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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三口人有了新住处，儿子也在附近找到了学校，自己也能随心所欲的协助张太太做些家务，并打些另工贴补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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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里算是过得去，张先生的宽容，和蔼可亲，使平日在张家的关照下的生活平静而清闲，真得感谢张先生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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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家生活，没有太多的世态炎凉，算是省心，可有一事让彭樊氏不能安睡，就是当年无辜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是谁？能否找到他，替丈夫讨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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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法庭起诉，状告凶手。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生前单位的负责人，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愿意出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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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拿起毛笔，伏在案上，写起了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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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早年读过私塾，写字算账，不在话下，写起诉状，虽然头一次，但是起诉对象和事情缘由以及起诉标的等，写的非常清楚。写完了状子，她交给了法庭和丈夫原单位各一份，她态度坚决，不容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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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站在法庭之上要求法院调查真相，严惩凶手，赔偿损失，案子由税务局出面还聘请了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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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进行庭下调查，彭樊氏找到了当年的证人，收集了无数份的证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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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多的刑事调查，查出了凶手原来是国民警察江北分局的副局长，由于牵扯到国民政府两个部门，最后法院出面调解，由警察局出资一万大洋，作为补偿，家属不再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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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主张鲜明，态度坚决，情仇是非，不容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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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拒绝接受补偿，定要凶手偿命，弄得法院很是尴尬，专门派人到家里说服她：“人死不能复生，战乱时期死的人很多，能得到补偿的不多，警察也是为了公务，不得已，还请你能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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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中爱憎分明，抱着替夫不平的初衷，在法庭上，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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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摇头摆手说道：“不是日本轰炸死的，而是让自己人无辜枪杀的，凶手不惩罚，我心里这道坎儿怎么也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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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严厉的控诉军警野蛮粗暴的对待平民百姓，随意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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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调解人员来人见说服不了她，只能来了又去向法庭复差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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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以为法庭会公正的对待她的起诉，凶犯也不敢为非作歹，日常生活没有设防，孩子们无忧无虑的随意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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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到了吃饭的时间，不见小安碧的身影，彭樊氏出了一个屋子，又进另一个屋子，嘴里喊着“安碧，安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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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她才意识到有双黑手在威胁着她们，这些人都是恶势力，他们为了险恶的目的会不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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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浑身颤抖，越想越紧张，问儿子，儿子说下午就没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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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顾一切往外跑，见到路人就问：“见到一个扎着红发带儿的女孩子没有。”多数人回答她：“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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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走到街上开始哭喊起来：“安碧！女儿啊，你到哪儿去了，快点儿回来吧！”寻视着身边路过孩子头上的打扮，他想快速的从红发带儿中找到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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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安佑跟着妈妈，怕母亲出现意外，他搀扶着妈妈的手臂，妈妈喊，他也随着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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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安佑跟在妈妈身旁，高声喊着：“安碧，幺妹！安碧，幺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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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结果，都在彭樊氏脑海里显现，她真的不敢再往下想，不知哪里来的精神，越喊声音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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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已经黑下来了，人群中已经看不清穿戴的颜色了。四岁的女孩子，要是落到人贩子手里就惨了，想着想着嚎啕大哭起来，两腿瘫软坐在地上动弹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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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安佑使劲儿拽妈妈，试图把她搀扶起来，可是任他怎么扶也扶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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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上来好多人，人群中出现一个男人，三十上下，身穿黑色锦缎上衣，头戴灰色礼帽，上前打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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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带着墨镜，说着风凉话：“这年头，自己都保不住，怎么能保住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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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后一个跟从，贴着彭樊氏的耳朵跟她说：“回家等着，孩子一会儿就能回来。”没等她看清脸，说话的人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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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停止了哭喊，坐在地上静了一会儿，回味着刚刚听到的话，叫儿子扶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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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办法，只能回家，彭安佑搀扶妈妈回到家中，不到半个时辰，小安碧从外面跑到了妈妈身边，告诉妈妈：“有几个叔叔领我到对面的酒馆儿里不让走，刚才是其中一个叔叔把我领回来的，让我告诉你没有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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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坐在椅子上，手里拿着毛巾擦了擦小安碧头上的汗水，有擦了擦自己的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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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了一眼小安碧头上的红发带儿，紧抱着女儿痛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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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警察来过，假惺惺问了一些情况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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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明白了，这是得罪他们了，这些人是黑恶势力，他们用孩子恐吓她，威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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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保护孩子，宁可自己缺胳膊少腿，也不能让孩子少一根毫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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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樊氏感觉到了恐惧和压力，害怕再一次失去女儿，点头同意了法院的调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