”张雄飞说：“这样，我当然可以审问你了。”忽辛终于伏法。
封建社会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可见贪污腐化、行贿受贿之风是何等的盛行。正所谓“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所以当忽辛指着一个个执政的官吏责问时，竟没有几个敢站出来说个“不”字。而张雄飞之所以可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就是因为他的廉明正直，他没有把柄抓在别人手中。
从这样的事情上，曾国藩看得真切，要想“正人”就得先“正己”。于是，他进一步提出了“慎独”的自我修养办法。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在临死的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
《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对“慎独”的宏论可谓鞭辟入里、振聋发聩。但是，认识到了还要能做到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从曾国藩的宏论中我们看到，“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的心念，是最难控制的。所以，内省就成了第一步的功夫，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省察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步的功夫：“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又是前提。一个人若是天性恬静，自知极明，则没有话说；若这一方面的禀赋有所不足，则不得不借助于静坐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宋、元以后，许多儒者都试用过这一办法、曾国藩也不例外。
曾国藩力求心静，所以他对自己的毛病看得一清二楚，改过迁善的愿望也就特别迫切，人格境界的提高也就非常之快。我们看到他的日记，就不能不佩服他自我认识的深刻，以及自我批评的严厉：
道光22年l0月初2日：“午正，金竹虔来长谈。平日游言、巧言，一一未改，自新之意安在？”
初7日：“本日说话太多，吃烟太多，故致困乏，都检点过不出来，自治之疏甚矣！”
11月初9日：“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
初10日：“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
……
这是他初用功时的情形。我们再看看他晚年的几段日记：
同治8年(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平生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讥议交加，愧悔无极。“
同治9年3月30日：“二更四点睡。日内眼病日笃，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名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馀年。”
同治11年2月初1日(逝世前第四天)：“余精神散漫已久，凡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惶悚惭郝！”
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到：62岁、逝世前第四天的曾国藩的那种惭愧自责的心情，与他31岁初修慎独时的心情，几乎一模一样，他是真正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啊！正因为他没有一天不是如此严格要求自己，所以，他的一切事业，才走得那么顺利，才有那样的成就，才那么的感人至深。
俗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而不从”，这话与“正人先正己”是一个理，对于我们来说，做人也有着前车之覆的深刻教训，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以收后车之鉴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不断完善自己、修正自己，才不会在别人面前“胆怯”，才站得直。
一日一心得
“慎独”就是人前君子，人后亦君子，这一点对于修身是非常重要的。坚持“慎独”，就会在“隐”和“微”上下工夫，即人前人后都是一个样，不让任何邪恶念头萌发，才能防微杜渐，使自己的道德品质高尚。然后才能“站着说话也不腰疼”。
谦受益，满招损
曾国藩语录：短不可护，护则终短。长不可矝，矝则不长。尤人不如尤己，如圆不如好方。用晦则天下莫与汝争智，谦则天下莫与汝争强。
“满招损，谦受益。”出自《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意思是说，自满的人会招来损害，谦虚的人会受到益处。它告诉人们骄傲自满有害，谦虚谨慎有益的道理。
毫无疑问，谦虚是做人的一种美德。世世代代的人们，奉谦虚为日常行动的圭臬，举谦虚为评价某人能否有所作为的尺度。很多的历史故事都告诉人们：谦虚是受人敬仰的，而骄傲自满不仅别人不齿，自己也会倾覆的。
古时候，有一种祭器叫欹器，孔夫子就是用它来教育他的学生的。有一次孔夫子带着他的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在鲁桓公的祀庙里，看到一具祭器。夫子便问学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这就是欹器。于是便叫学生提一桶水来，倒入欹器试试看。孔夫子告诉学生，当这器具没装水时，它是倾斜的，立不住的；当把水注到器具中间的时候，它就端端正正地立住了；当器具里装满水的时候，它就会倾覆歪倒。弟子如其所说一试，果然如此。孔夫子叹了一口气，然后对学生们讲：你们看明白了没有？世上没有什么是可以满而不倾覆的呀！
孔子说：“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理；近之，则不厌。”谦虚，是一种美好的品质。谦虚的人不露锋芒，不会恃才傲物，不会偏激、急进。一个人能拥有和做到谦虚这一美德，就加重了自己成功的砝码。
谦虚不傲是曾国藩成就大业，修成大儒的秘诀。后人龙梦孙在《曾正公学案》中评价道：“惟其谦虚也，故常以事理无尽，不致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事务莫测，所推之或误也，则时思以博于人；以国事万端，才力未逮也，则举贤共图如不及。”
曾国藩在给家人的家书中就提到说：“花言巧语悦人，只是扰乱自己的心神。闲言碎语渡终生，亦一定会扰乱你的精神。真正的高人从不自夸，夸夸其谈的一定不是高人。”
那么，怎样来识别谦与不谦呢？曾国藩指出：“谦之存诸中者不可知，其着于外者，约有四端：曰面色，曰言语，曰书函，曰仆从属员。”这就是说，谦是存之内心的，是自然而然流露的，流露在外表的，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面色。谦不谦，一看面色就知道，那些习惯于自以为是，颐指气使的，往往一副舍我其谁的面色，目光咄咄逼人，让人难以接受。二是言语。言语是思想的外壳，骄横的人并没在额头上写上骄横二字，但言语之间透出的横气、霸气，却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因而想要谦，必须得言语温婉。三是书函。言语一变成字，就白纸黑字了，所以落笔也要慎重，用词也要圆融，不要口气太大。四是随员。好官不但自己要谦谨，还要让随员学会谦谨，有的随员颇有气焰，狐假虎威，反而添乱帮倒忙，毁了主子的名声。所以选带随员要慎，管教随员要严。
谦虚的人，对人和气，善于让人。它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一种博大的胸襟。谦让并不是胆小怯懦，而是人生的一种智慧。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必须学会谦虚，只有懂得谦让才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为事业的成功打下基础。不懂得虚心谦让，一味表现自己炫耀自己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鄙陋，有时候还会处处树敌。孔子说：“做人的道理其实和这酒壶一样，博学的人要看到自己的无知，功高的人要懂得谦虚，勇敢的人要善于自爱，富裕的人要谨守节俭，人们常说不要善于骄傲自满，要取长补短就是这个意思了。”
懂得虚心谦让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之大者，它不仅仅局限于一时一事，而在于每时每事上。谦让也不只是为自己的完美，也是为了感染和融化周围的人，乃至提高周围的人。这可以说是“谦虚”的最高境界了。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说：“谦者，众善之甚；傲者，众恶之魁。”意思是说：谦虚，是诸多善行的基础；骄傲，是诸多过失的罪魁。曾国藩也说：“人必虚中，不着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所以，做人一定要谦虚，不讲任何条件，然后在实际与人交往中才能做到真实无妄，也就是不欺不骗。二人的论点都在强调一点，那就是要做谦虚的人，从而避免出现过失。
谦让是一种积极的心态，它放弃的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追求的是腾出来的更广阔的空间，为的是积蓄成功的助跑区。
一日一心得
谦虚体现的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一种博大的胸襟。在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必须学会谦虚，只有懂得谦虚才能赢得别人的信赖和支持，从而为事业的成功打下基础。不懂得虚心谦让，一味表现自己炫耀自己只能说明自己的无知和鄙陋，有时候还会处处树敌。
自知者明，知人者智
曾国藩语录：人贵自知，自知则明。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出自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是指“了解自己的情况，对自己有正确的估计”的意思。其中，智，是自我之智。明，是心灵之明。你了解别人，你就是有智慧的；你了解自己，你就是高明的。那么“智”与“明”哪个又更高一筹呢？智者，知人不一定知己，知外不一定知内；而明者，知己知人，内外皆明。显然，明，才是对世界本质的认识，具有真正的无限性和客观全面性。欲求真知灼见，必返求于道。只有自知之人，才是真正的觉悟者。
曾国藩长于战略规划及组织建设，具体的业务层面不是他的长处。他颇有自知之明，对部属充分授权，放手使用而不包办。这样部属既有成长空间，又有事业成就感，都很乐意为他效劳。
湘军总攻太平天国首都南京前夕，曾国藩在前线指挥部检查工作。按常理，像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作为湘军统帅怎么都要在总攻前夕展现一把，但曾国藩没有这样做，午夜时他执意要回后方。部属请求他坐镇指挥，曾答：带兵打仗不是我的强项，我留在指挥部肯定会干扰你们的指挥，那样就会打败仗。
古语说得好：“人贵有自知之明”，何为“贵”，为何“贵”？贵，说明其难。正确地认识自己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自知之明的人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正确地对待他人，从而立足于社会，建功立业。
那曾国藩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智是从何得来的呢？是他天生就有的吗？显然不是。其实，曾国藩的自知之明正是来源于他的惨痛教训：
曾国藩本是个人，并不懂什么行军打仗的事，他直接指挥过几次战役：靖港之役、湖口之战、祁门之战，每次都是大败亏输、铩羽而归，自己也差点丧命。尤其是湖口之战，他差点就跳湖自尽了，幸好身边的卫兵及时拉住了他。但他由此认清了自己在指挥作战方面的不足。此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度将领，决不插手具体的作战指挥。曾国藩前后任用的将领有：左宗棠、李鸿章、李续宾、李元度、曾国荃、胡林翼等人，这些人都是鼎鼎大名的战将。
曾国藩自认为，他并不是一个聪明人，据说，在曾国藩少年的时候，为了背一段古，反反复复读了不下百回，可始终不能背诵，以致激怒了躲在他床底下准备趁机行窃的小偷。这个等得不耐烦的小偷探身而出，当即流利地背诵给曾国藩听，把曾国藩羞得哑口无言、呆若木鸡。可以说，小时候的曾国藩甚至是显得愚钝的，那么他是凭借什么成就了名垂青史的功业呢？
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的“自知之明”。曾国藩认为做人不仅要看到自己的长处，更要看到自己的短处，而且对自己的短处要勇于向别人承认。他给曾国荃的信中就说：“弟谓余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诚不免此弊，以后当留心惩改。”曾国藩始终不放松对自己的检点，常常以一种自责的心态来要求自己，体现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
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那就要着手去改变、去完善。曾国藩的做法是从一开始就开始注意结交名家，向名家多学习，使自己向他们看齐。他当时比较推崇的有两位，都是当时的理学重要代表人物。一位是大理寺卿唐鉴，曾国藩结识他以后，经常向他请教，并写信告诉友人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自从认识了唐鉴先生，才算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学问的门径”；“听了唐先生的话，我就像瞎子见了光明一样。”
另一位是著名理学家倭仁。倭仁每天从早到晚，言行饮食，都有札记。凡是自己的思想行为有不合乎义理的地方，都要记下来，以期自我纠正。为了学习倭仁，曾国藩也效仿对方：每天将自己的想法和行为都记下来，以便随时检点自己；他还为自己规定了12门课程，每天照着执行；将所写笔记定期送倭仁批阅。
另外，曾国藩还与当时的一些京师名流学者结识，学习他们的长处。如，何绍基擅长书法诗词，使曾国藩一生都很重视写字和做诗；吴嘉宾学有专长，告诉曾国藩治学应专攻一门。曾国藩非常佩服，写信给几位弟弟说：“读经要专守一经，读史则专熟一代……诸子百家，但当读一人专集，不应东翻西阅。一集还没有读完，就绝不换读他集。”
在这些人的影响和自己的努力学习下，曾国藩无论是性格还是行事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使他逐渐养成了沉稳凝重的个性，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够从容不迫，应对自如。
可见，一个人只有深入地了解自我，才能有正确判断其他事物的基础。所以先深刻地认识自己才是进步与修身的基石。
国画大师张大千很有自知之明。徐悲鸿曾经称赞他可以领五百年画坛之**，然而张大千说了一番话：“当代的我国画坛，人才辈出，我侧身其中，常感得益良多。真的，不是说客气话，能把山水竹石画得清逸绝尘，我不及吴湖帆；论气韵的刚柔相济，我不及潘心畲；明媚软美，我不及郑午昌；画瀑布山岚，我不及黄君碧；论寓意深远，我不及陈定山、谢玉岑；画荷菱梅兰，我不及郑曼玉、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方寸所囿，我不及钱瘦铁；画花鸟虫鱼，我不及于非闇、谢稚柳；画人物仕女，我不及徐燕荪；画鸟鸣猿跃，能满纸生风，我不及王梦白、王慎生；画马，则当数你徐悲鸿先生，赵望云当然也是佼佼者；还有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道兄无一不在我之上。徐先生说我能领五百年画坛的**，我哪里担当得起啊！”张大千一口气能说出二十多个画家的名字和他们的艺术特点、风格，一连都说“我不及”，想必一定是对自己、对他人有了深刻认识才能做到，而绝非虚情假意的自谦。
因此，儒家认为，能够客观地了解自己、认识自己，不看低自我，更不看高自我，发挥自己之能又不强己之难，便是一种明白、一种聪明、一种精明。
一日一心得
人贵有自知之明。一个人只有清楚地知道自己、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看清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改变、完善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知之明是修身养性的前提和基础。
可以有傲骨，不可以有傲气
曾国藩语录：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于此字致于颠覆。
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道：
“弟军中诸将有骄气否？弟日内默省，傲气少平得几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交勉之。”
写这封信的背景是：他的弟弟曾国潢和曾国荃时常有骄傲的姿态，特别是曾国荃，他在为朝廷建立功勋之后，几乎是目中无人了。这样的处事态度让曾国藩十分担心，于是多次借由书信训勉告诫曾国荃，期望他能有所省悟改进。
关于懒惰、骄傲的告诫，在曾国藩的整部家书中俯拾即是。曾国藩曾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又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更多的则是自我检讨：“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
孔子曾说：“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更把“骄乐”归于损者三乐之一。因为傲慢会使人自以为是，处理不好周围的关系，使自己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因此，无论是什么时候，做人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是一个不败的法宝。
我国著名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座右铭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傲气”和“傲骨”虽一字之差，实际上却相去千万里。傲骨，是不动声色，“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的真实写照；傲气，则是哗众取宠、盛气凌人的绝妙表演，是“不可一世、趾高气扬”的最好注释。傲气是人心浮气躁的表现，而傲骨则是人品性顽强坚毅的反映。
“介子推傲骨拒晋公”、“张良傲骨归山隐”传为美谈；“项羽傲气失江山”、“罗成傲气命不长”让人惋惜。人应该有傲骨，而不应该有傲气，因傲而致败的例子，真实不胜枚举，很多事情都坏在“傲气”上。
张说是唐玄宗时的宰相，既有智谋，又有政绩，很得唐玄宗的信任，他也就恃宠而骄，目中无人，朝中百官奏事，凡有不合他的意的，他便当面斥责，甚至加以辱骂。他不喜欢御史中丞宇融，凡是宇融有什么建议，他都加以反驳。中书舍人张九龄对他说：
“宇融很得陛下恩宠，人又有口才、心计，不能不加以提防！”张说轻蔑地说：“鼠辈，能有什么作为！”
偏偏张说自己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人，他贪财受贿，终于被宇融抓住了把柄，向皇帝奏了他一本，朝廷派人核查，果然如宇融所说。这一来张说神气不起来了，吓得在家待罪。当唐玄宗派宦官高力士去看望他时，他蓬头垢面，坐在一块草垫子上，一只粗劣的瓦罐中，盛的是盐水拌的杂粮，算是他的饭食，等待着朝廷给他的处分。唐玄宗知道了这个情况，倒颇同情他，想起他毕竟是有功之臣，便只撤掉了他的宰相职务，并没有另加惩处。
一个最得宠的大臣，他的傲慢在人际关系中主要体现为三点：对上司越发恭顺，以保其宠；对同僚排斥倾轧，以防争宠；对下属盛气凌人，以显其宠。曾国藩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作法，这样一来势必树敌太多，使自己陷于孤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一位权势者都有自己薄弱的环节，不要因为一时的恩宠而忘乎所以，以为自己是一尊打不倒的金刚。
谦逊是医治“傲慢”的良药。曾国藩不仅自己“谦逊”，还常常以此来告诫、约束部下。有一次，手下大将鲍超因功晋职时，曾国藩告诫说：“阁下当威望极隆之际，沐朝廷稠叠之恩，务当小心谨慎，谦而又谦，方是载福之道。前次曾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相劝，务望牢记在心。”他还经常以“谦逊”二字教导鲍超说：“观古今以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心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是安心妙法。”又说：“勤而不自言其劳，廉而不觉其介、谦而出之以真朴之气，乃不犯人之忌，亦即保身之道”，“臬署专以刑幕为重，公事繁琐，不如专心论兵。阅历较实，名望亦隆。移体制，外任与京秩不同，自宜以谦。”
此外，曾国藩晚年在总结为人之道时，把“傲慢”与多言看作是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认为为官傲慢轻则会导致自己的职位不保，重则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他一再要求为官必须戒傲，只有这样才是保全自己之道。
谦逊并非自我贬低、自我否定，而是一种不显山不露水的自我肯定。只有那些肤浅而又短见的人，才喜欢在大家面前粉饰、吹嘘自己。他们总是陶醉在自我营造的一种浅薄、自命不凡的感觉中。这样的人即使得势也不会长久的。
如果说傲骨是一种气质，一种风度，一种人格、一种素养、一种知识和道德综合后的存在，是人格的至高境界；那么傲气就是一种浅薄、一种庸俗、一种偏狭、一种夜郎自大的心态，是人性中极为低劣的恶习。
让我们记住老子的话：“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一日一心得
“骄傲使人落后”，当一个人被傲气支使的时候，那这个人的处境是很危险的，他失去的不光是已经拥有的名誉、地位，还可能是生命。只有彻底放弃这种庸俗、浅薄的恶习，才能放低姿态，放平心态，以谦逊的态度来督促自己学习，才会以不知为耻。
管住自己的嘴巴
曾国藩语录：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朱子家训》有言：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意思是说：居家过日子，禁止争斗诉讼，一旦争斗诉讼，无论胜败，结果都不吉祥。处世不可多说话，言多必失。《曾国藩家书》中说：“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满口大道理的人，不一定是亲身证得的。一个人做事要有头脑，而不是夸夸其谈。人，一口二手，所以，要少说多做。
言多必失，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古人尚且对此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在交流渠道众多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多加注意了。现时社会中言论虽然较之古时有较多自由了，但谨言依然是不可忽视的。
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至真的道理。多言，被曾国藩列为三戒之一。这是因为曾国藩年轻时候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经常因为言语刻薄而得罪人。有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不但自己遭到了别人的讥讽，还让他很是尴尬。还有一次，上早朝时，他随口说了几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引起了同僚们的纷纷猜忌，结果搞得大家都疏远他，让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决心戒除自己多言的毛病。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七日，曾国藩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他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习惯一旦养成，戒除不是那么容易的。第三天，好友冯卓怀来访，他们于是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席间曾国藩和友人交谈甚欢，忘记了谨言的决心，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感到非常的后悔，同时也对自己愤恨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在不断的修炼中，曾国藩认识总结出了多言的害处：
1.多言生厌。话太多了就容易让人讨厌，有事没事总在不停地说，好像自己什么都懂，别人都是傻瓜一样。
2.多言招祸。俗话说“祸从口出”，说得多了难免就有不该说的说了，不能说的说了，或者主观臆断，说出的话就好像挑拨离间一样。
3.多言致败。所谓“守口如瓶”，一个多言的人必然是缺乏警惕性，没有保密意识的人，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说，全图一时口舌之快，导致给自己埋下失败的伏笔。
4.多言无益。话多了伤气，说话太多，对身体是没有好处的。
由此可见，多言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与其多言，还不如多行。我们常说“少说多做”，实干才能出成效，夸夸其谈永远是不可能有成绩的。
孔子曰：“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讷”，是言语迟钝，结结巴巴，不善表达。“敏于行”则正好相反，敏是敏捷，手脚勤快，反应迅速。意思就是告诉人们，要谨慎地想问题，办事情，要善于把思想化为行动，切忌空想，说空话，或说了，想了，却又不去做，不去行动。聪明的人知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所以，他们在说话前都会深思熟虑，才不至于流于胡言乱语而招惹是非。相反，他们做事却从来不会拖泥带水的，以养成雷厉风行的性格。所以，《曾子?修身》曰：“行欲先人，言欲后人。”
曾国藩谨言的效果是显著的，他多言的毛病也确实改掉了。他从中认识到了慎言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不但自己这样做，还告诫身边的人也要慎言。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曾国藩的左膀右臂。一开始，不懂得官场规律，总是多嘴多舌，言出无状。曾国藩看到这些后，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了是否北上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而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的话。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是高兴，在给两个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家，做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很多时候，一个人说得越多，错误和漏洞就会越多。在我们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人，他们喜欢多说话，好像他们博古通今似的。这样的人，以为别人会很佩服自己，其实，只要有点社会阅历的人，都会不以为然。古希腊有一句谚语：“聪明的人，借助经验说话；而更聪明的人，根据经验不说话。”西方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雄辩是银，倾听是金。
一日一心得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说得多自然出问题的几率也就高，错误和漏洞也就多，给自己、他人带来的祸患也就更多。一个人只有一张嘴，却有两只耳朵、两只手，所以，我们要少说、多听、多做。成绩来自于实干，而不是夸夸其谈。
有先见之明才能抓得先机
曾国藩语录：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
做事有先见之明是很重要的，先见之明能够对事情的发展有预见性，能够提前判断事情发展的方向，从而即使采取应对措施。这样就可以减轻危害的程度，甚至避免危害的发生。
管仲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国家战略理论的开山鼻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先见之明是其中之一。例如，管仲的朋友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师傅，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后，因为管仲是公子纠的师傅，他借助鲁国的力量一心要保公子纠即位，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差点儿把他射死，鲁国迫于齐国的压力，就把管仲囚禁起来，押送齐国。管仲在囚车里想：让我活着回去，准是鲍叔牙的主意。万一鲁庄公后悔，叫人来追怎么办？他就编了个儿歌，让役夫们唱。役夫们一边唱，一边赶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结果大家加快了脚步，本该两天的行程一天就赶到了。正如管仲猜想的那样，鲁庄公真的后悔了，便派人去追杀。此时，管仲一行早就出了鲁国地界，回到齐国了。事情也正如管仲所预料的，果然是他的好友鲍叔牙建议齐桓公保住管仲，也正是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重用管仲。这才有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创了中国春秋时期第一代霸主的事业。
管仲临死前预见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将不利于国家，建议齐桓公疏远他们，但是这四个人都是齐桓公的宠臣，齐桓公离不开他们，渐渐地就把管仲的进谏忘了，后来果然是这四个人作乱，害得齐桓公被软禁后被活活饿死。
管仲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要不是他事先预料准确，恐怕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管仲”的痕迹了。
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着过人之处，他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腐朽黑暗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斗争中，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了，而与此同时，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面对反抗斗争，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兵和八旗兵等正规军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毫无作用，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清政府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决心另外组建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建立起来了。
如果说建立湘军是出于朝廷的指派，那么，曾国藩已经认识到这支军队对自己的重要性，他明白，这支军队将是自己最大的资本，自己以后的仕途全系在这支军队身上。当然，要让军队发挥作用，就得有战斗力。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清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是个问题。而正是因为湘军为清政府扫除了最大的内乱，相对巩固了他们的统治，曾国藩也因为湘军的战绩而晋爵封侯，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是曾国藩的又一个先见之明。19世纪后期的清政府不光面临着国内的反抗斗争，还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他们“天朝上国”的美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中被打得粉碎，落后的中国惨遭帝国主义的摧残和**。清政府丝毫没有抵抗之力，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下，中国成了半殖民地。率先觉醒的中国人开始寻求自强之路，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咸丰末年（1861），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效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
同治元年（1862），他在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在这里，他是把镇压农民起义与抵御外侮相提并论的。在另一处又说：“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在这里他更把“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放在次要的地位。可见，曾国藩抵御外洋的动机已经占据了上峰，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把试造轮船作为它的首要目标。早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安庆内军械所一创办，他就马上委托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这只轮船尽管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仍然感到特别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跃然纸上。后来他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打算进一步扩大军械所的规模，使轮船的制造有个大的发展。
曾国藩发展洋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洋人，虽然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最后被镇压，但是他明确表示太平天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而帝国主义已经成了最大的危机所在，所以，他未雨绸缪提前着手应对之策。关于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的动机，他自己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国藩辛酉（1861年）初次复奏购买轮船一折，即欲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厥后所购七船撤退，锐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庆试办，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曾国藩看来，外国列强是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为此，曾国藩等人把洋务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时期。他与李鸿章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机器企业江南制造局。他是想通过自己造船制炮，进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一方面因要制造枪炮供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另一方面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使制造轮船的计划暂时耽搁下来。曾国藩十分焦急，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为了使制造轮船的计划能尽快地实现，他特奏留二成洋税，其中一成专供制造轮船之用。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制造局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他当时欣喜地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书。而另一个更好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要成就事业，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先见之明就是一种远见卓识。一个人的先见之明首先是基于对事物准确、客观、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其次源于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的总结，可以从众多的现象中捕捉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做出准确的判断。
做人要低调
曾国藩语录：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中国有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处世经验的总结。古往今来，实践低调哲学的人很多，但是曾国藩是最圆满地实践这种哲学的人。可以说曾国藩一生都在演绎低调哲学，他之所以取得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不朽的成就，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甚至被推为圣人，都得益于这种哲学。
很多人都见到过秦陵兵马俑中的那尊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跪射俑，这尊跪射俑的姿态是弓弩射击的两种基本动作之一，也是防守或设伏时比较理想的一种射击姿势。因为这种姿势射击时重心稳，省力，便于瞄准，同时目标又小。
这尊跪射俑是秦兵马俑坑至今已经出土清理的一千多尊陶俑中，保存最完整和唯一一尊未经人工修复的兵马俑，仔细观察，就连衣纹、发丝都还清晰可见。而除跪射俑外，其他俑皆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由此，不禁让人们想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低姿态是保全自我的万世之规。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人，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弱、愚钝、怯懦。
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有一次，荀攸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就这样，荀攸与曹操相处20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但却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说：“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并赞誉他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懂得收敛锋芒，低调处世的结果。孔融、杨修则是反面的例子，不懂得低调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因此，可以说，主动摆低姿态，这不是消极厌世，而是一种智慧，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洪应明的《菜根谭》中有句话叫“矜名不若逃名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名声，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
低调不是懦弱，而是大智若愚，低调是一种洒脱的态度，一种超然的心境，一种博大的胸怀，它和含蓄、优联系在一起，代表着成熟和理性，是人类个性的最高境界之一。曾国藩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年少的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年少气盛，一语不和就大动干戈。他时常以《中庸》中的“圣者无名，大者无形。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来训诫自己，让自己时时保持低调，即使具备鹰的凌厉、虎的勇猛，也不轻易外露，更不以自己的学识和家世欺人。
他的一位同学性情比较暴躁，有一次，那个同学看到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那里来的，你的桌子挡着我的光线了，赶快挪开！”曾国藩什么话没说，就把桌子移开了。曾国藩晚上点灯用功读书，那个同学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个同学知道了，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其他的同学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是曾国藩自己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住同学，安慰同室，没事人一样。曾国藩的一生都保持着低调的态度，虽然看似他“低”了人一等，然而曾国藩的名字名传千古，显然这种作法也高了人一筹。
我们必须在成就上高人一筹，但不必事事都追求高人一筹，即使真的高过别人，也没必要拿出来显摆，更不能因为比别人“高”就沾沾自喜，甚至嘲讽暂时位居你之下的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要想安身立命、飞黄腾达，就必须要学会“低姿态”做人处世。
低姿态为人，是一种做人哲学，藏万丈雄心于肺腑之间，纳恢弘气度于平和之表，遇到忤逆不怒形于色，遭受鄙弃不暴跳如雷，是自我保护的大智慧。
老子也告诫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做人也要谨记这一点，深藏不露才乃真君子。
一日一心得
低调不是怯懦，不是怕事，不是委曲求全，更不是一味忍让，低调其实是一种藏万丈雄心于肺腑之间、纳恢弘气度于平和之表、遇到忤逆不怒形于色、遭受鄙弃不暴跳如雷的自我保护的大智慧。
修身养性，宁静致远
曾国藩语录：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句话来告诫同僚、教育家人，这句话的思想根基和来源，是心神方面的“主静”之说。“主静”语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大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浮躁成了当前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在追求快节奏的今天，“效率”的重要性让人们忘记“脚踏实地”，每个人都在想如何才能快速成功。于是，人们就像下坡的车，不知道踩刹车，却因为惯性越跑越快，以至于自己无法控制。究其原因，无非是越来越多的**扰乱了人们的身心，牵扯着人们的神经，让人们无法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自己。
《中庸》上说：“天所命令给予的是性，根据本性的规定行事是道。”意思是说，平常所有事情都由性限定，而性又来自于天道。把握自己，才能把握命运。
《菜根谭》中也说：“耳目见闻为外贼，**意识为内贼，只是主人翁惺惺不昧，独坐中堂，贼便化为家人矣！”意思是，耳目所喜欢的东西属于外来的侵害；感**望等心理上的邪念是内在的敌人。不管是内贼也好外贼也罢，只要人自己保持淡泊宁静，不违背原则，恪守信念，那么那些邪恶的欲念自己就会变成你修养品德的助手。
人们要修身养性，首先要排除私心杂念，把握自己。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正如古人云：“不妄段于势利，不**于事态，心有长城，能挡狂澜万丈。”当今社会，权力、金钱和美色等形形色色的**众多，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从思想上筑起道防腐拒蚀的堤坝，才能从一而终地做到心不动、服不迷、嘴不馋、手不伸。
诸葛亮有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道理是深刻的。人生的志向有远有近，人生的境界有高有低。做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终日在尺寸天地里翻筋斗，难以有大的作为。人之所以会目光短浅，最大的原因就是心浮气躁、急功近利，不能够安于宁静，忍受寂寞，自然就成不了什么大事。
相反，能够驾驭自己的心，不为外事扰心，则能气定神闲、从容不迫、思虑周全。这一点，曾国藩颇有心得：
曾国藩共探索了修心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内省。他认为，善念也罢，恶念也罢，首先要能够分辨清楚，然后才谈得上第二层功夫，即：为善去恶。而要清楚地察知自己的每一个念头，“心静”则是前提，尤其是当外界环境嘈杂时，则必须借助于静坐、闭目等手段，以牢锁心猿，紧拴意马。曾国藩本人就常用静坐的方式来使自己静心，他说：“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没有丝毫杂念。”第三个层次，就是自己有所感悟，体验出真正的“静”境。
曾国藩下足了“静”字功夫，他说：“治身不静则身危。”然而，曾国藩并不是一开始就懂得如何清静的，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应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由于心浮气躁，曾国藩曾吃过大亏。
曾国藩初踏社会，血气方刚，年轻气盛。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对人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功夫。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动辄指摘别人，尤其是与绿营的摩擦斗法，与湖南官场的离异不合，还有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都对他造成了不利的影响。锋芒毕露、刚烈太甚，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障碍，埋下许多意料不到的隐患。
当一次次在浮躁身上吃到苦头后，曾国藩开始强迫自己“静”下来，开始注重养心。在战火纷飞的忧患时世，曾国藩的养心功夫统统都派上了用场。
同治三年（1864）五六月间，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领吉字营五万人马，在围攻江宁两年后，已进入最后见分晓的时候。双方这次都拼死一战，因此打得十分惨烈，吉字营能否取胜，并无胜算。加上当时各方矛盾重重，并波及曾氏家族，所以此事不仅仅是“公事”，更是他最最重要的“私事”。曾国藩的一颗心被江宁战事悬系着，终日紧锁眉头，烦躁不安，无法宁静。然而此事除了等消息外已无事可做。曾国藩这时想起了早期在京师的“静坐”功课，于是在安庆江督衙门的三楼上，特辟了一个静室。每天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他就独自一人，在静室里坐一个小时：摒去一切杂念，凝神枯坐。这招果然起作用：上楼时心乱如麻，下楼时心闲气定。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九弟的捷报传来为止。
曾国藩对此感悟道：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
昆虫破眠，才可以称为开启；谷子坚实，才可以作为下播的种子，如果种子不饱满，说明没有满腔生意，就不能作为种子。假如万物就这样在我心中开始，那就不能说达到了至静的境界了。然而静极生阳，大概生物也有一点萌动的仁心吧！气息静极，仁心却不止息，这难道不是可与天地相比的至诚吗？
然而，对于现代人而言，“修心养性”、“闹中取静”好像是个遥远、奢侈而又带点不可捉摸的神秘色彩的字眼，虽然感觉到生活节奏太快，负担太重、太累，要休养生息要强化个人修养，也往往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
前两年红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士兵突击》，让很多人一下子找到了自己的影子许三多。人们看到的总是那个心无波澜、面无表情，甚至有些木讷的许三多，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往往在关键时刻作出惊人的举动。许三多的成功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坚持下来的人，只要那些“认死理儿”、“一根筋”的人，只有那些从来不会为外界的侵扰而改变自己内心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因为，他们能够驾驭自己的内心，能够在关键时刻静下心来思考，能够在冷静中寻找到正确的出口。
一日一心得
能静得下心来才能够驾驭自己的内心，这样的人做事不会为外事所侵扰，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气定神闲、从容不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一个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还能够做得很好的人，成功离他就不会太远。
以诚待人，以心换心
曾国藩语录：1.人必诚，然后业可大可久。
2.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曾国藩家信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
弟的信中自认为是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因为阅历世途，饱经事变，大略学些机谋权变之术，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不如人，只是惹人笑话，教人怀恨，有什么好处？近日猛然醒悟，一味向平实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本来面目，恢复固有。贤弟此时在外，也急须复还老实本质，万不可走投机取巧之路，日趋日下。纵使有人以巧诈来对我，我仍以含浑应付，以诚愚应付；久而久之，他会改变态度。假如勾心斗角，表面接近，而内心有隔阂，那么相互报复，将是无休无止的。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强调的“诚”就是“还老实的本质以本来的面目”，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要做到“诚”，首先要自己做个“老实人”，其次对别人要“老实”，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能称之为“诚”。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谓之“血诚”。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又说，“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个动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血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曾国藩始终以诚待人，这种强大的人格力量使他能够吸引众多的豪杰之士聚拢在自己周围，以助自己一臂之力。这一点在曾国藩办团练初期体现得最为明显。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中没有一兵一卒，脚下没有一寸土地，身上没有一分一，虽然是个京官，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普通乡绅。而当时在湖南，已经有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都具备了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出境至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都有战功。可是，曾国藩照样能成为他们的精神领袖，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因为多方面的原因。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佐、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沣等，也都愿意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非湘籍的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比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盂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实在是亲者痛而仇者快。
蔡锷在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菜根谭》中说：“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意思是一个肯信任别人的人，虽然别人未必都是诚实的，但是自己却先做到了诚实，一个总是怀疑别人的人，别人虽然未必都是虚诈，但是自己首先已经成了虚诈别人的人了。
待人以诚，将心比心，则人也可能待己以诚，这叫做以诚换诚；即使有人不以诚待己，也终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使之悚然省悟。曾国藩洞悉世情，明彻史实，深有感触地对诸弟说：“管子云：‘斗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大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这真是促人猛省的真知灼见！
曾国藩认为，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猾、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今日所说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他认为，人不诚处，多在语言上。他说：“凡说话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忠诚是曾国藩一生力行，并切实做到的，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已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难，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忌。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耻。”
在中国化中，“诚”是儒家的重要信条，是天下之本。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认为人应该无条件地依此规范而行，并作为人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当人们修养到“至诚”的境地后，就会成为一个品行高尚的人，讲信用的人，也必然会大有作为。曾国藩的“诚”真正诠释了这一点。
一日一心得
诚信，是恒久不变的做人原则；诚信，是永不过时的一种美德；诚信，更是一种源源不断的财富，用之不竭的智慧。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诚信为人之本也！诚信比金钱更具有吸引力，比美貌更具有可靠性，比荣誉更有时效性！”
敬人者，人恒敬之
曾国藩语录：1.易摇而难定，易昏而难明者，人心也，惟主敬则定而明。
2.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
3.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省，自然人皆敬重。
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说，君子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内心所怀的念头不同。君子内心所怀的念头是仁，是礼。仁爱的人爱别人，礼让的人尊敬别人。爱别人的人，别人也会爱他；尊敬别人的人，别人也会尊敬他……
曾国藩认为，君子自强，舍“敬”字别无下手之处。“敬”是一种个人修养，一种对人对事的态度，一种做人的基本原则。“敬”作为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做到自敬，就是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修养。清代人张履祥说：“欲人之敬己，须自敬其身始。能敬其身，则不期人之敬而自敬矣。”自敬，不仅仅要求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外表干净利落、整洁，还要求有一个恭敬的内心。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是长是幼，官大官小，贫穷还是富有，都要恭敬有礼。
宋代时，居敬发展成了一种修养的方法。宋代大理学家朱熹更加强调说：“学者工夫，唯在居敬穷理二事。”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被授为翰林院检讨，开始专心精研理学。他精心研读《朱子全集》，并向在京的名家请教，然后严格按照名家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学，同时以理学来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影响自己的待人处世。
除了自身修养的要求外，曾国藩也很重视在家庭中培养“敬”。他在咸丰四年（1854）七月二十一夜给弟弟们的信中写道：“家中兄弟子任，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知风味。”他认为，家人之间互相敬重、互相敬爱，走上社会后才能懂得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和别人的关系。同时，一家的“勤、敬”门风也会赢得族人、邻里的尊重。曾国藩不断督促弟弟、子侄们认真践行，还对自己的儿子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曾国藩告诫儿子：不但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还要严格要求自己，有让人尊重的资本，别人才会尊敬你。
我们常说“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就得先尊重别人”，在与人交往方面，曾国藩对“敬”字的体会是：“敬”字唯“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三语最为切当。也就是说，无论对方人数的多少和年龄的大小，都不干轻慢，要多加礼遇，这样做既尊重了别人，同时也展现了个人修养的层次。
曾国藩特别强调在待人接物方面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可以轻慢。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二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到自己的不敬言行，提醒改正：“友人纳姬，欲强之见，狎亵大不敬。在岱云处，言太谐戏。”第二年，他记载自己在吃酒席过程中，因为自己太过放肆，而自取其辱的尴尬，自己反思道：“席间，因谑言太多，为人所辱，是自取也。人能充无受尔辱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尚不知戒乎！”
很多时候，因为一言不慎，或者一个不恰当的举止，引起别人的反感，乃至恶语相向的事情很多。这就是没有“敬人”的原因，你没有尊重对方，戏谑对方，对方自然不会敬重你，最后的结果就是自取其辱。
“敬”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严肃认真，而首先应该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对别人的“礼”，这种礼包括了对生命的尊重，对对方人格的尊重，以及作为一个个体的尊重。
一家生意兴隆的点心店门口来了一个乞丐，衣服破烂，身上还散发着怪味。当他畏缩着走过来，周围的客人都皱起眉头捏着鼻子，露出厌恶的表情。伙计急忙叫乞丐滚开。乞丐却拿出几张脏兮兮的小面额钞票，说：“今天我不是来乞讨的，我听说这里的点心好吃，我也想尝尝。好不容易才凑到这些钱。”
店老板目睹这一幕，他走上前十分恭敬地把两个热气腾腾的点心递给乞丐，还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说：“多谢关照，欢迎再次光临！”
这是老板第一次亲自招呼客人，而这个客人却是一个乞丐！店老板事后解释说：“买点心对其他客人而言，是一件很平常的事。而这个乞丐为了品尝我们的点心，不惜花很长时间才讨来的一点点钱，实在是非常难得，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得起他的这份厚爱？”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旁边的孙子不解地问。老板笑笑说：“他今天是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的，不是来讨饭的，我们应当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的侮辱？要记住尊重我们的每一个顾客，哪怕是一个乞丐；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顾客给予的。”
这个店老板就是两次被《福布斯》评为世界首富的日本大企业家堤义明的爷爷。后来堤义明也要求自己的员工像他爷爷那样，尊重每一位顾客。
“尊重”绝不仅仅是社交场合的礼貌，而是来自于人心深处对另一个生命深切的理解、关爱、体谅与敬重，最纯粹最质朴也最值得回报。
在曾国藩看来，在治事方面也应该具备敬畏之心。咸丰八年（1858年）九月，他在给自己的手下大将鲍超的信中曾谈到以敬治事的重要性：
足下数年以来，水陆数百战，开府作镇，国家酬奖之典，亦可谓至优极渥。指日荣晋提军，勋位并隆，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
在现今的时代，敬业仍然是一个人成功的必备要素。只要把“敬”字放在心中，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去做事，这样才能成功。
一日一心得
要做到“敬”，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身的修养，让自己展现严肃认真的态度；其次，家人之间首先要互相敬爱，这样才可能去敬重别人，才可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如果连家人之间都不能互相敬爱，那何谈去敬重别人呢；再次，要做到“敬”，不仅举止要端庄，而且说话要谨慎，不能在言语和行为上对别人不敬；最后，敬业也是“敬”的一种体现，敬业才能做好事，做好事才更可能成功。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语录：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原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对其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
如果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做人不仅要与人为善，还要“取人为善”，吸取别人的优点来自己行善。关于“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辩证关系，作者曾以“大河”与“小河”作比说：“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并且在与人交往中严格执行和贯彻了这一原则，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和左宗棠之间的关系就是他与人为善的范例。
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和提拔之德，但是左宗棠这个人恃才傲物、出语尖刻，说话既不中听又伤人，但曾国藩从来不正面攻击左宗棠。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当左宗棠骂到自己头上时，他通常是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次，他在给好友郭嵩焘的信中曾以自身的认识来宽解自己，“盖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难辨。窃谓屑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已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固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晻暖，即为小人。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
这段话不仅是在宽解自己，更重要的是他阐述了要做到“以冀和衷”首先必须“晓事”，如果不“晓事”则上品如君子，下品如小人，肮脏如乡原，清高如狂狷之士，都会变得荒谬。他把“晓事”作为“知人”的判断标准。在这段话中曾国藩否定了绝对的君子或绝对的小人，他强调必须根据人的行为去判断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而正是因为采用了这个标准，所以，曾国藩在与朋友、同僚们的相处中能做到根据对方的行为来确定自己该怎么做能达到“和衷”。这就是曾国藩一生对朋友、对同僚采取的与人为善的交往之道。正因为曾国藩采取了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有时候他会选择自我妥协，而不是正面反击。
还有一件事，也体现了曾国藩与人为善的原则。
同治初年江西巡抚沈葆桢要扣留江西的厘金。江西的厘金是湘军军饷的重要来源。而沈葆桢的行为无疑会影响甚至破坏曾国藩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如此，身为钦差大臣的曾国藩没有利用清王朝对他的依赖以及个人的权势，去参劾、攻击、为难沈葆桢。他在同治元年（1862）九月二十五日所写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江西蕃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已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曾国藩做人以“忍”见长，这也是他之所以成功的原因之一，这个“忍”的出发点、动机就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从这个动机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在对人上不仅仅做到了委曲求全，而且做到了“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的古君子境界。曾国藩把困难当成了是对自己的磨砺，在这个磨砺中努力保持心态平衡，并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增加自己的修养。同时，他还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看作是成功事业的积极因素，看作是从困境向有利方面转化的重要条件。因此，在处理人际关系时曾国藩就能够做到与人为善、苛求于己，用妥协的形式进行斗争。曾国藩病逝后，与他交恶多年的左宗棠写了这样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欺无负平生。”尽管有为自己开脱的意思，但实实在在的敬佩之情却是表露无疑的。由此也可见曾国藩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巨大魅力。
曾国藩在信中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一日一心得
《国语周语下》中道：“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为善如登山，一步一步地走去便觉得心旷神怡、天清气爽；为恶如掘井，一铲一铲挖去，便觉眼昏神迷、掉入深渊。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应与人为善。在社会中，人与人是密切联系着的，你伤害了别人，你心中的善便被恶所压倒，你自己也被愧疚、后悔、惊恐所折磨。而被伤害的对方也可能采取激烈的反击手段，最后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而如果你首先做到与人为善，就可以熄灭对方的怒火，一场“战争”可能在瞬间化为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