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法是几经变化的，1930年以前毛泽东对地主和劣绅采取土地没收政策。1932年以前则是贫农分良田，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1933的以后，则是以乡为单位按人头平均分田，地主、富农和贫农一律按人头计算，目的是把地方劣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这种阶级斗争观与王明等人相比，比较温和。王明等在莫斯科饱读马列原著的人认为，对剥削阶级要予以消灭，不仅精神上如此，肉体上也如此，正如斯大林推行农庄集体化进程时，将苏联境内的数百万庄园主予以杀头和流放一样。
在井冈山和瑞金时期，毛泽东实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突出了中国古思维中重视人之温情的一面，有一股迎面扑鼻的乡士气息，这种作风深受中国人的喜爱。
1936年以后，毛泽东较多地阅读了马列原著，并且对辩证法心领神会，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毛泽东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推出了统一战线策略，并且在余生中多次用到它。但是因为有长征以前的教训，毛泽东对学习苏联来的马列主义，一直取谨慎的态度，倒是更多地在中国古籍中找道路，这一点有助于人们了解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开展评法批儒、评水浒等中国历史古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种奇怪的现象。
马克思在他浩如大海的论著中不可能提及中国古史，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却从中国古思维中汲取营养。1958年毛泽东托当时的农业部副部长陈正人送给河北徐水县办人民公社去的三本参考书，有一本便是康有为的《大同书》！
一句话，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其外来因素作用比较少，正如毛泽东所言，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是内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个内因便是中国古思维。特别是民众的大同理想，
土地改革和解放妇女劳动力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艰难的工业化。
瑞金苏维埃政府辖有许多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如被褥厂、兵工厂、红军医院、红军大学、印刷厂等等，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既没有工时限制，又没有劳动工资，完全以战争的需要为标准，所有制形式上为国家所有。而农民和村镇小店主，实施的则是个体私营经济，当时的经济形态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
瑞金苏维埃政府的行政组织，是人民民主革命政府，意思是凡愿参加民主革命的人，不论阶级和成份，均可加入政权统治者的行列。欢迎革命而且开明的，绅士、豪绅及地主均是如此。大地主之子胡少海参加共产党后，其兄弟均参与地方政权。
1936年后，在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割剧区域里，经济成份依旧保留在瑞金时代的水平，即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但1937年在政权建设上开始有意识地实行计划组成，叫三三制，即在领导层中，民主人士占三分之一，共产党人占三分之一，其它党派占三分之一，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种政权形式利于组成最大的反抗日本侵略军的统一战线。
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在经济上有了调整。战时共产主义经济的这一块，虽然仍旧实行供给制，但工时和待遇有了标准，不久以后改为工资制。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一部分转为全民所有制经济，其中的人口管理以商品粮为依据，粮、布、油定量计划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则开办新的工厂和企业、商社，实行工资工时制度，人口也依据商品粮方式管理。民族资本家依然保留，而且鼓励他们生产，陈毅在上海就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方便。个体手工业和工商业允许存在和发展。农民分了田地之后，恢复到旧社会的那种单干状态。这种经济体系，依然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但国营经济比重开始占主体地位。
政治上，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是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大量在新中国的政府里做官，以作为其阶级和团体的代言人。与三三制不同的是，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比例，表示了中共的主导地位，没有其它的法律做行政依据，一切以协商而决断，以政府文件方式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