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之下最巧。他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可以和他交往。曾国藩常说，为人处世当刚柔相济，注重实践。一个人的自强，应当是在自修处求强。追求的不应是在他人面前有优越感，而是不断超越自我。这样就不会对他人形成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们要超越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量
在盖宽饶诸葛丰之劲节，必兼有山巨源谢安石之量。于是乎言足以兴，默足以容。否则哓哓易缺，适足以取祸也。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惟以圣贤律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引自《曾正公全集》
有了盖宽饶、诸葛丰的节操，就一定拥有山巨源、谢安石的量。所以说话足以振奋，沉默足以包容。否则居位太高容易缺损，恰恰是自取其祸。量尽管是天生的，但通过努力学习也可以获得，只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就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度量自然而然就渊深了。
会师结友，待以诚恕
曾国藩曾说：“人有良师益友，虽懦夫亦有立志。”人世间敢于“规箴余之短”的益友就算很难找到，然而只要能用“诚恕”二字，努力寻求，这样的朋友是可以找到的。
曾国藩提倡人际关系中的“去伪而崇拙”，认为惟天下之至诚，可以破天之下最巧。他把人心诚伪作为人的基本品格来认识，认为只有诚实的人才可以和他交往。对门生李鸿章，他虽欣赏此人的才识，但对此人为人处事过于圆滑的态度十分不满。
每个人要想得到一个知心朋友，首先，自己要拿出诚心待人，认真分析自己个性中的长处与短处，拿自己的长处与人交往，尊重朋友，舍去自己的短处对待朋友，这样才能避免和朋友的冲突，才能得到朋友的肯定和信任。人，最渴望的是有心灵上的朋友，心灵的对话就是通过言语和行为真诚地交往。然而我们的个性常常左右我们的言行。只有深入的分析了解自己，扬长避短，才能使自我的言行表达得有分寸，才能避免言行上的失误。所以要得到益友，先得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和完善，而不能每次犯了错误都希望别人能原谅自己，这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会师结友的核心内容，即是仁礼可施的敬恕原则。曾国藩按照自己“仁爱有余，威猛不足”的个性特点，认为自己交友应以“躬身处世，不外敬恕”为原则。每个人只有清楚了解自己的本性，依据这个才能确定怎样去对待朋友，也有利于规范自己的言行，更能掘此判断与朋友间的差距。
曾国藩说：“至于做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方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那‘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与衡也’，‘君无众寡，无大小，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也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
“敬恕”，就是“心中有仁，心中有礼”。曾国藩对师友也是以“仁”、“礼”待之。对“仁”、“礼”二字，曾国藩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曾说过自己的带兵方法；施恩不如施仁义，加威吓不如加礼遇。“仁”指的是要人独立，使人发达。对士兵，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内心渴望他们可以自强自立，渴望他们方方面面顺顺利利，这样士兵能真切感受到你对他们的关心就像一个父亲关爱孩子一般，反过来他们也会感激你的恩德。而“礼”则是指不论在人多的场合还是人少的场合，也不管其职位的高低，对待别人不应该有任何怠慢之处，在人之前泰然庄重不要有骄横之气；穿戴整齐，使自己的容貌有尊严之气，这种充满威严的样子，别人一看顿生敬畏之心，如此显露出来的威严不会显得凶猛。以谦和有礼的态度对待别人，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严肃、庄重，那么于无声中就显露了自己的威严，令别人不敢轻易冒犯，这样别人就会体会到你的威严了。“仁”和“礼”，就算在蛮横之际也可以行之有效。
陈国瑞是湘军中有名的悍将，其脾性粗鲁、莽撞。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时正逢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率之部发生械斗，曾国藩在处理时想到，惟有让他真心服自己，以后才能用他成大事。因而，曾国藩先以威严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然后一一列举陈国瑞的劣迹暴行，让他明白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他的评价，在陈国瑞满目沮丧、退缩、打退堂鼓时，曾国藩忽又话锋一转，高度地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他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将才，千万不能因一时的莽撞而毁掉自己的前程。听到这些话，陈国瑞精神大振，这时曾国藩坐到他身边，耐心教导启发他，同时给他定下“不扰民，不私斗，不违令”三条规矩。陈国瑞被曾国藩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只得惟惟退出。陈国瑞后来尽管旧病时有复发，然而最终还是改过自新，为曾国藩所用。
曾国藩说：“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及同出一源。但若知利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
待人以“敬恕”，也就是“仁礼”，这正是曾国藩待师会友的基本原则。曾国藩自二十四岁以后脱离学生时代进入自学阶段。这个时期他选择朋友，更加注重对方的真才实学。择才高者为友，成为曾国藩的择友标准。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在北京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但四弟前次来书，言欲找馆出外教书。兄意教馆之荒功误事，较之家塾为尤甚。与其出而教馆，不如静坐家塾。若云一出家塾便有明师益友，则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惟汪觉庵师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按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怕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曾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今四弟意必从觉庵师游，则千万听兄嘱咐，但取明师之益，无受损友之损也!”又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窃被茅塞久矣，及已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并作字之法。”
在这两封家书中，曾国藩告诉其弟交友贵在“选择”，择良贤而友之，庸鄙者敬而远之，这才正是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
曾国藩曾说：“人有良师益友，虽懦夫亦有立志。”人世间敢于“规箴余之短”的益友即使很难找到，但只要能用“诚恕”二字，努力寻求，这样的朋友还是可以找到的。
为善
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则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仲尼之学无常师，即取人为善也。无行不与，即与人为善也；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念忝窃高位，剧寇方张，大难莫乎，惟有就吾之所见，多教数人。因取人之所长，还攻吾短!或者鼓荡斯世之善机，因以挽回天地之生机乎?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修已治人之道，果能常守“勤俭谨信”四字，而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礼自治，以礼治人，自然寡尤寡悔，鬼伏神钦。特恐信道不笃，间或客气用事耳!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古时的圣人之道，最重要的就是与人为善。用言语教化人，这是用善教人；用德行感化人，这是用善养人，这些全是与人为善的事情。然而光是白白地付给别人是不行的，因为我所拥有的善有限，因此又注重从别人那里获取善。如果别人有善，就取来充实自己；我有善，就拿出来送给别人。这样循环往复，因此善行无穷；彼此相充实，因此善的源头不枯竭。人君和辅相的关系，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学习儒术，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孔子学习别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就是取得别人的善。所有行为都可以给予，就是与人为善；行之不断，就是取人为善；诲人不倦，就是与人为善。联想到自己居于高位，而逆贼势盛，大难难以一下平息，惟有把我的思想，多教几个人，然后学习别人的长处，改正我的短处。这样做，也许能把这个世界上的善机发动起来，用来挽回天地的生机呢!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的方法，就犹如大河水满，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满，也是足以浸灌大河。无论是居于上位的还是居于下位的，是老师还是弟子，是长辈还是幼儿，彼此间以善相影响，就会不知不觉间天天进步。
自我修养和治理别人的方法，假如真的能常常遵守勤、俭、谨、信这四个字，同时又能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用礼来约束自己，又用礼去约束别人，当然会减少忧虑悔过之事，而使鬼神钦服。惟恐的只是守道之心不坚定，或有时受外来影响的制约。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熏人，是以善养人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是说孟子注重的是虚心听取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停止的一个过程。
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1859年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及：“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让曾国藩的事业人才福集，兴旺发达。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俯拾皆是，因此他的幕僚多对曾国藩尊为师，极为崇升，事季效法，奉为相模。所以，有幕府如水渠之说，这些幕僚皆深受曾国藩的影响，或效其坚忍，或师其勇毅，或明其大道，或法其坦诚。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屡次不等，如听人之谏纳人。举事，采纳僚属意见婉辞皇帝意旨等等。大事如此，小事亦能如此。如免“进场饭”一事，更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守其祖父星冈先生之教，天不亮就起床，明炮一响立即布席早餐。在东流大营时，欧阳兆熊及李肃、程尚齐、李申甫共饭，群以为苦，曾国藩知道后，尝笑曰：“此似进场饭。”
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要在9月朔期归家，置酒为饯，席间从容进言：“此间人非不能早起，但食不下咽耳。吾今归矣，欲为请人求免进场饭何如?”曾国藩笑颔之。因此欧阳兆熊以书调笑李肃毅说“从此诸君目民食大佳，何以报我?古人食时必祭先为饮食之人，君等得不每饭一祝我乎?”李肃毅复书：“进场饭承已豁免，感何感何!惟尚齐、申甫皆须自起炉灶，恐不免向先生索钱耳。”此虽为一时戏虐之言，当时情事也可想见。
免“进场饭”这件事尽管小，但可见曾国藩取人为善的姿态。他最初在京师时，也对他人横挑鼻子竖挑眼，倚才傲物，所以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躬自检悔，觉得“与人为善”是不树敌的第一妙招，而“取人为善”是完善自己的绝好药方。
诚实
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
李鸿章人必虚中，不著一物，而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著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后造伪言以欺人。若心中了不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别著私物也。所知在好德，而所私在好色，不能去好色之私，则不能不欺其好德知矣。是故诚者。不欺者也。
不欺者心无私著也。无私著者，至虚者也。是故天下之至诚，天下之至虚者也。当读书则读书，心无著于见客也；当见客则见客，心无著于读书也。一有著，则私也。灵明无著，物来顺应，未来不迎，当时不杂，既过不恋，是之谓虚而已矣，是之谓诚而已矣。
知己之过失，即自为承认之地，改去这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
吾辈总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终有顺理成章之一日；心虚则不客气，不挟私见，终可为人共谅。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天地之所以长久，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圣贤的德业之所以能广大长久地行于天下，都在于一个“诚”字。可以说，诚影响着世间万物的生死存亡；不诚，就没有一切。
人心一定要虚空，内中没有丝毫牵缠，然后才可以真实无妄；实，就是不欺骗。人之所以要欺骗人，一定是心中还装着别的东西，有了私心，又不敢告诉别人，因此只得编造假话骗人。假如心中没有丝毫私念，又何必欺骗人呢?他所以要自己欺骗自己，也是因为心中还有其它杂念。知在于好德，私心在于好色，如果不能去掉好色的私心，就不能不欺骗自己好德了。因此说，诚就是不欺骗。
不说假话的人，心里就没有私心杂念。没有私心杂念的人，就是心中虚空的人。因此，天下的至诚，就是天下的至虚。应当读书之时，就一心读书，不要想着去会见客人；应当会见客人的时候，就一心会见客人，心里不要想着读书。心一想别的事就有私念。心头一片虚空，毫无杂念，事情发生时就去应接，事情没有发生时，就不去想着它发生，应接事物时无杂念，事情过去了就不再牵挂，这就是所谓的虚，也就是诚。
知道自己的过失，但是加以承认，毫不犹豫地予以改正，这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豪杰之所以成为豪杰，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光明磊落，超过别人。假如能过了这一关，心里就会非常安乐，省去了诸多纠葛，免除了多少去遮掩装饰的丑态。
窃取虚名的人，将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包藏罪恶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怀有嫉妒心的人，会有意料不到的灾祸。
我们应该永远追求诚心，以虚心处世。心诚则志气充实专一，即使历尽磨难，也不改变其原则，终有顺理成章、获得成功的一天。虚心，则不会矫揉造作，没有私心，最终可以为大家所谅解。
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曾国藩最恨官气，所以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全部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
曾国藩的《杂著》中有《居业》一条，意思说打江山创事业都要有基础。他说：“古代英雄的事迹必定有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衮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曾国藩把建立基业归纳为两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规模宏大，言辞诚信。
他具体解释说：“就像居室如此宏大，那么它占的宅地就广阔，能够庇护的人就多。诚信如果站得很稳固，结构就会很牢靠。”《易经》说：“宽大居之”，说的是宏大；“修辞立在诚字上，可以居为”，说的是诚信。大程子说：“道之浩浩，从那里下手呢?只有立下诚才有可以居住的场所。
诚就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如果口不择言，逢事就说，那么忠信也就被埋没，动摇站不住了。曾国藩按立得住，就是所说“居业”：现在俗话说“兴家立业”就是这个意思。子张说：“掌握的德不宏大，信的道不专一，还能叫有吗?还能叫无吗?”也就是说假如不能宏大诚信，那么我的知识浮泛动荡，说我有不行，说我无也不行，这样终身不会有可居之业，这就是程子所说的“立不住”了。
曾国藩几乎白手起家，到一呼万应，正是借助做场、做局而发生变化的。他屡次谈到“局”，鄙视那些在局外议论者，倡导挺膺负责，躬自入局，认为这样，才会有成功的可能性。
曾国藩起家之初，手中无权无垫，所以跟从他的人并不多。从长沙临行前，邀左宗棠参谋军务，遭到拒绝。但左宗棠拒绝入幕后没多久，即加入到骆秉章的幕府，令曾国藩很难堪。李鸿章初次来投，曾国藩也说：“少荃(李鸿章号)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表面上是拒绝，事实上担心水浅养不了大鱼，李鸿章吃不了这份苦。
曾国藩还同时发出另外几封邀请信，但应者甚少，甚至连过去的好友冯卓怀、郭嵩焘都不肯随行，刘蓉虽被他强拉硬扯出来，但是不久即坚辞而归，留下来的只有李元度、陈士杰数人。
陈士杰字俊臣，湖南桂阳州人，以拔贡考取小京官，分发户部，遭父忧回籍。由于在家办团练镇压当地会党为曾国藩所欣赏，在衡州招聘入幕。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人，以举人授官黔阳教谕。李元度曾上书曾国藩言兵事，为其所赏识，约于1854年2月前后入幕。曾国藩深感孤立无援之苦。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很有感慨地说：“兵凶战危之地，无人不趋而避之，平日至交如冯树堂、郭嵩焘者尚不肯来，则其他更何论焉!”又说：“甄甫先生去岁在湖北时，身旁仅一旧仆，官亲、幕友、家丁、戈什哈一概走尽，此无足怪之事。兄现在局势犹是有为之秋，不致如甄甫处萧条已甚。然以为此为乐地，而谓人人肯欣然相从，则大不然也。”曾国藩当时惨淡经营的情形，由此可见。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局面尚未打开，台面小，又不轻易向朝廷推荐人，当时环境恶劣，随时有送命的危险，当然人们不愿死心塌地跟从他了。所以，曾国藩再次出山时，向清政府要求授予他一二省的实权，对稍有才能者，保奏、荐举不断，加之打了几次胜仗，因此才有“群雄蔚起，云合景从，如龙得雨，如鱼得水”的局面。
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台面越做越大。因为清廷器重，曾国藩手握四省兵符，有请即准，可以说是权倾朝野。但是曾国藩权大责也重，他意识到随着台面做大，必须更要注重网罗天下人才，为两江用，为天下用。所以，他自祁门开始，张榜晓示，召集人才。一时间各地来投者络绎于途。曾国藩把得来的人才分为二类，一类是实用型人才，包括治军、治饷、冲锋陷阵等，另一类是很有名望，兼有一定智谋的人。对前类人才，曾国藩以实为实，即是要他们做实事，就要给他们以实惠、实权、实职。对后一类人才，他虚实兼予，即给丰厚的待遇来“养士”，同时不轻易让他们任实职。但是遇有难决难断之事，也让他们发表“高见”，以表示尊重。
在曾国藩“养士”中，有三圣七贤之说，三圣者即吴竹如、涂朗轩辈，七贤者即邓弥之、莫子诸士。曾国藩诗云：幕府山头对碧天，英英群彦满樽前。
大概以某种精神感召，把人们聚拢过来，还算容易。而对聚拢在一起的士人怎样进行教化和使用，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曾国藩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就是把自己的幕府(包括自己所率之湘军)办成一所人才学校。
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主语甚多。
曾国藩赋予他的幕府两种职能，一是治事，一是育人，使幕府不但是治事之所，也是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生童。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他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子轨范耳。”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谈得更为具体：“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既是对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整个幕府的要求。因而也说是他设立幕府的一项宗旨。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此意，自觉去做，还把它写成对联，贴在总督衙门的府县官厅上：虽然贤哲难免过差，愿诸君谠论忠言，常攻吾短；凡堂属略同师弟，使僚友行修名立，乃尽我心。
在曾国藩这所人才学校中，大概李鸿章得到的教益呈最为典型的。
曾国藩日常起居很有规律，每天早起查营，然后和幕僚一起吃饭。李鸿章落拓不羁，贪睡懒散，对于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深以为苦。一天，他假装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道他耍滑装病，大动肝火，不停地派人催他起床吃饭，说：“必待幕僚到齐乃食。”他见势不妙，披衣“踉跄而往”。曾国藩在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说完拂袖离去，李鸿章“为之悚然”。
这里既有纪律的约束，又有道德的说教，李鸿章深感“受益不尽”，因而逐渐养成了“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的习惯，并获得不少学问及经济而又实用的东西。李鸿章后来回忆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和我辈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四戒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必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友人履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信；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傲为凶德，凡当大任者，皆以此字致于颠覆。用兵者，最戒骄气惰气；作人之道，亦惟“骄惰”二字误事最甚。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弟谓“命运作主”，余素所深信。谓“自强者每胜一筹”，则余不甚深信，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者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左：
不忮
善莫大于恕，恶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已无好闻望，忌人名著。
已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鹜。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从诟忌，乖气相倚伏，
重者灾汝躬，轻亦灭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伙，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憨。
君看十人中，**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弟对于世事的阅历渐渐深了起来，但来信中却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惟廉洁和恭谨才是承受福气的方法，骄傲就会自满，太满了就会倾覆。任何发自口端或笔端的诸如厌恶这个人俗气，嫌弃这个人鄙陋，议论一个人的短处，揭发一个人的**，都是骄气的表现。且不要说自己的这一指责不一定恰当，就算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也已经为天道所不允许。我们家的子弟，充满了骄傲之气，一开口就议论别人的长短，笑别人的鄙陋，这都不是好的气象。贤弟想戒除子侄辈的骄气，一定先把自己好议论别人的短处，喜欢揭人**的习气，痛加改正，然后再让子侄辈在这些事情上警惕和改正。要去除“骄”字，以不轻易非议或笑话别人为首要标准；想去除一个“惰”字，要以不晚起床为首要任务。
傲是一种带来凶煞的德行，任何担当大任的人，都因为一个傲字而导致失败。带兵打仗的人，最要戒除的就是骄气和惰气；对于做人来说，最要戒除的也是骄和惰这两个字。
自古以来由于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因为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话说得不多，然而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类似，但说出来的话特别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示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多时候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反映在面貌上。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因此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气象，不然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爱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手，依然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毫无可取之处吗?只因为“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要谆谆告诫诸弟，一定要以此为戒。
弟称“命运作主”，这是我向来深信不疑的；你说“自强的人常常能胜人一筹”，对这点我并不深信。凡是国家强大，一定要有很多的贤臣辅佐；家庭要兴盛，一定要多出贤能的子弟。这些东西都与天命有联系，不完全依靠人的谋求。
我平时约略述说先儒们的书，发现圣贤教人修身的理论，千言万语，概括起来，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说的就是自己不能修德进业，又害怕别人修德进业的这类人。求，就是贪图利名，安于现状，说的就是没有得到的东西千方百计去得到，得到了的东西又害怕失去的这一类人。忮，常见，一般都是在名望、事业相当，地位相等的人身上表露；求，也不常见，往往发生在财物交往、仕途进取相互有所妨碍之时。
要想得到福祉，首先要去掉忮心，人心如果能让没有贪欲、没有害人之心充溢，仁就会取之不尽。想要立下好的人品，则应力去求心，人假如没有贪心，则不会患得患失，而义也将用之不竭。“忮”心不去，满心里都是荆棘；“求”心不去，心灵就会日渐卑污。我对这两种心，时常加以克制，痛恨的只是自己还未能把它们扫除干净。你们如果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方面痛下功夫，并希望子孙后代都要以此为戒。
人需四忌，方能立足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在位之时并不依靠权势聚敛财富，他曾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贪图钱财，滋长自己的虚荣心理。假如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荡荡，见识日多，一身正气。
人生在世不懂许多人情世故，而处世之道又常有许多禁忌，稍有大意，便会招来临头大祸。纵观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之法，有很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其处世的四个禁忌，也是发人深省的。
第一忌说话天马行空，不着边际。曾国藩少时身上就有此毛病。
一次，曾国藩拜访好友陈岱云，与岱云兴致勃勃谈论诗歌。曾国藩唯恐好友不知自己见识多广，一时间喧宾夺主。他把自己平日所思，所想，所见毫无遮拦，不加掩饰的倾囊而出，一直在岱云家呆了很久才出来。谈论之时这样无所顾忌，旁若无人地发表自己的见解，虽有可取之面却往往容易滋长一个人的虚荣心理，且在朋友面前如此自大更是不可取的。但是一回到家，曾国藩马上开始后悔，反问责备自己，像自己这样整日胸无大志，无所事事，迷醉于诗，自己没有意识其危害的一面，不加考虑侃侃而谈也就算了，为何还要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呢?自己不思进取，对前程没有长远打算，不在此方面用功已经是耽误了自己，难道还有理由把自己这番理由施加予好友吗?一时之间，心里无法平静，夜不能寐，反复提醒自己一定要改。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能每日不断反省自己，虽然有再犯，但内心中不停的反思终使他做人达到旁人难以到达的高度。《诗经》有曰：“匪言勿言，匪由(法、道理、合理)勿语。”
第二，勿好为人师。孟子曾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的心述手记，洋洋千万言，为世人留下了很多警示良言，这其中有着曾国藩一生为官为人之道，更多是从中悟出的道理、真知，现在读来令人感慨万千。曾国藩几乎将他一生累积的才识和智慧记了下来，其中有真性处，深刻处，警示处，更多的仍然是对子侄、兄弟、部属、同僚的教训。曾国藩日记曾有记载：皇上御批，要我戒除喜欢在人前为师的思想。道光十九年(1839)我进京，道别时祖父谆谆教导，做人切不可有傲气，今日皇上又以不要在人前妄自为师劝诫我。我应该将这些话刻在图章的两端，忑当永远铭记于心。
所幸皇上龙体欠安，加上国家内忧外患，否则我必因此招致弥天大祸，重则人头落地，轻则发配边疆。曾国藩少时得志，为人志存高远，锋芒毕露，又自恃才情旷达，得到皇上如此御批，也绝非偶然，从他当时的处世方式来看，受此警戒，实是意料之中。
曾国藩对其子侄，向来只有教训，没有商量的余地；对兄弟，商量极少，教训占先；对同僚，商量和教训处于中立。对于曾氏家族来说，曾国藩是他们的门面，往往是言出必行；在军营，他是统帅三军，位高权重的一军之主，往往是军令如山；在省府，他是总督，独占一方。
可说是四处逢缘，八面威风。再加上他少年时脾性倔强爽直，常能言人所不能言，做人所不能做，曾国藩的祖父训诫男儿不能懦弱无能没有阳刚之气，这样一来更在他的性格里注入了一剂倔强和刚强。因此使他养成了喜爱在人前为师、教训人、指导人的习惯，甚至他敢冒犯龙颜、不怕掉头以“师心”上奏，其实也是情理之中。
第三，勿轻言人短。汉代伏波将军马援，也是一位绝世英雄，他在写给其兄长之子的书信中告诫说我要你们听到人家的过失，犹如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上绝不能说。人喜欢去议论人家的长短，妄自评论政事法令的是非，这也是我所厌弃的，就算死也不愿意子孙有这样的行为!龙伯高敦厚、周密而谨慎，口中没有挑剔非难别人的语言，谦虑、自控而节俭，公正廉，明而有威望，我因而爱他看重他，并且希望你们学习他。杜季良豪气干云，以别人的忧虑为自己的忧虑，以别人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他父亲死后，丧事上有许州郡的人赶来吊丧，我爱他敬重他!但不希望你们学习他，效仿他。学习伯高而达不到他的水平，也还是个谨慎而整饬的士，就是和平常所说的“刻鹊不成尚类莺”一样。信效季良不成，沦为天下闻名的轻薄儿，就和平常所言的“画虎不成反类犬”相同。这也是个谦逊谨慎自我调养，收敛自己高远的胸怀，接触卑下近旁的道理，如不这样，就不能保持自己的久长和远大，涵藏得不够缜密，就施展得不准确。苏轼的诗句“始知真放本精微”，就是这个意思。而曾国藩有云：“凡事后悔己之隙(过失)，与事后而议人之隙，皆阅历浅耳。”
也就是告诉我们，所有在事情过后议论别人的过失，或者在别人背后说人长短，都是由于涉世未深。
何谓“世”?实则就是指人，人的耳朵、眼睛和嘴巴，即人的戒备、警惕、争执。世中人内心看起来似乎平静，其实都是暗潮汹涌难以平息，外表看似大家一团和气。一派阳光灿烂的样子，可背地里心门锁，一团漆黑。这就是人们常言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世间人情如此，才能了解人与人之间为了各自利益费尽心思，骨肉相残，分毫必争，巧取豪夺，稍有动静，便会平地起风波。因此荀子曰：“人性本恶。”
第四，勿斤斤计较，贪图钱财。曾国藩一生不爱钱是无人不知的事实，在位之时并不依靠权势聚敛财富，他曾说：一个人要想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完美的人，首先不要贪图钱财，滋长自己的虚荣心理。假如能做到不贪不吝，那么就能做到鬼神共敬，坦坦荡荡，见识日多，一身正气。否则的话，便会不知不觉坠入卑污一流，总有一天被人轻视，因此必须做到为人谨慎行事!
坚忍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更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这个来讥讽他，这都是事实。爱好游侠，因此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本篇中所讲的贯高都是此种人物。崇尚黄老，因此多次称赞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称赞中论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讲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该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励。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相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就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联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为人自强，注重实践
曾国藩常说，一个人的自强，应当是在自修处求强。追求的不应是在他人面前有优越感，而是不断超越自我。这样就不会对他人形成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们要超越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曾国藩幼时家境贫寒，但是他不卑不弃，于逆境奋发进取，终于取得成功。
曾国藩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说曾家后代继承了母亲刚强、自立的气质，因此才取得了一些成绩。他的信中对母亲的尊重、感激之情表露无遗。
曾国藩的母亲江氏，嫁入曾家时，曾家一贫如洗，但是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克勤克俭，在她的努力下曾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江氏为人贤淑、孝顺，对年迈的阿公、阿婆照顾得无微不至。阿公晚年身体不好，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江氏毫无怨言，全心照料。人们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然而阿公瘫痪三年时间里，江氏与丈夫照样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有的时候阿公连屎尿都拉在她身上，她并无丝毫嫌弃的意思。阿公死时连说：“曾家有此媳妇，家门大兴啊!”
曾国藩曾高度赞扬母亲：“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四十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格，宾祭之仪，百方检饬。”
江氏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不寸缕，皆一年拮据。”曾国藩的父亲经常以“人众家贫”为虑，江氏总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制苦”劝说。她经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子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
自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幼时尽管家境不好，但母亲自强自立，不畏劳苦的精神却深深影响着他。一个人要生存在世上，不能没有一点能力，但千万不能逞能；无能会受人欺负，逞能则祸害自己。
曾国藩在一封家书中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强、自立。他说：“人当自强。但是否如沅弟(曾国荃)所说自强者总能比别人略高一筹呢?我不以为然。至于说到一个人的强大，在我看来，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况。曾子的自反而缩，也就是孟子将仁义和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这种强大与孔子告诉弟子仲由的强大，大概可以长久。另一种强大是斗智斗力，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有因逞强而大兴的，也有因逞能而大败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杨素，这些人的智力可以说都是横绝一世的，但是他们的失败祸害也非同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等人都是我们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得以保全终身的。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狠斗上求强就不行了。由此看来，那些喜欢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欢逞强斗能的人一样，他到底强大还是不强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方式。”
人之所以逞强斗狠，归根结底在于想通过逞强斗狠来满足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的虚荣心理，从中获取优越感，从而得到别人对自己的肯定、绝对的服从或者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制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可能你在特定的时间、场合、范围内确实征服了别人，但转换了上述条件后你又没有办法征服别人，此时，因你以前的所作所为，而激起的抗争越来越大，造成无法收拾的局面。最后一时的强大，把你逼入死胡同，身陷万难之地，又找不到可以帮助自己的人。自这点可以看出不追求本性中的自强，而把自强扭曲为逞强，带有此种思想，在人世中是难以立足的。曾国藩认为：平生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强”、“自立”的奋勉精神，但是一定要知晓“凡事不能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在他看来，“自强”、“自立”的奋勉精神是十分宝贵的，“人苟能自立，则阳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用兵之道，最贵自立”。
曾国藩以一生的精力实践着以上信条，曾国藩年少时，一心要取得功名，有所成就，为求自强、自立，从此努力攻读。他26岁攻读二十三史时，曾立誓“每日读十页，间断不孝。”31岁后，每天“早起温经，早饭后读二十三史，下半日阅读诗和古，每日共可看书阳，皆过笔圈点”。34岁后，“无日不看书，虽万事匆忙，亦不废正业”，“每日临帖百字，钞书百字，看书少亦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误而今日补做。”35岁后，无论事务如何繁忙，“然无日不看书”。46岁后更是“性喜读书，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就算抛开繁忙的军务依然是坚持看书。60岁后，身体“衰颓日甚”，每日“常思多卧多躺”，甚至公事无法细阅，然而“看书”未曾间断，不看则此心愈觉不安。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为求自强自立，一生不断学习加强自己的修为。然而他仍然特别反对逞强，他一生为官，且位高权重，从未以此压制、伤害别人，相反，却鼓励别人自强自立，也特别看重自强自立的人，厌弃逞强好胜的人。
曾国藩有一好友，叫罗泽南，幼时家境特别贫寒，却能发愤好学。家贫没钱买油点灯，罗泽南就借着月光读书，疲倦时，便在屋外露宿直到天明。他的道德学问，在当地为人所称道。罗泽南年轻时，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随后又连丧三子。他的妻子连哭三子之丧，双眼完全失明。罗泽南遭此打击，并没有从此对生活失去信心。曾国藩特别敬重他，称他为家乡的颜渊。罗泽南后来以儒生身份带兵征战，名扬天下。
曾国藩常说，一个人的自强，应该是在自修处求强。追求的不应该是在他人面前有优越感，而是不断超越自我。这样就不会对他人形成威胁或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矛盾。理由是，我们要超越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在提高自我，充实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中，内心会产生很多的抗争，这些抗争就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些抗争，有的时候会让自己更加坚强，更坚决地征服自我。在新我与旧我的交替过程中，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发扬，并在此过程不断前行。到了一定的程度，自己就会由于不断的自修而完善和强大起来，这样的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我们的强大。是每一个有德识的人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随处可见，以自修求自强，以自强求自立，自强而又不逞强的方方面面。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曾国藩出身寒微，历经千辛万苦，在逆境中奋起，求得自强。之后大半生从未一天放弃自修，加强自己对自强的理解，在他看来自强应是不断超越自己，完善自己，人自强后不应逞强，由于逞强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伤害上的。他做到了这一点，也用一生的言行实践着这一人生理想。
人立于世，必当自强、自立!
谄媚
求悦于人之念，君子乎?女子小人乎?且我诚能言必忠信，不欺人，不妄语，积久人自知之，不赞人亦不怪。苟有试而誉人，人且引以为重；若日日誉人，人必不重我言矣!欺人自欺，灭忠信，丧廉耻，皆在于此。
引自《曾正公全集》
取悦于人的想法，是君子该有的吗?还是女子小人才具有的?何况我确实能做到说话一定忠信，不欺骗人，不胡说八道，时间长了人们自然会了解我，就算不赞扬我，但也不会怪我。假如说是偶尔称赞别人，人家会很看重我的话；那么每天都在那儿称赞别人，人家一定不会看重我的话了。自欺欺人，泯灭忠信，丧失廉耻，都在这试图取悦于人的念头上。
人以机巧，我以诚愚
曾国藩认为，朋友有远近之分，族亲有密疏之分，故交往过程中要时时把自己放到主动地位，对至亲好友以诚信待之，对远亲一般的朋友以礼义待之，如此才能做到与人交往不伤情谊。
人只有诚，并且通过诚，才能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也才能认识其他人的本性和整个世界的本性。不能做到诚，既不能认识自己，也不能认识他人，更谈不上认识整个世界。人做不到诚，也就只是一平凡之人，当然做不了曾国藩所说的“第一人物”。
曾国藩要求自己待人以致敬为主，但他并不是端着个理学臭架子，让人望而生畏。
李世忠，原是太平军的一员将领，作战失败后投降清军。他投降后对清军并不忠心，经常带领自己的兵卒抢夺周边老百姓的财物，干扰老百姓的生活。李世忠认为当初跟随太平军时生活十分清苦，现在投降清军当然应该享受一番，所以他对部下越发不加以约束，任他们胡作非为。李世忠的言行在湘军中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他的上司对他严加训斥，他却不当一回事。
李世忠最初在李鸿章部任职，后来转到曾国藩之弟曾国荃部下。由于曾国藩对此人早有耳闻，所以去信一封告诉弟弟：“对待李世忠这种人方法有三方面：一个方面对他要宽松，不要约束太死；另一个方面，他有战功时切不可与他争功，打了胜仗，功劳全都归他；如果他偶然犯下错误，应以好言笼络他，不要举报他。对他宽松，是说在金银方面要慷慨大方，千万不要在金钱方面与他斤斤计较，自己宽裕时，再多的金钱都要视之如粪土，当自己贫困时，也要慷慨解囊，宁愿自己艰苦也要分些利润给他。这两个方法都是要对他宽松，而对他严格的地方也有两个：一个方面对他有礼有节，交往要淡，来往不要密切，书信来往要简单，话不要多说，情感上不要与他有何牵扯；另一个方面要明晰是非曲直，如遇到他部下的兵勇与百姓发生纠葛，且又在我们管辖的范围，百姓来告状一定要当面弄清是非缘由，一旦查明，不要有任何包庇，必须严加惩治。对李世忠要做到，在金钱、名利方面待他宽松，不与他计较，在礼节、道义方面待他严格，不要有丝毫放松。这四个方面做好了，自己手下又有强大的军队，那么与李世忠这样的悍将相处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曾国藩对李世忠这员威猛、难以驯服的大将，用宽“名利”，严“礼义”的原则待之，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据说，曾国藩有一次到军中视察，下令李世忠前来相见，曾国藩知道此人骄傲，不可一世，所以想挫挫他的锐气。李世忠进到帐中，还未说话，眼见曾国藩表情冷漠、严肃，心里一下子有点紧张，曾国藩开口便列举李世忠做太平军时的各种劣迹，“贪恋美色，喜好酒肉，不受管束，爱财如命……”。李世忠见曾国藩一来便掀他老底，心下一片慌乱，顿时乱了阵脚，锐气先去一半，这时曾国藩话锋一转，称赞其作战勇敢，不怕牺牲，是可造之材。李世忠听到此话，顿时精神一振。一番交谈之后，李世忠对曾国藩是又怕又敬，此后做事收敛了很多，后终被曾国藩所用，成为得力干将。
宽“名利”严“礼义”，是曾国藩对“悍将”的一种手段，也是他对待一般朋友的处世哲学。
曾国藩常说，对那种对自己不友善的人不要用鄙视或轻视的态度令对方难堪，而是应该从自己做起，使不友好的人深受自己的感染从而转变过来。他写道“一个省的风气全靠督抚、同道及首府几个人来影响，其他的小官员和士绅都会被他们几个人的言行所影响。”曾国藩为官那段时间，每天很早起床，天刚亮就和幕僚一起吃饭。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中推崇“去伪而崇拙”，他认为用天下至诚的方法，能破除天下取巧的方法。他常训诫曾国荃说“左待弟极关切，弟亦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拒。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最恨虚伪狡诈，但是世间偏有许多人在言行中又与它为伍。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曾国藩的信中这样写道：“弟在信中觉得自己是个老实人，我也自信是个老实人，只是因为阅历世上种种事情，饱经沧桑，学会了一些机谋权变之术，使自己学坏了。其实这些方面远远比不上别人，只是惹人笑话，让人怀恨，有什么好处呢?近日我突然醒悟，一味向平淡真实的方向努力，将自己老实的本质还以本来面目，恢复固有。弟弟你在外面，也应该恢复自己老实的本质，千万不要走投机取巧的道路，日子长了自己的品性会愈来愈低下。别人用奸诈之心来对我，我仍以诚信回应他，日子长了，他也会改变态度的。如果勾心斗角，表面上看来很近，其实内心却有许多隔阂，那么相互之间的报复，将是无止无休的。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不同，古人说：自胜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自己天未亮就起来；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扫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有恒，这就是毅。二者相似，其实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李鸿章有才气，曾国藩十分欣赏他，但李鸿章身上本身也有的江淮虚伪之气，曾国藩却不能接受。“笃实”这种品德是为世人所推崇的。咸丰九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在写给胡林翼的信中说：“惟忘机可以消众机。”在日记又写道：“它似颇有意义，而愧未能自体行之。”
《庄子天地》说：“机心存在于胸中，则纯白不备。”惟有“忘机”，才能复于笃实至诚；惟有笃实至诚，才能“消众机”。在与人的交往中，假如人人以它为准则，为官者大力提倡它，社会风气总会逐渐淳朴起来。
“忘机”，是用于自身的修养。对付社会上虚伪奸诈的小人，则是千万不能忘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过人的地方。一般人总认为“待我以伪，则回之以伪；待我以诚，则还之以诚”。更有甚者，以牙还牙，甚至以十倍“牙”相还；将心比心，乃至十倍“心”回敬。曾国藩不同，对于以奸诈之心对他的人，他回报的是诚信，他说：“惟柔可以制刚狠之事，惟诚可以化顽梗之民。”他曾告诫其弟说：“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之，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再看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待人之法，好像也应从中学点什么。只有去掉本性中虚伪的成分，用真诚去对待世人，才能在心与心的间隙中找到自己的立身之处!
精明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凡利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愿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取讥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伞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惟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引自《曾正公全集》
大致处事以“明”为第一重要，“明”有两种：高明和精明。相同地方，登上高山的人，看得就遥远，登上城楼的人，就能感觉眼前空旷，这就是高明。相同东西主观猜测的人，就比不上用衡器测得准确，眼力好的人不如尺子量得精确，这就是精明。大凡高明的人，要降低他的心志来求得平实，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点都不差，就渐渐地实在了。能实在也就能平和。
要是利益，应当与人共分；只要是名誉，应当与人共享。身居高位的人，应当以知人晓事这两件事为职责。知人，的确是不容易学到；晓事，则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而做到。晓事则不管是志同道合的人还是异己之人，都可以慢慢地开导和教育他们，以求得和衷共济。不晓事则会挟私怨从而办错事，就算秉公执法也会办错事；小人不晓事要办错事，君子也一样；没有原则的人要办错事，狂狷之人不晓事同样办错事。倘若再加上不知人，则办事始终背道而驰，这决不是和协之道。
我踏入仕途已有多年，早就了解了京城的风土人情。那些达官贵人们，悠闲从容，涵养名望，对待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现象我清楚得很。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禀性并未因此磨平，反而想改变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关痛痒、难以破除的习气，但是矫枉过正，有时又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所以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的仁人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用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因为激喷而矫枉过正的苦衷啊!
所有事都非常棘手，焦虑的时候不是没想过干脆睡到棺材里算了，什么事也不管，躺在那里，也许比现在活在人世更感到快乐。然而焦虑越多，公事越烦乱，而长夜快乐之期却毫无音信。而我又升为大学士，责任越重，被人指责的地方也越多。别人以任极品之官为荣耀，我现在真是把它当做痛苦、懊恼的境界。但被形势所逼，又根本没有办法置身事外，也只有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为人处世，刚中有柔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
曾国藩觉得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柔，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非常推崇刚柔相济。
曾国藩的孙婿，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曾口述一段故事，说明曾国藩刚柔并济的修身之法。这个故事是李鸿章说给吴永听的，应该可靠。李鸿章是这样说的：我的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八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我且讲一条给你听。有一家子，有老翁请了贵客，要留他在家午餐，早间就吩咐儿子前往集市备办希蔬瓜果。晨间已过午间，还没有回家。
老翁心慌意急，亲至窗口看望，见离家不远，儿子挑着菜担，在水膛上和一个京货担子对着，彼此皆不肯让，就顶住不得过。老翁赶上前，婉语曰：“老哥，我家中有客，待此具餐。请你往水田里稍避一步，待他过来，你老哥也可过去，岂不是两便么?”其人曰：“你叫我下水，怎么他下不得呢?”老翁曰：“他身子矮小，水田里恐怕担子浸着湿，坏了食物；你老哥身子高长些，可以不至于沾水。因为这个理由，所以请你避让的。”其人曰：“你这担内，不过是蔬菜果品，就是浸湿，也还可将就用的；我担中都是京广贵货，万一着水，便是一不值。这担子身份不同，安能叫我让进?”老翁见抵说不过，就挺身就近曰：“来，来!然则如此办理，待我老头儿下了水田，你老将货担交与我，我顶在头上，请你空身从我身旁岔过，再将担子奉还，何如?”当即俯身脱履。其人见老翁这样，作意不过，曰：“既老丈如此费事，我就下了水田，让尔担过去。”
当即下田避让。他只挺了一挺，一场争执就此消解。这便是“挺经”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
第一条到底“用意何在”，吴永说，他当时听了，“殊不甚明白”，但他“仔细推敲，一般来说，世间无论何事在局外议论呐喊，益处不大，必须亲身加入，挺身负责，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吴永对老翁“躬身入局”加以肯定，算是对故事有较深层的理解。现在有人说，这个故事说明了“心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意思，这又是一种理解。其实，曾国藩说的“挺”是刚强坚韧的意思，儿子与京货担子顶着，挺关相互僵持，谁也没办法达到自己的目的。老翁看到这种情形婉言相求还是不行，便亲自下水，却一下解决了问题。他对京货担子的“恕”，和自己委身下人的“忍”，让他最终达成目的。
曾国藩将忍让之道放入他的“经”中，表明他赞同为人处事应刚柔相济，并且说明，有时外表的柔，其实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那么，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刚，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柔呢?曾国藩自有见解：只要遇到的事是公事，应当刚强，而为了追逐名利，就应谦逊退让开创家业，应当自屈刚毅，而守家业则应以安乐为上，懂得谦退；为人在外处事待物，应当刚强，在家与妻儿享受时则应以和睦谦让为主。
孔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国藩把“恕”当成自身修养的一项重要标准。“恕”，是对人而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忍”，则是对自己说的，“好汉打掉牙，和血吞之”，便是善于忍。“恕”“忍”，都在“柔”学当中，曾国藩一生刚毅坚强，但又非常重视以柔克刚。他说：“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只有自柔出，才能显英雄本色。
曾国藩所讲的“刚柔”也可用“硬悔”来做一说明。他有这样一副对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同样是一“悔”一“硬”，“柔”中显“刚”，可进可退。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事以这种思想为准则，终于让他在天地之间自由翱翔。这种思想更是曾国藩处世修身哲学的自然流露。
曾国藩早年供职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他的“悔硬”、“柔刚”之学就是从《易经》“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中感悟出来的。他为人处世以“悔”、“硬”相勉，“刚”、“柔”相济，是具有非常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大抵人常怀愧对之意，便是载福之器，人德之门。如觉天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天；君之待我过厚，我愧对君；父母之待我过慈，我愧对父母；兄弟之待我过爱，我愧对兄弟；朋友之待我过重，我愧对朋友，便处处有善气相逢。如觉我已无愧无作，但觉他人待太薄，天待我太啬，则处处皆有戾气相逢。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在曾国藩眼里，一个人在外声名显赫，建功立业，另一方面又贪图家财万贯，这两者太过于招摇，完全没有谦退的意思，那么这种人家业、事业时间不会久便什么都没有了。
同治九年五月，曾国藩作了一副对联：“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他内心世界的两面性：一面战战兢兢，一面坦坦荡荡；一面悲观主义，一面乐观主义。他在极盛时想到极衰，这种思想引导他；征战生涯中生不忘死，居安思危，遭受屈辱时志不衰减求得荣耀，惨遭失败时发愤图强以求东山再起。这些同样是曾国藩对“刚之柔出”的处世之法的思索。
曾国藩初次带兵打仗时，刀光血影，杀人不眨眼，人们叫他为“曾剃头”，这是他人性中刚的一面。此后大半生，一直与太平军交战，历经磨难，经历了很多次失败。咸丰四年正月中旬，曾国藩奉命出征，所带水师受到太平军痛击，战状惨败至极。曾国藩满心沮丧，心里异常难受、灰心，决定跳水自杀，后被属员章寿麟奋身入水救起。战后，曾国藩回到长沙，受世人百般嘲笑，他在自己说大势已去，极度悲观之下决心在四月初五又一次自戕，幸而塔齐布的捷报打消了他寻死的念头。曾国藩重新振作，埋头再募兵练兵，准备再次发动攻势，咸丰四年七月初一，湘军水师“总统”宿汝航克复岳州，取得暂时胜利，八月二十三日湘军克复汉阳，曾国藩感到胜利在望。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力挽狂澜，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率兵攻克武昌，曾国藩苦战半年打下的城镇，今却又失去，湘军精锐，溃不成军。曾国藩再次自杀不死，黯然逃回南昌，受尽天下人的冷讽热嘲。
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练就了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一举攻克天京，成就一番大“功业”。
为人处世就像李鸿章说的那个故事里的老翁一样，老翁的忍让不是非示弱，外表的“柔”能够帮助自己达到“刚”的目的，那么一味的“刚”也可暂时放在脑后，因为这种“柔”并不是骨子里的柔弱。
人生在世不可一味懦弱，但“柔”并不是懦弱，一味的“刚”也不是处世的原则，做人应刚柔相济，身处逆境方能自强，得意之时方能自省，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明强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曰高明，曰精明。人风其近，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此曰高明。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后口中可断。能心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单，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王；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慊，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盂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以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似，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特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赵事赴公，则当强矫；急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惟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来，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旱无疆矣。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户立斋；不惯劳营，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营不倦，是即强也。不惯不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日慎一日，以求事之济。一怀焦愤之念，则恐无成。千万忍耐，千万忍耐，“久而敬之”四字，不特外朋友为然，即凡事亦莫不然。
引自《曾正公全集》
智、仁、勇这三德之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代的豪杰，常称为英雄，英就是明。所谓明分为两种，一种是高明，一种是精明。一般人听见很近，登到楼上去看，所见就远了，登到山上，所见就更远了，这就是高明。拿精明来说，就像一件非常微小的东西，用显微镜来照，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舂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舂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于高位，天赋方面称不上非常高明，专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就好比购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就如同舂击成熟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十分明白，然后才做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出决断称为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称为武断。对自己的事情武断，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的事情武断，招来的怨恨就会很深。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轻易决断，才是最能保住自己的福份的。
担当大事，都在掌握明强两个字上。《中庸》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关键的就是要使愚昧变为聪明，使柔弱变为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和刚气是会失败的，就算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作为根本。“难禁风浪”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我们，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因此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于坚固的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你能让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被消磨折损，这正是你的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只要是国家的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因为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长久。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非常兴旺，也有由于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乎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因此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就算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经过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就算成为圣贤的，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就应该强矫；守业安乐就应当谦退；出外与人相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倘若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乐享富贵，这两者都为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存在这种感觉。不只年轻时是这样，就算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很多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加以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息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同，但节制血气，是相同的，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章，都须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倔强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若能除去愤怒和**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每天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至于强毅之气，不可或缺，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话说：战胜自己就是强。所说的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己的意思。如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没有亮即起；不习惯庄重肃敬，而强迫自己静坐斋戒；不习惯劳营，就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勤营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持之以恒，而强制自己持之以恒，这就是毅力。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这只是刚愎罢了。二者看起来相似，其实是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慎对待。
一日比一日谨慎，以求办事成功。总是忧心如焚，恐怕一事无成。总而言之，千万要忍耐，“久而敬之”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朋友如此，不管什么事都应该这样。
胸有成竹，方可行事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
曾国藩早年深研《易经》，对《易经》中的“潜龙在渊”特别注意。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时机没有成熟之时，从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曾国藩借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团勇约千人，创建湘军，刚创建时称为湘勇。曾国藩预备扩练团勇万人，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江忠源。江忠源不晓事情的利害关系，不加思索马上向皇上上奏，结果曾国藩兵马不整，枪炮没有齐全就被咸丰皇帝督促征战。第一次征调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攻薪、黄一带，武汉告急，清政府急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曾国藩先是推脱，结果清廷接连下令催促。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下令曾国藩带船炮兵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成功偷袭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又一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思虑再三，抗旨没有发展。他觉得湘军刚刚创立没有实战经验，且人数不多，水陆两军加在一起不过一万余人，这时与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对抗，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此曾国藩为保护尚在襁褓中的湘军，一直没有发兵支援包括自己老师吴镕在内的部队。
曾国藩早年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要轻举妄动，曾国藩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凡事没有一定的把握，切勿轻举妄动，羽翼没有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曾国藩早知太平军兵多将广，善于打战，特别是水战。曾国藩认为他们绝非乌合之众，如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轻易不敢与他们抗衡，因此曾国藩决心不惜重金装备军队。与太平军作战，首先是在水上，所以必须要有一支习惯水上作战的部队，曾国藩决心创建水师。
筹建水师需要大批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在咸丰三年(1853)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用作购船造炮的经费。接着又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曾国藩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名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精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岳、快蟹、长龙三种船型。
曾国藩还不惜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为让水师船能够更好地提高战斗力，曾国藩悉心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咸丰四年初，曾国藩将湘军水师船炮准备齐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剑较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廉饷之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面对曾国藩屡次抗旨，推脱不愿参战，许多人不理解，有人说他铁石心肠，眼睁睁看着老师吴镕被太平军打败，也不伸援手，事做得太绝，还处处以各种理由搪塞。曾国藩为拒绝出征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称“事努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皇帝阅后非常不高兴，用讽刺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手，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皇上并不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在皇帝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个无知而又自夸的书生。因此，咸丰皇帝再次催促曾国藩赶紧增援，并下旨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黄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圣旨，还是抗旨不行事。他又上奏折，在奏折中诚恳、坦荡地说道：“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黄不前之罪。”并进一步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月匠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债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诚臣以敬慎，不逮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惮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羽，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看了奏折，方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被曾国藩一片忠心所感动，此后再没有催促他增援各省并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从此更忠心于清政府，并为主东征西战几十年。
曾国藩坚持不打没有准备之战的原则，前后四次抗旨，也没有顾念师友的私人情谊。1853年湖北第一次危急，他的老师吴镕写信求援后，皇上又下圣旨令他救援，他还是按兵不动，后来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他才勉强同意。后由于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他立即取消赴鄂之行。
过了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镕多次发信请求支援均被其拒绝，曾国藩多次写信与老师，在信中反复强调草草发兵的危害，并请求老师一定谅解。吴镕为人正直，能顾全大局，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对学生大加责难，虽然他清楚曾国藩不出兵自己必死无疑，而他仍然相信曾国藩的设想，并支持他切勿草草发兵的原因。
在信中吴镕说道：“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大使馆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不久，太平军大军攻来，吴镕不敌，不愿弃城逃命，最后殉城自杀，曾国藩知道此消息后悲痛不已，但为顾全大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过了不久太平军发兵庐州，庐州守将江忠源重病在身，守官又不听调度，没有积极设防，致使延误军机，江忠源身陷险境，危在旦夕，派人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不让水师出征，只派刘长佑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为时已晚，城破之后江忠源支撑病体与太平军搏杀，后被部将扶上马背，江忠源不愿弃城而逃，手击马耳使马倒地，然后纵入江中自杀身亡。
吴镕、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是个沉重打击，二人中吴熔是自己的老师，时任湖广总督，平日给了曾国藩很多的帮助，江忠源是自己门生中办团练最早、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信任的人。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失去一员大将，好比砍去自己的左膀右臂。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今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的方式，“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方法，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