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先生“鲁伯特·默多克可不是个吃素的主儿，他今天也显然是有备而来的。
在隔岸观火察看了这大半天双方的争斗之后，鲁伯特·默多克显然是已经有了心中的答案。
但他不亏为”传媒帝国”的国王，他不会贸然表态说出自己的额观点，他要遵从新闻报道的铁律——让事实来开口说话。
提前做好了充分准备工作的鲁伯特·默多克，从他带来的那个棕色大号公文包里，拿出了两份早已经复印好了的材料，他给在座的其他四位长老每人发了一份。
然后他才开口说道：“这是两份中国考古界的绝密材料，我也是前不久才通过非常渠道拿到手的。”
“先请各位看你们手里第一份复印件，这是中国考古界在他们最为自豪的，安阳殷墟考古大发现中挖掘到他们的‘洋人’祖先，以及他们自己依据考古出土的实物所得出的结论。各位先生，大家先不要争吵了，我衷心地希望诸位，看完这两份绝密材料之后，我们再来对项庄能否加入长老会这件事儿做出决断好吗？”
这第一份绝密考古材料中写到：从安阳的墓穴中所发现的产于北部的战车残骸、金属刀斧和产于西部的铜镜,表明商朝至少和熟悉这些东西的人类有过间接的接触。那么这些人类是什么人?他们生活在哪里?又是什么时候迁移到那里的?
随着塔里木盆地木乃伊的发现,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新疆,已被考证的最早人类文化源于西北方向或西部。
根据考古学家韩康信对头盖骨测量的研究,这些人类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种被认为是来自北方,这是根据对保存下来的这个类型的头盖骨进行测量后得出的,它和位于撒岩阿尔泰(Sayan-Altai)北蒙古北部阿法那色沃(Afannasevo)区域的人类头盖骨有着特别紧密的联系。
同时,该类型头盖骨和生活在更靠西部的西伯利亚大草原的人类头盖骨也有相似之处。这个人群被Mair和Mallory称为原欧洲人(Proto-European),他们迁至新疆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00年。
甚至有人提出,这个人群可能是因来自于撒岩阿尔泰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印度、伊朗扩张而被迫逃往南部的一部分阿法那色沃(Afanasevo)/土火罗人(Tocharian)难民的一部分，也即我们所说的古以色列国的犹太人。
如果接受了这个难民分类,那么卡瓦来胡尔(Qawarighul)和燕布拉克(Yanbulaq)原欧洲人在塔里木东南的地理位置就容易解释了。
这个位置距任何地方都很远这意味着安全。这一推测对于帮助人们理解这部分人来到新疆之前和之后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在二里头、二里岗文明和与之相关的文化以及安阳文化的延续体当中,中国早期文明经历了从发生、发展、扩张和到达巅峰的过程。
在这期间,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东塔里木的人群和中国政体初具时期的人群有过接触。
我们只能证明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后剩余的两种高加索人,也就是帕米尔弗汉那人(PamirFerghana)和印度阿富汗人(Indo-Afghan)迁至新疆。
帕米尔弗汉那人群被认为是从公元前1000年由天山西部的延伸地区进入新疆西北的,而印度阿富汗人群则被认为是稍后从大夏国(Bactria)进入新疆西南的。
考古学家韩康信对三种人类头骨变异进行的描述可见塔里木木乃伊(第238页)和青铜时代(第566页)。
如果没有证据表明新疆的高加索人群和他们东面的汉族紧邻又相互接触,那么在安阳发现的非中国人遗骸就不太可能是来自新疆。
帕米尔弗汉那人和印度阿富汗人在商朝终结时或之后进入新疆西部的这个事实更支持了这个假说。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怀疑在中国政体形成的过程中有外国力量的参与。
但是,由于无法推论和证明它的可能性,没有学者有足够的信心或者能够说有实实在在的证据证明这个怀疑的可能性。
诚如RobertBagley所指出:从1928年开始用李济来指导发掘是一个幸运的选择。而且李济所著的《安阳》提供了1928年到1937年详细的挖掘史。
它保留了很有价值的资料,我们认为其中的阴山的自然人类学笔记很有参考作用。
在《安阳》的第258~261页,我们找到了在安阳的祭祀坑中挖掘出来的5种人类头盖骨照片。在祭祀过程中,他们的身体被埋在墓穴周围的斜坡里。此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从祭祀坑里发现的头盖骨被认为是进行宗族仪式时那些被处死的938个战争俘虏,遗骸中的400个人类头盖骨可供研究,其中152个可以进行分类。
详述见下文:韩康信把新疆的头盖骨变异分成三个类型:1=原欧洲人;2=帕米尔弗汉那人;以及3=印度阿富汗人。(Mair,Mallory,p38,2000)下面图片源自李济有关安阳墓葬发掘的报告1在侯家庄发现的典型蒙古人头盖骨:上图第1类头盖骨大约有30个受难者,被李济称为典型蒙古人种。他们可能是与商朝发生冲突的南部族人。
他们可能从代表安阳周围地区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口中被选出来,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起着象征成功的必要作用。第2类头盖骨的总数大约有34人,被称为大洋洲的黑人。
按比较流行的说法,他们是说南亚语系语言的人群,董作宾提出的东夷人似乎是目前为止最有可能的候选人。
第3类头盖骨只有2人,被称为高加索人。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这两个头盖骨的重要性确实不容忽视。把这两个高加索人的头盖骨和韩康信定义的原欧洲人相比较,我们发现安阳和新疆发现的头盖骨是如此相似,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之间有明确联系的结论。这样,我们就有证据证明,安阳存在着极有可能说希伯莱语或该语言前身的人。
第4类头盖骨有大约50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组。他们被称为爱斯基摩人,把这些爱斯基摩人和韩康信定义的帕米尔弗汉那人相比较,我们再次发现惊人的相似之处。第5类头盖骨也颇具代表性,总数大约有38人。
有趣的是,按照李济的观点,这些明显小于其他4组的头盖骨身份不明。但是,把这些头盖骨和韩康信的印度-阿富汗人比较,我们又发现他们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
根据已发掘的情况,毋庸置疑,安阳确实曾经存在过异族人,虽然他们仅仅是作为牺牲品而出现的。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检查之前,我们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对这5组从安阳挖掘出来的头盖骨的数量进行任何比较,都没有找到有意义的数据联系。
这是因为没有把1928至1937年之间挖掘的头盖骨和1949年以后发掘的大量头盖骨进行比较。而1949年以后发掘的头盖骨也没有进行分类检测。
只有在可能获得更多的头盖图一从妇好墓中发掘出来的具有北方特征的青铜器。(摘自Bagley,1999:198)a)刀,长362厘米(见林竐:对商文化青铜器和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的再考察,商代文明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商代考古研究。252页,耶鲁大学出版社,1986。b)铜镜,直径从125到71厘米。(摘自ibid)c)弓形器,长404厘米。(摘自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北京,1985)骨样本中进行分析,才能对从祭祀坑里发现的头盖骨类型的相关数量进行较为准确的判断。
在较高等级的埋葬地里发现了切开的头颅和身体埋在一起以及尸体保持完整的殉葬者,这些人的头盖骨没有和那些从祭祀坑里发现的头盖骨进行比较。
另外,车马坑里发现的头盖骨没有和祭祀坑中的头盖骨比较,安阳的头盖骨也没有同二里岗发掘的头盖骨进行比较,这些都需要注意。
很有可能是,一些外国人比如古以色列国的犹太人来到安阳，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如萨满巫师和占卜师、炼金术士、战车建造师和驭手、乐师、天文学和年历学家、或者是语言学家和翻译。
商朝的国王很可能还有说印度-伊朗语的帕米尔汉弗那战车驭手,进一步的研究将会更准确地揭示,不仅仅是安阳而是整个商朝和二里岗早期,甚至有人说包括更早的二里头(Erlitou)的夏朝时期都有外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