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那天，一大早就从工厂出发，坐车去了樟木头，再从樟木头坐车到广州，樟木头开往广州的车，终点站是广东省汽车站。下了车，我就直奔火车站，买车票去了。
广州火车站，我对它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在外打工十年，回家的次数也有八九次了，每次回家，都得途经这里；每次从家里来广州，也一定要从这里走出来。我想不仅仅只是我，和我同一个时代，来广东打拼过的人，一定对广州站也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所以，现在每当在电视上看到广州站的画面，我就倍感亲切，我对它的感情，甚至超过了对宜昌火车站的感情。
非典时期，行走在广场上的人并不多，来去匆匆的人，大都戴着白色的蓝色的口罩。我的包包里面也准备了一只口罩，当然从省汽车站走出来的时候，我也把那个劳仔子戴上，把嘴和鼻子捂得严严实实。售票厅里的人并不多，很快就买好了车票。是下午的车，似乎就是那趟现在已经驶出我们的视线的2286次车，又似乎是2115次车。买了票，我就进了候车室。戴着个大口罩坐在候车室里坐到开车的时间快到了，跟着人流进了站台，钻进了绿皮火车上，找到了自己座位坐了下来，依旧不敢扯下包裹着鼻子和嘴巴的口罩。还没有到火车开车的时间，陆续还有一些人，从外面向车厢里面走进来。车厢里面太沉闷了，直憋得我感觉嘴角都在冒汗了，见坐在我旁边和对面的人，都扯掉了口罩，我才终于找了可以扯掉口罩的理由，把口罩摘下来了。不过口罩却舍不得丢掉，来广东的时候，还得戴呢！
火车经过一个晚上的行驶，天亮的时候到了宜昌。我伸手拍了拍的牛仔裤的口袋，手机还在呢！我回家的时候，湖北还没有人感染非典，尽管家乡人也知道了非典的厉害，但是街上的人，戴着口罩的并不如广东那边多。宜昌火车站与宜昌长途汽车站只隔着一条马路。从火车站走出来，到汽车站，从上了开往宜都的车。到宜都的时候，正是吃早餐的时候。车站外面的简陋早餐摊前，坐着三三两两吃廉价早餐的人们。同每次家一样，走到宜都，还没有到家，就有一种亲切感。
离车站最近的菜市场是文峰路菜市场。从车站走出来，过了马路，往前走几步，再过马路，就到了菜市场。以前在小县城混得狼狈的时候，我就是在文峰路买最便宜的菜过日子。来到久违的菜市场，我还能嗅到一丝当年的气息。久违了，菜市场。当然，今非昔比，此时我并不是为着菜市场最便宜的菜而来。
文峰路菜市场，最外面的都是卖小菜的，卖肉的卖鱼的都在里面。我用几份战胜者的姿势，趾高气昂走从小菜摊前向里面走，一直走到菜市场的最里面。还在火车上，我就想好该买什么菜回去了。母亲喜欢吃牛肉，可是乡下的村庄和小镇没有牛肉卖，所以我得买两斤牛肉回去，父亲喜欢吃鱼，我得提一条大草鱼。那个时候的特价真是便宜，牛肉才卖十二块钱一斤。买了两斤臀部的肉，才要了二十多块钱。一条四斤重的草鱼，也才要了不到二十块钱。那个时候的物价真是便宜呀，早知道如今的物价会如此暴涨，那个年代真该一个劲儿地猛吃便宜的肉类。买好了菜，从了一辆电麻木车回到车站。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宜都人乃至宜昌人，对麻木肯定情有独衷了。所以，我又不得不回忆一段与打工经历并不相符的往事了，因为这些过去的事情，小辈们肯定不知道。
宜都乃至昌一带麻木车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历史从九十年代就开始了。在我最穷困潦倒的时候，我呆在宜都，所以就说说宜都的麻木史吧。麻木车也就是载客的三轮车。最开始是人力三轮车，外形像老上海时期的黄包车，那个时代，宜都街上是见不到小汽车的，全县的人都穷，谁有本钱买一辆小轿车搞出租呀？所以有几年时间，人力三轮车挺吃香。坐在人力三轮车上，仿佛就回到了三十年代的旧上海。坐一次车，是两块钱。一辆人力三轮车，最多能坐两个人，起步价是一块钱，路途远就是两块了。那个年代的宜都小县城还没有扩建，小县城很小，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也就半个小时的功夫，两块钱不算贵，也不算便宜，像我这样的穷人，都能消费得起。人力三轮车是一门苦活儿，车夫就像老舍笔下的祥子，为了几个小钱，夏天顶着烈日，冬天忍着寒风。记得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坐过一次麻木车。也是从文峰路菜市场出发，因为我要赶着最后一趟开往镇上的车回家，又快到开车时间了，走过去肯定赶不上了。我对车夫说，你快点儿吧，我要坐最后一趟开往某某镇的车。只见车夫一个劲儿地蹬车，遇到有坡的路段，他就不能坐在位置上，而是站起来，弓着腰蹬车。后来宜都不准人力三轮车行驶，就换成了电麻木，也就是摩托三轮车。电麻木跑得比人力三轮车快多了，坐在电麻木上，并没有从人力车舒服。二零零三年的时候，我坐的就已经是电麻木了。从文峰路菜市场到客运停车场，不到两分钟就到了。坐上车没有多久，车子就开动了。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小巴士，在村口下了车。现在回忆起来，从广东回家的这段路，我最不习惯的，还是从县城开往镇上的这趟车。路面差，沿途弯弯拐拐的，坐在上面特别不舒服。当然，我只能私下说说，要是这话被村里人听见了，他们肯定要骂我去了广东就忘了老家这片穷地方了。
在村口下了车，把手机挂在脖子上，才往家里走。我是个不显摆的人，不过，这一次，我是一定要显摆了，不为别的，只为母亲出一口气。记得二零零一年，我被工厂炒了无处可去，大年三十才赶回家。二零零二年正月，村子里面死了人，隔壁的某个大妈去送了人情回来，对我妈说，某某某人买手机了。那个人正好是从广东回来的，那个时候就用手机了，可是我还一名不文呢。母亲对我说：你要争气。我也对母亲说：下次从广东回来，我一定也有手机，您不要生气了。所以，现在我回村子，一定得把手机挂在脖子上，告诉村里人：我万传芳也在用手机了。
二零零三年春天，村里有手机的人，总共还不超过三个，不过那个时候的手机在村子里面，也只是一件无用的摆设，因为没有信号，所以手机形同虚设。尽管如此，村子里面的人依旧把有手机当成一种荣耀。乡下人目光短浅，没有办法。我有了手机，在某一段时间内，确实是村子里的头条新闻。有人看见我脖子上挂着手机，就问我手机是什么牌子的。我说摩托罗拉的。那个时候的手机牌子不多，主打牌子就是摩托罗拉。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彩屏手机，蓝屏手机刚刚上市，一部蓝屏手机卖一千多块呢。有人问我是不是蓝屏手机，我告诉他们，不是蓝屏手机，不过我并不缺买一部蓝屏手机的钱。
下了车没有走多远，就在半路上遇见了母亲。母亲生病了，要去村子里面的卫生所打针。那个时代的人，似乎并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生病了就朝村卫生所跑，直到村卫生所久治不愈，才会去镇上或是小县城看病。村卫生所又破又旧，而且没有医疗设备，药柜里面只有普通的药，贵一点的药都没有。母亲打了一针普通的青霉素就和我回家。
现在想起来，我算幸运的。因为三月份回家，我没有送进镇上的观察室去观察。就在我离开家乡后不久，非典越闹越凶了，连我家乡那片穷乡僻壤，也谈非色变，还专门在镇上选一处多年无人居住的厂房作了观察室，从异乡回来的人，先得去那儿报到，量量体温，没有问题才放你走，有问题的，还得在那儿免费吃住半个月，确定没有感染非典才放行。二零零四年春天回家，坐车从曾经做过观察室的厂房路过，墙体上用石灰刷上去的白色抗非标语还清晰可见。