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不，给我把钱交上，上市场里边儿卖去；要不，赶快走！别在这儿卖！”市场管理人员向我挥舞着胳膊。
“交多少钱哪？”
“两块。”
两块钱，按理说不多，但是，在非常时期，想挣回来它，是要费些劲的。伊水可能会有更好的办法，于是，我对往根说：“你快上伊水家问问，咱是交费还是不交？”
往根走了。
不到三分钟，管理人员又来了，“我说的话，你听着没？！快走！！”
“我等我们那个人哪！我自己没法弄，他来了我就撤。”
“快点儿！”
往根咋还不来呢？
往根，你倒是快点儿呀！
管理人员抢过一个卖菜的老太太的伞后，朝我来了。我迅速地将板子掀了下来，把几个凳子踢在了一起，“我现在就走！现在就走！……来了来了！我们的那个人来了！”
往根：“二姐说，不交钱，让咱们上小区的西门卖去。”
“保安和物业的人不管吗？”
“她说没人管。”
到了西门，我想，还是同保安打一下招呼为好。我满脸堆起了笑容，“请问，我们在这儿摆摊儿，有人管吗？”
“我们是不管，谁知道物业的人让不让了，他们不管，就没人管。这两天是大礼拜，他们不上班，你们先摆着吧，撵你们了，再走呗。”
一位卖报纸的老太太起身问我：“这是什么呀？”
“朝鲜小咸菜。”
“啊！我知道，好吃！这里放没放糖？”
“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问你放没放糖？”
她是爱吃糖还是不爱吃糖呢？她这个年龄的人，爱吃糖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告诉她，我不能骗她，“放了，不过不多。”
“放糖了，我就不能吃了，我有糖尿病。我告诉你们一个好地方，下午三、四点钟，你们到东门卖去，买菜的人多，比在这儿卖的快。那时，我也去，你们跟着我吧。”
我没对她说，我们刚被人轰了过来，我怕拂了人家的好意。
一个下午，没卖几袋。
“往根，咱们光指着这一个地方不行啊！我到东门卖卖？”
“去吧。”
我搬到了市场的门外。我的左侧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卖菜的妇女，她的胸前挎着一个钱兜子，脚下趿拉着拖鞋，脚趾缝里满是黑灰的泥渍子。
“我今天挣了二百多！”她对我说。
“一共卖了二百多？”
“毛利比这可多多了！我说的是净挣！我进的菜便宜，萝卜，三分钱一斤，我卖两毛五，你说，我得多少倍的挣！我自己家有车，看见没，就那个车，”她指着一辆锈迹斑斑的机动三轮车，“我们直接从菜地里进货，每天给四个饭店送菜。萝卜，两毛钱一斤卖给他们，这个价，别人不敢送，他们竞争不过我。早晨六点多钟，我们全家到这儿，把菜分好，开着车，一家一家地送，十点多钟才能送完。”她盘着腿，坐在一张铺在地面的袋子上，把钱捋好。
非典时期，还是有人能赚到钱！
我们卖出了二十三袋，伊水说不错，朝鲜咸菜在北京还是有市场的。
她买回了更多的萝卜和白菜。
逾日，我们开赴到一个大型的早市，这里已经拥拥嚷嚷、人头攒动了。
“姐、往根，你俩一人装一盒咸菜，把着两个门卖。我上里找个地方去！”伊水说完，我们兵分三路，杀出了昌河小面。
“朝鲜小菜，一块一袋；朝鲜小菜，一块一袋……”我的声音被蒙在嘴上的十二层的合格口罩贪污掉了一部分，传出去的，比蚊蝇之类的“嗡嗡”声大不了多少。我摘下了口罩，松了松上面的绳，重新戴上，空气从我的下巴底下愉快地钻进了鼻孔，我的呼吸通畅着，声音响亮着。
没喊上几句，一个顶着草帽的男人冲着我说：“别在这儿站着，上那边卖去！”
我走了四、五步，站在一个卖围裙的大姐的一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